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民之所以关注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是因为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领导手里。千家万户对领导都有所求──请求领导过问拖欠的工钱，请求领导制止官商勾结的暴力拆迁，请求领导把自己党内的腐败「领导」好，请求领导别再「领导」老百姓的事，别再管老百姓听什么歌，看什么戏，什么书报不准出，哪些网络必须封，等等。
作家余杰写作和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见图），无非是批评领导，无非是对领导抱有希望，无非是想知道领导人到底有没有正视而不回避摆在他们面前的、非解决不可的重大社会问题。有没有决心从善如流，实施宪法，使中国在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方面获得实质性、制度性的进步？如果对领导绝望，还会浪费笔墨吗？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批评。这些批评的言论，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和要求。我看这种情绪和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真正能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
到底是共产党为实现理想而建立，还是理想为解释共产党的领导权而存在？虚幻与现实，谁为了谁，这个根本问题，到了公元二○一○年，竟然谁也说不清楚了。但据说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面党的领导是「公仆」，所以连斯大林也认为：对自下而上的批评，只要有百分之五的正确性，就应当欢迎；如果要求批评者百分之百正确，那就没有自下而上的批评了！
「自下而上的批评」是文明社会的家常便饭，但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却是难上加难的大难题。斯大林的话对中国显然没有约束力。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特色，主人和公仆的关系与众不同，即便如此，查来查去，中国的宪法、刑法、民法，都没有说过公民批评不得党国领导人。
六十年前流行过一句话，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九五三年出过一个「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事件：一位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共产主义者，压制一位专科学生的批评，中共中央发觉后，给了他留党察看和撤销部长职务的处分。此事被立即通报全国，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务必倾听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不可因身居高位而批评不得。
现在流行唱红打黑。正是毛泽东本人，在七大会场上，请求大会批准，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标志。须知有无「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区别真共产党和假共产党的标志。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共产党，是真；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共产党，是假。
乐意为《中国影帝温家宝》作序
《中国影帝温家宝》不能在大陆出版，准备到香港出，但是作家受到警告，香港也不许出。警方的逻辑是，领导人不是普通人，批评领导人就会成为很严重的刑事案件，很有可能像刘晓波那样判重刑。
警方的逻辑是现实的逻辑，但这是小题大做，起码是帮倒忙；说得严肃一点，是替和谐开倒车；用法律语言来说，这是非法的、违宪的。我希望警方悬崖勒马，迷途知返──现在还来得及。也许毛泽东当时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意在表演，但一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而载入史册，受党领导的警方就不应该把它视为儿戏。文明的进步需要积累，昨天和今天的表面文章，说不定就是明天保护人权的具体现实。
对公民的批评，需要党国领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用不着紧张，用不着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力量来「维稳」。
我很乐意为《中国影帝温家宝》作序。因为中国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言者无罪的虚拟世界，一个是言者有罪的现实世界。领导和被领导，大家都在矛盾中间过日子。为了解决矛盾，首先需要指出矛盾。二百多年前，安徒生用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向欧洲人指出了矛盾。现在同样需要有人向中国人指出矛盾。余杰先生作了勇敢的尝试，这本书也将因此成为检验中国的药剂。如果从此以后，言者真的无罪，党国领导、省市领导、县区领导、乡镇领导，真的成为公民有权批评的对象，公民真的有了批评任何官员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本书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原载《动向》杂志2010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