2009年6月11日下午，被时间催赶着，来到流亡政府总理会客室。

看来所有流亡政府的办公室设施和摆设都既非藏传风格亦非中国古典，而一应西式风格：办公桌、座椅、书柜、会客沙发、茶几等。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办公室亦然，只是空间大些。当这样的空间里进来几位穿西装的西藏普通官员，我沉睡感觉开始苏醒，我得提醒自己，这是西藏政府所在地的西藏官员；当这样的空间里出现穿西藏民族服装的外交部长，而她是这个空间的主人，我必须睁大眼睛，慢慢适应眼前的景观：她讲藏文，举止文雅得体，亲切诚恳，对问题对答如流，率直而谦卑。当这样的现代西式空间里走进来一位穿绛红色袈裟的主人，我被带进一种陌生的境地，来不及思考，只能条件反射般地随机反应。

桑东仁波切，藏传佛教高僧兼西藏政府总理。红色袈裟相当臃肿，裹住他瘦小的躯体，但是全然无碍于他肢体语言的敏捷。他快步走进门来，含笑与我们一一握手，然后落座，说这里条件不好，请大家原谅。

一席握手，几句寒暄之后，他的神态尤其是眼睛已先声夺人——他目光敏锐，有如利器，似乎可任意切割所摄取的景致。年岁导致他下眼睑突出，这却丝毫不能阻挡他目光的力度。这双眼睛，与西藏寺院远古壁画中那些佛像的眼睛极为相似。这双眼睛甚至使他红色的袈裟也黯然失色。他的鼻梁笔直和鼻子坚挺，但屈居眼睛之下，丝毫也不能夺走那目光的葳蕤。这样一双压倒一切的眼睛，使他显得精神矍铄，神态自若，并在笃定平静中露出威严的贵族气。

凭直觉：这是一位罕见的重量级人物。

江琳强调这位总理是一位罕见的梵文学家。而他的会客室的书架上的书，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少部分是中文书籍，其中包括中国官方出版的西藏问题书籍，显示这位梵文学家可能在某一领域学贯中西。而我们有能力直接领略的，只有他的政治智慧。

我记得，在此前一次回答有关西藏主权和自治问题时，他曾经言及世界一体化趋势，明确指出目前欧洲世界已经进入追求各民族国家一体化的时代。他这一谈话内容让我深感惊讶。民族主义，国家主权，是上个世纪殖民主义时代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今，在殖民主义土崩瓦解，国家独立已经实现，民族自决已经让位与国家联盟，个体人权问题已经超越国家主权，成为人类关心的头等大事。而西藏，面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极权主义和汉族殖民主义，仍然必须首先争取民族的民族生存权，和文化、宗教的保存。西藏问题在全球化时代确实是一个滞后的问题，在人类行进的列车中，成了一节尾部脱节的车厢。幸而有达赖喇嘛以其遍及全球的影响力和信服力为自动力，拖着它不断前行。西藏问题的存在及其尴尬性，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极权政府制造的，虽然如此，我从未设想西藏领导人对此会有明确的意识和认同。桑东仁波切却对此直言不讳，而且谈来不卑不亢，从容不迫，这显示他不仅对西藏问题和流亡政府的诉求在世界政治版图和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位置及特殊性有充分的知觉，而且他绝不会盲目从众，放弃西藏的独特性。事实上，没有单个民族的自由存在，就不可能有世界人类文化的多元存在。
 
1959年第一批逃抵印度的普通藏人绝大多数是首次看见森林、火车，1960年在印度的藏人流亡学校上课的学生们，也是首次看见地球仪、首次获悉世界上除了西藏、中国和印度还有其它国家。不过50年过去，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官员的大脑完成了西方人类从工业革命到信息化时代300年的现代化转型。藏人藏在他们的袈裟里，笃信佛陀，安于中世纪生活，对现代世界既不感兴趣也一无所，这样的观点在桑东仁波切的会客室无法伸延，却遇到严重阻力，面临消解。我看到的这位总理，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胸怀的民主政治家，他的袈裟里拥有一个当代人类政治的地球仪。这个地球仪随时转动，是他关照西藏民族、文化、文明、命运和前途问题参照系。他自然而言地在世界版图和开放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把握西藏前途命运，他对人类世界历史进程的了解、他的知识结构、他的现代政治理念和精神道德修养，中国当代高层官员望尘莫及。中国流亡的民主人士同样望尘莫及。

桑东仁波切20岁逃亡。单巴次仁逃亡时10岁。他们是在同一年翻过雪山逃离中国的。而且他们是同一代人，年龄仅相差十岁。如果面前的桑东仁波切脱掉袈裟，他看上去会像单巴次仁吗？

单巴次仁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的经历在美国作家那本着名的《雪域境外流亡记》中有详细的描述。他的两个妹妹和母亲均死在流亡途中和印度修路营地，他最后一位亲人，父亲也重病在身，但是他没有撇下11岁的单巴追随死去的家人，他挺住了。在被抬到医院一周之后，他回到形单影只的单巴身边。随后不久，他再度听说孩子要被送到别处去托养。在西藏，他们一家五口是因为听到这样的消息，决定踏上逃亡之路的。几个月之后在印度再次听到这样的消息，这个五口之家只剩下父亲和单巴了。这次， 不愿意的不是单巴的父亲，是单巴。单巴他已经不能再经受任何分离，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东西一直在不断地遗失，家园、妹妹、另一个妹妹，然后是妈妈，就像自己的肢体一部分一部分地死去，单巴已经变得残缺不全。但是他不得不服从父亲的决定。这次是去达兰萨拉，他们的达赖喇嘛居住的地方，托养所的任务就是照顾在筑路劳役中失去双亲的孤儿。这一次的被迫别离，是单巴生命中最后一次离别，也是他生命的转折的开始。单巴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他此后中学、高中、大学一路直保持优异成绩。

学医不成的单巴，后来回到流亡社区，参与政府工作，同时直接参与争取西藏独立自由的运动：他参加了民间组织西藏青年会，这个组织以主张“西藏独立“著称，在当时的藏人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它的四位创办者都是西藏流亡青年，都是出身上层，而且大部分毕业于英国在印度创办管理的一流学校。在他们周围聚集着一批西藏青年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他们身上带有全世界被压迫的青年知识人和理想主义者的特征：贫穷、热情、浪漫而富于牺牲精神。“激昂的思想要求出路”，正如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彼得堡、莫斯科大学校园里的“斯坦克维奇小组”、“孙古罗夫小组”“拉舍夫斯基小组”培养了别林斯基、巴枯宁、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批俄国思想家、文学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大、四川西南师范学院、湖南师大的读书小组或文学社产生过胡平、王康、梁恒等一批中国民间思想家一样，在达兰萨拉七十年代的简陋的房间里，受过西方教育的西藏贵族青年聚集在一起，喝最廉价的青稞酒，在煤油炉子上煮茶，几个人用一个杯子，拿牙刷当勺子，他们彻夜长谈，激烈争论，讨论西藏的出路。这些西藏知识青年惊醒了西藏，西藏开始思考了。两千五百年历史俱往矣，现代自由意识的西藏，是七十年代初从那达兰萨拉诞生的。

达兰萨拉西藏青年会的诞生，也是达赖喇嘛民主自由意识的体现，他理解青年们的激烈情绪，但是并不限制和压制他们的讨论，并且支持他们的自由活动。

“中国人怎么那么容易就进入了我们的国家？军队为什么没有浴血苦战？昌都失陷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西藏青年们首次开会，当着达赖喇嘛的面，就对西藏噶厦政府成员发出这样的质问。虽然当时流亡西藏社会上下一致主张维持西藏独立地位，但是达赖喇嘛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如果没有达赖喇嘛的宽容与理解，这个组织（以及其它许多流亡西藏的民族间组织）不可能存在下去。这不是因为达赖喇嘛手中有武力，而是因为他在藏民中拥有至高的威望。

单巴就是在那个自由的氛围里，结识了一批西藏理想青年。与他们交往和接触，使对西藏命运前途的思考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在青年们的质询和政治参与引发流亡政府政治危机的几年之后，藏青会再度改选，成为31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候选人之一。并由于在青藏会分会拥有广泛声誉，在1978年被选为藏青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成为流亡社会中最具政治权威的人物之一。

由于必须依靠年纪轻、文化高、英语能力强的藏民，西藏流亡政府中的藏青会成员比例从七十年代的接近半数上升到八十年代的百分之七十五。桑东仁波切早年也是流亡西藏的民间组织“西藏青年会”的成员，主张恢复西藏独立的历史地位。单巴不仅和那一时期的桑东仁波切一样，主张恢复西藏的历史独立地位，而且在内地武装革命无功而败的情况下，他甚至主张更激进的手段。但是三年后，他出任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外事处首席秘书一职，跟随自己的精神领袖出访亚欧两州，苏美两国等地，眼界大开，西藏复兴的观念也随之改变。

达赖喇嘛奔走世界进行和平努力的成果，并不在于击退了西藏本土的中国军队，夺回了西藏的独立地位，却在于西藏的死而后生，在于西藏的凤凰涅磐，在于西藏社会、文化、宗教、传统在异地的重建，在于过去封闭的西藏走向了世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在众多流亡藏人试图演绎中国传统的变天帐的时候，达赖喇嘛以和平手段，为自己的民族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三十年前，达赖喇嘛的首席外事秘书单巴次仁32岁，他终于认识到，“他的幸存以及西藏整个民族的幸存，都是达赖喇嘛为复兴建设而和平努力的结果”，“西藏不寻常的希望并不在于失败的游击队，而在于”传统社会的力量，这一传统社会已经重新建立并正在走向世界”。

单巴不是宗教领袖，不是梵文学家，但是在西藏现实问题上，他与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是同一条思想和心路历程上的旅人。现如今，桑东仁波切是达赖喇嘛关于西藏“自治主张”和“中间道路”意义、目的、细则、来由的最权威的阐释者。桑东仁波切应当是单巴次仁共事多年的老同事或者年长十岁的老朋友。在不事佛、不读经、不工作的时候，他们相遇在达兰萨拉的老树下，或丹增嘉措的宅院里，也许会相视一笑，双手合十，彼此熟悉得知道今天对方喝了几碗奶茶。

此刻在总理会客厅看见桑东仁波切，等于部分地看见了单巴次仁。

江琳的问题是，桑东仁波切政务、佛事一身二任，是否相互冲突？回答是，连任第二届了，至今没有遇到有冲突的事务。未来两年，如果遇到冲突，他会考虑在僧侣和总理之间做出选择。

我突发奇想，如果中国有这样一位有学识、有信仰、有现代政治意识的总理，该是何等幸事！轮到我发言，我简报自己对他的直觉，然后问：如果您是一位中国总理，对目前中国现状您会什么有什么样的不同于中国当局的治理方案？他沉吟片刻，回答说：“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但我还是试着回答你。我信奉自由、平等与和平，如果我是中国总理，我至少要给中国人民自由。”中国问题千头万绪，积重难返，从周恩来到朱镕基、温家宝，历届总理为治理中国满脑门子官司，下场灰暗。我实在没想到他这么简单扼要就把一个复杂的问题摆平了。纲举目张，如果我是中国，我会考虑向西藏流亡政府借官、借经验，第一官是桑东仁波切，第一条经验是宪政与自由。

 
桑东仁波切与北明。易崴2009年6月11日摄于达兰萨拉总理会客室

易崴发问：西藏自治可能导致严重的汉化，汉化必然导致汉人的负面影响，如严重的贪污腐败等等问题，传染藏人。您如何看这个问题？仁波切对此问题深思熟虑，他的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汉化不仅必然引进汉人的毛病，也将引进汉人的优势，相信二者会有一个平衡。他举例说：我们有些第三代人留学欧洲，不会说藏语，不懂藏文，但是他们与我们之间的沟通没有问题。接着他说，“藏人汉化之后，不会说藏语，不懂西藏文化，变成了一个汉人，这无妨”。为何无妨？

他最后一言博得我等由衷赞叹，他说：

“只要他是一个好汉人”。

我相信他的意思并非同意藏人可以完全彻底全部汉化成为汉民族。我相信此话建立在对藏传文化将源远流长拥有绝对自信的基础上。我相信此话表达的是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脉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最大敬意和对中国民族的最大善意。我相信此话再度显示他作为政治家的宽旷胸怀和信仰者的容忍气度。我为西藏有这样的政治家感到宽慰。我想，如果不是语言障碍，我会成为这位耄耋老者的忘年之交，我能从他身上学到谦卑和宽容，智慧和慈威。

经过这次会谈，我们对内地西藏的现状和未来有了几点明确的认知：

一，提及未来的财政收入时，桑东仁波切顺便提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大陆汉人无从知晓，引起我等惊异，一向关注经济形势的齐越尤其感到吃惊。根据中国官方资料，中国政府对西藏矿藏资源的开发所得，远远大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投资和援助。“仅1979年到1989年从西藏开发的木材，出口总额达六亿美金”，他说。此外，矿物的开发，仅金矿，在西藏境内，在卫藏、康区、青海等地就有一百多个，桑东仁波切介绍说，“有关数据显示，在其中的一个金矿，每天开采量就达20公斤。”他回答说，消息来源是中国官方数据，时间在1999年到2000年中间。

二，内地藏区实现高度自治之后，这种自治不会涉入军事、外交管理，流亡政府也不会回去与当地政府争夺资源和利益。这个流亡政府将彻底解散。“内地的西藏人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他们应当自己管理自己”。

三，西藏流亡政府对发源于封闭地理环境中的西藏传统文化面对现代文明的挑战，具有信心。事实上，流亡政府自建立之初，就已从教育着手，开始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了。但是，桑东仁波切表示：军事现代化是藏文化唯一不能兼容的东西。

浓浓的奶茶上过两道了。合影，致谢，告辞。桑东仁波切说，时间有限，然后他还有其它安排。不过在我们临走之前如有机会，他愿意再度交流。

总理府和外交部是一座普通的小楼。二楼平台远离闹区，近瞰转经塔，远眺青峰白云，意接喜玛拉雅山脉。出总理会客门楼，接近傍晚时分，山脉层迭，青岚苍莽，夕照无限。

同仁们不约而同举起了相机。

心随蓝色山脉的韵律起伏有致、渐至无极，回望仁波切的“好汉人”之诺等言说，感觉有一首西藏奏鸣曲从这里缓缓响起。在传世至今的作曲家名单上，找不到这首西藏字符的曲目和作曲家的名字。这曲目和名字不在任何音乐史中，它来自雪域高原，是喜马拉雅山无言的造化。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只偕心灵永世长存，自古如是。

（补记：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总理全名桑东仁波切•罗桑丹增。“仁波切” ，藏语音译，是藏传佛教的尊称之一，藏文是“珍宝”、“如宝贵人”之意。修行者满足下列三种情形之一者被尊为仁波切：被认证的转世高僧、学问高深的世人楷模、成就很高的修行者。桑东仁切满足了上述全部三项条件。他5岁被认定为是四世桑仁波切的转世之身，7岁受戒，20岁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七十年代初完成宗教学业并以其深厚藏学功底，先后任印度瓦拉纳斯西藏文化学院院长和高级顾问近三十年。在转世高僧的特殊身份之外，他的梵文学养和藏传文化与宗教学识在相关学界首屈一指，堪为国际藏学巨擘；此外，在现实社会层面，在西藏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实践过程中，他具有西藏民主先驱者的地位：他是《西藏流亡宪章》的重要起草人之一。在以民主规则建立的西藏流亡政府中，他2001年当选首任民选部长、总理并连任至今，此前，他则是西藏议会立法议员和议会议长。他确是一身兼高僧、学者和政治家，三足鼎立的西藏真正实力派人物。）

记于2009年6月11日达兰萨拉
补记修正于2010年5月12日华盛顿


注：本文是将出版的《出中国•流亡西藏纪行》一书“纪行”部分的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