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个题目，其实可以不讲，我已经有两本书，一套书有80万字，但这本书不让国内未能允许出版看，在国内为禁书，所以我不得不讲。武汉市教育局发通知给中、小学，收缴黄色、反动书刊——《墓碑》。教育局发动学校，中、小学。我没有想到这本书还能进入中小学，感到很奇怪，而且还是被归为黄色书籍。由于因为是“黄色”书籍不让看，所以我就得讲讲。

大饥荒到底死了多少人

首先我介绍一下几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大家比较关心，也是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官方承认的有三个数字，第一，官方公布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可以算出是1600多万，官方公布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应该是全面的。第二，80年代，各省公布了人口数据，根据各个省市的官方公布的数据，饿死2000多万。第三，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下达的国家际级课题，同西安交大的蒋正华计算结果，是1700多万。国家计生委和统计局计算是很科学的。

1600多万、1700多万、2000多万这三个数字是官方承认的。现在有一些网站像乌有之乡说没有饿死人，官方都承认有饿死的人，而且主要承认的是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老先生。

这些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大饥荒年代的人口损失分两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少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主要是饿死的，当时没有战斗、没有地质灾害，都是饿死的。少出生人口是因为饥饿，导致出生率降低。当时的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很多，所以出生率很低。

非正常死亡人口的计算方法：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平均人口

“当年死亡率”和“平均人口”是上年年底和下一年年底人口平均。死亡率、人口总数、出生率这些都是公布的。

“正常死亡率“是怎么算的？前三年加起来平均，后三年加起来平均，把两个平均数再平均一次，就是正常死亡率，没有饥荒正常年景死亡率应该是10.47‰，但按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是非正常死亡人口。

少出生人口是怎么算的？某年少出生人口数=（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当年平均人口

“平均人口”是上年年底和下年年底加在一起，除以2。出生率、死亡率都是按平均人口计算的。按照国家公布的数据算，前三年的平均加后三年的平均，再平均一次，为35.10‰。

为什么要平均？主要是排除偶然因素。

198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数据，在以前没有公布，这个数据可以看出，1960年公布的死亡率是25.43‰，，为多年最高，自然增长率是-4.57‰。

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1960年人口是66207万，1959年是67207万，正好差一千万。本应该是下一年人口比上一年人增加，可不但没有增加，人口反而少了一千万。所以公布了以后，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日本共同社发表新闻说：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人口事件。

 


（图说：1982年中国人口性别年龄构成）

如上图所示，纵坐标为年龄（0—90岁），横坐标为不同年龄的人数，80年代0岁有多少，一年一年地划，划到20岁那一年，是1960年，男女人口图留下了缺口。按说这个曲线是平划的，是延续的，但缺了一个口，1960年缺得最多。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画了一个图：21岁—23岁这一带人口缺了一大块。

1949年是和平年代，没有战争，出生率是逐年提高的，而死亡率应是逐年下降的，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1972年开始计划生育。如果没有大跃进，1957年—1964年人口趋势是连续的，死亡率是一条略微向下的倾斜的曲线，出生率是略微向上的曲线。各年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分布在这两条曲线上。这是正常死亡率和出生率的预计。为了排除偶然因素，我就以1958年的前三年和1962年的后三年来分析做。这是按国家统计局的一个官方数据。

这是按国家统计局的一个官方数据。

第二是各省公布的人口数据，1986年以后出版了一套书，叫《中国人口》，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此书是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各省分册由各省组织有关人员编写。除了西藏、台湾以外，其它各省我都抄了下来，一个一个地计算，算出的结果是2098万。

国家统计局算的结果是：1958—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人数1619．92万人，少出生3150万人,人口总损失4770多万人。

如果使用各省数据计算的结果是：1958-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少出生3220万人）。人口总损失了5318万人

官方数据，包括国家统计局和各省市数据有很多误差。总人口增加数总人口增加数（当年底人口总数减去上年底人口总数）和自然人口增加数（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应当是相等的，但实际不等，差别比较大，说明统计很粗糙，每年由各生产队统计，会计、队长一报，这个生产队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总数多少，就算出来了。

 

大饥荒死亡数据如何被隐瞒

官方数据最大的缺陷就是隐瞒的死亡人口。总人口不会，但粮票、布票各种票证都是按总人口发的，死亡人口一般都会少报，少报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可以减少当地官员的政治责任，第二是可以“吃空额”，人死了以后不报，粮票还可以发下来，隐瞒死亡人口在那时是一个很强大的秘密机制。

我虽然讲了很多例子，但统计社是怎么隐瞒的？比如说河南信阳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党委得知省委工作组即将到来的通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电话会议，说公社党委向县委报的死亡人数是500多人，然后分到各个队，各队去报，不能多，也不能少。当时发了一个紧急通知：各生产队长、会计：公社分配我们大队死亡人数34人，大队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数字不能多，不能少。一队4人，二队5人等这么通知下来。伞陂公社第一次向上报的死亡人数523人，第二次报的是3889人（后又改为2907人），后来省委工作组调查结果是6668人。

河南唐邑县统计死亡数字时上级规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统计时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就是尽量少说，死亡人口大量隐瞒。

国家统计局是1600多万，各省算出的是2000多万，国家统计局减少了死亡人口。

怎么样算出它的真相来？人口学家对中国统计局的数字进行分析修正：

1.1953年人口普查。他们认为人口普查效果比较好。

2.1964年人口普查。在1953年普查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项目，共九项。

3,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除了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4.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大约100万人口中的约30万名15至67岁的妇女进行了抽样调查，即对1940年以来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这一调查是由计划生育人员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可靠性较高。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修订的数据计算结果，非正常死亡2987.1万人，少出生3119.5成人，人口减少总数为6106.6万人。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Coale）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出生3068.3万人。人口总损失5549.3万人。用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Coale）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出生3068.3万人。人口总损失5549.3万人。

用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诺（G．Calot）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50.9万，四年少出生人口33197.85万人。人口总损失6048.8万人。

这是三个比较有名的人口学家算出的结果，一般三年是3000多万左右。加上1958年底到1962年可能就更多了一些。

彭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一书中个绍了几个数据，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有各种估计。彭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一书中个绍了几个数据，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希尔估计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

中国学者的计算最早是李成瑞老先生，他到欧洲开会，会议阶段跟班尼斯特、科尔进行交谈，他想，既然外国人能算，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算？自己算更好一些，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李成瑞老先生回来以后就跟国家计生委主任陈慕华写了一个报告，要建立一个国家课题，进行招标，招标结果是西安交大的蒋正华中标。蒋正华是学电机的，80年代初期很多人搞软科学，他也是。但他没有搞其它的，就是经济方面的，后来在印度加尔各答学习一年人口统计，回来以后就搞人口所。人口所刚成立不久，蒋正华就中标了。算出结果，他很聪明，按国家统计局以前的1600万稍微多一点，算1700万。李成瑞、陈慕华很高兴，说咱们中国算出的人口是最科学的，最正确的，而且跟国家统计局的比较接近。后来蒋正华的官位一直顺通，一直到国家领导人，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美国的一个教授叫丁抒，他算的结果最低数字是3500万人。

上海大学金辉认为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

英国一个记者搞贝克尔写了一本书，称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现实，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4600万人之间。还有一个数字是5000万—6000万。

这个数字怎么来，当时有没有调查，不清楚。1961年有三个人，一个是贾启允（国家统计局局长），二是周伯萍（粮食部办公厅主任），三是陈国栋（粮食部长）他们三个人就跟各个省打电话，统计死了多少人。搞了调查，统计以后，是几千万。他们写了一个报告，给周恩来和毛泽东。周恩来看了以后，马上说：立即销毁。过了一个星期，周恩来不放心，就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这样，周恩来才放心。这事后来是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讲到的。2003年我找到了周伯萍家里去，问他到底有几千万，他不说。当时我说是不是两千万，他说就是这个数，他不愿意多说。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估计就是周伯萍这个数。周伯萍他们的统计是电话调查，也可能是正确的人口调查，在这里说是想做一个参考。

另外一个人叫王维志，是人口所的研究员。他认为三年非正常死亡是3300万——3500万人之间。他是莫斯科统计学院毕业的（50年代），在莫斯科学习人口统计，回来以后，就公安部三局搞人口统计工作，1961年、1962年跑到省里去进行人口核查的调查，他的数字没有向外国学者搞复杂的数据统计，他用他的经验办法，算出结果是3300—3500万。

根据多方面估计，我觉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

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000万人。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间惨剧，这个悲剧掩盖了五十多年。当时，报纸、所有的官方文件都极力掩盖。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发出了零星报道。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精心安排了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

英国记者格林（Felix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Curtainof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

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说我的《墓碑》是造谣。政府还将它列为禁书。从香港是不让带过来的，带过来就要没收，所以我也只有这一本，我带不进来。

这么一个惊天惨案，被掩埋了50多年，到现在很多年轻人还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挨饿。


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并非自然灾害


教科书、中央文件上写的都是三年自然灾害，是不是这样？我去了5次国家气象局，翻了一些资料，找一些专家进行座谈。天灾年年有，三年是正常年景。中国这三年是风调雨顺？也不是。因为中国这么大，灾害还是很多的。今年就有很多的灾害。“三年是常年”，那什么是“常年”呢？有几个曲线：国家气象局对350个站点40年的一个气象资料进行分析，看这三年是不是偏离，正常年景是不是很大。有五条线，我就说两条。

第一条是：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就是40年平均的降水量，当年的降水跟40年平均降水量的差距、距离。这三年的降水量跟这条虚线的差距，差距越大，自然灾害就越重，上面是水灾，下面是旱灾，这些年代，没发生过饿死人的情况，比1983年厉害得多，但1959－1961这三年却饿死人了，这三年是常年，偏离比较小。

还有一个数字，植物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生长季影响作物增长，但也不是偏最大的，最大的是50年代和80年代。

还有其它几个指标，不属于天灾。“天灾天年年有，这三年是常年”。

是苏联逼债吗？

后来又说是苏联逼债，苏联撕毁合同。我通过查大量的资料，对这个历史予以否定。

苏联1959年是撕毁了合同，但撕毁的是跟农业无关的合同，只是原子弹方面的合同。1960年7月16日，苏联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撤走在华专家1390名，撕毁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有余。这就说明我们的大饥荒和苏联是没有关系的。

说苏联逼债，教科书上讲对苏联债务是怎么还的。实际上苏联没有逼债，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要提前还债。周恩来在1964年的报告中说：“我们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既然能够用“比偿还外债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小兄弟，说明偿还外债并没有构成重大负担，更说明偿还外债不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比偿还外债花费更多的是支援社会主义小兄弟。

据记载，当年曾从加拿大进口一船粮食，已经运到太平洋了，中央一个命令，就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尔巴尼亚。我们就挨饿，阿尔巴尼亚的情况其实比我们还要好。

天灾也好，是苏联逼债也罢，这都是借口，真正原因，是落后，制度的落后。

粮食在1949年建国以前不紧张，当时上海、天津一些沿海城市可进口粮食。1949年以后，沿海城市就不进口粮食了，所以就较紧张。后来城市人口增加，工业化粮食就非常紧张了，1953年就开始搞统购统销。到1958年粮食却突然多了起来？为什么？当时放了很多“卫星”，苏联于1956年发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人跟着高兴，跟着庆祝欢呼，跟着自豪，而自己干了什么好事，有什么成就，也叫发“卫星”，粮食单产叫发“卫星”，自己科研搞了一个小成就也叫发“卫星”。

6月11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等。当时《人民日报》每天都要大标题放“卫星”。发“卫星”是几万斤的产量。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在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用太阳能的转化理理论，论证粮食高产的科学性。说产几万斤粮食是很容易的，是应该的，是科学的。

以讲实话著称的副总理陈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广东番禺县访问记》的文章，说他亲眼看见了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

陈毅可能是被骗了，当时在场地上堆了一些东西，外面是一层水稻，下面都是糠。陈毅副总理看到的可能是这个景象。

粮食这么多怎么办？毛泽东很着急。就提出“少种、高产、多收”的种植方针。所以就放开肚皮吃，甩开膀子干”，1958年秋收后，大吃不到两个月，不少地方年底就断了粮。

中国科学院组织科学学研究粮食综合利用。不久，这些科学家肚子也饿得不行，就把课题改为研究代食品。向中央提出了大搞代食品的建议。说虫子怎么吃，青草怎么吃，虫子的营养价值比粮食还高得很，中央还发了文件，人民日报还登出来了。

1958年8月17日到30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工作重心应当由农业转到工业上去。所以就全国大炼钢铁，9月，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由8月份的几百万人增加到5000万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炉60多万座。10月，达6000多万人，最高达9000万人。加上其它战线直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一亿。文化部也成立了炼钢指挥部，著名戏剧家夏衍担任炼钢总指挥。外交部也在院里筑起了小土炉，燃起了熊熊烈火。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孙夫人宋庆龄，在她家的院子里也搭起了炼铁炉，秘书、司机、炊事员一齐上阵，孙夫人也亲自动手，也在努力为“1070”作贡献。中央也搞了一个炼钢炉，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当总指挥。炼钢铁使全国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树被砍光，生态到现在还有影响，还没恢复。

出现钢铁后，各地就建厂，搞工业化，工业落后的西部省——甘肃省，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建厂1000多个；3月到5月，建厂3500个；5月到6月，全省厂矿数猛增到220000个。其中，省办的2500多个，县办的15000多个，社办的185000多个。全省出现了10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多个百厂社。这些厂都是瞎搞，瞎折腾，浪费资源，粮食也不种了。

粮食是吹牛吹出来的，说吹牛不纳税，但在当时，吹牛是要纳税的，由农民纳税。粮食产量高，征购的指标必然会提高。征粮食就是拿公粮，强制性征收的。1953年以后就是统购统销，农民的余粮得卖给国家，不能卖给食堂，吃饱以后没有余粮，刚秋收以后，所有的粮食估计得交给国家。种子、饲料、口粮都卖了。粮食征购指标是从中央下到各省，各省交到各县，粮食产量高，征购就高了，1957年是25.3%，1958年是28.3%，1959年是35.7%，到1957年就很紧张，就征多了，当时的情况的是超过25%农民就没饭吃了，这些年很高。这么高的指标要征购，农民没有粮食交怎么办呢？就会瞒产私分，本来是产一万斤，农民就说是产5000斤。所以后来在全国就搞了一个“反瞒产私分”运动。这个运动非常残酷。

案例：

1959年秋，四川省荣县小春征购任务没有完成，10月2日，在长山区召开五级干部反瞒会议，落实征购任务。县委第一书记徐某布置斗争会时说：“群众真正起来打人，不要泼冷水。”长山区首先打人，县委立即表扬，并批评其他地区右倾。这个会上吊打了30多名社队干部，10多人致残，捕了3个公社干部。10月25日，又在钟鼓楼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会议，规模为4000人。这个会有30多个分会场同时打人，会场严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乐德公社14个公社干部中被吊打4人，撤职8人，受其它处分2人。该公社大小队干部被打的有142人，当场打死1人，打残病死1人。会后，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上级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干部打群众。一些“敢打人”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干部受到批评。区、公社、生产队普遍设“警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逮捕、劳教、处分，并且普遍使用肉刑。据对长山、人和、刘家三个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队长以上干部被打死。复兴公社三大队打死社员3人。1959年12月9日，丰都县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区召开“反粮食瞒产”现场会，现场会上吊打7人，其中1人当场打死。会后，区、乡先后召开现场会，当场打死173人，1179名干部被撤职。

辽宁省铁岭汎河公社在查粮挖粮时宣布：“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谁藏一粒粮食，谁就是反革命”。有的在党员干部会上提出“没有杀人的心，就购沟不出粮食”。公社党委书记徐广仁在杨威楼片召开生产队支部书记会时，把绳子摆在桌子上，问大家：“你们认识这个东西不？有没有粮食看着办！”当场斗争药王庙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崔凤伍。在药王庙召开的生产队队干部会上，第一小队队长刘春林生病没有来，徐广仁让人用手推车推到会上“辩论”。徐问刘：“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刘只好答：“大跃进了。”又问：“人民公社优越不？”刘答：“优越。”紧接着问：“那你为什么不拿粮食？”购粮干部安玉清逼社员李墨林回家拿来了70斤口粮，还要他再回去拿。李说这是逼人命，安就说李“破坏粮食运动”，送县公安局押了15天。购粮干部魏长久在药王庙生产队逼社员刘玉青拿粮，刘说没有粮。魏就把刘绑起来让其跪在地上，用脚踢。这样的例子很多。

各个省打死人情况很多。这样的情况，这样的饥饿，中央政府当时采取什么措施？1958年以后，因为胡闹，毛泽东当时看到了一些，1959年秋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都是反“左”的。毛泽东发现过后，就开始反左。1959年春，中共中央发三了个文件向农民让步（社员可以养猪和家离，扩大自留地），按这个趋势下去形势会好转。但1959年7月开会庐山会议，进一步纠左，进一步恢复正常的情况，在这个会议上，彭德怀写了一封信，于7月14日，批评大跃进，讲的一些真话，7月23日毛泽东就出来讲话，反左马上变成了反右，使错误政策变本加厉，饥饿加剧。3600万人当中的三分之二是庐山会议以后饿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