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不当“革命党”？
中共十六大之前，所谓“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课题一度炙手可热。据说，江泽民、曾庆红以及一些“太子党”的大人物对此题目颇为上心，中共中央党校甚至将其列为正儿八经的研究课题。
对当今中共而言，“革命党”不过是个空洞无物的历史名词，当不当“革命党”似乎没有什么现实差别。而“执政党”的头衔也早就自荐自封、自恃自为，再说，既无公开的在野党，又哪来合法的执政党？总之，这个课题让人有些莫名其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转变”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意？与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有何关联？要怎样“转变”？同样令人生疑的是：这个曾经靠“革命”起家、用“革命”夺权、凭“革命”居功、以“革命”为荣、就是死了也要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高帽子装进棺材里去的政治集团，虽然它确实有些年头只讲“改革”不讲“革命”了，但是，难道它真的从此要变性、要从良，再也不想当“革命党”？
也不过是鼓噪了一阵子，中共“第三代”并未做出任何更张改制的真动作。后来，“第四代”似乎对这个课题没有什么兴趣。渐渐地，“革命党变执政党”也就不大有人再提。是“转变”被推迟，还是已搁浅？是不想“转变”，或不必“转变”，还是“转变”不了、没法“转变”？此中内情，国人未知其详，恐怕党人亦未知其详。
料想，中共大佬们是有一些说不出口的苦衷。也许，是“革命精神”太旺盛，还没有过足“继续革命”的瘾？也许，是不想背上“砍旗子”、“丢刀子”的名声，怕死后没脸去见列祖列宗？也许，是担心一旦撤下了“革命党”的黄金招牌，“太子党”们就会失去继承血腥遗产、独享革命红利的资格？又也许，是因为遇到了不能克服的“理论困难”，在“马列毛邓三”的意识形态杂货铺里，实在是理不清“革命”与“专政”、“专政”与“执政”的头绪和脉络？……罢了，不管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原因，反正这是一道难题，一道毛邓的传人们不敢深究、难於破解，只得冷处理的政治难题。
百年难解的难题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第一个遭遇这道难题的政治团体。想当年，辛亥革命后的同盟会，北伐战争后的国民党，早就碰到过同样的课题。很可惜，一九一二年的同盟会和一九二八年的国民党，也都未能完成从革命党转变为宪政党的组织转型，在跨进民主共和之门时，通通卡了壳。（请注意，此处笔者将中共所谓“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改成了“革命党转变为宪政党”。一字之差，涵义大异：革命党尽可转变为普通政党，但谁也不能保证它必定成为宪政民主体制下的执政党。若其非“执政党”不转变，则其所谓“转变”必是自欺欺人。是故，“革命党变执政党”是个假命题，“革命党变宪政党”才是真命题。）
遥想民国初年，共和鸣锣，宪政开张，本来已经形成了政党勃兴、革命党转型的大好局面。这正是共和国体、立宪政体之所必需。如梁启超所言，“共和政治之运用，全赖政党”。如宋教仁所言，“最适於立宪政治者，莫如政党政治”。梁、宋所指政党，当然不包括革命党，而是指生存於议会、浮沉於选举的宪政型政党。然而，人们没有预料到，仅仅两年之后，民国开局风风火火的政党政治就以政党消亡、革命党复兴而告终。
文人不敌武夫，宪政党比不过革命党，这似乎是中华民国的宿命。但革命也就从此走调了、变味了。救国靠革命，建国还靠革命；夺权靠革命，掌权也靠革命；有敌人时闹革命，没有敌人创造敌人还要闹革命。清朝末年本来一党独革，皇权覆灭之后反而演变成三党赛革（国民党要搞国民革命，共产党要搞阶级革命，还有一个青年党要搞“全民革命”）、国共互革。到了共产党大获全胜、一统江山，“革命事业”仍不肯自行了结，反而变本加厉变成了时时革、处处革、人人革：革完权力革财产，革完肉体革灵魂，革完学术革思想，革完道德革文化，革遍党外革党内，革过活人革古人。据说，红色中国要当“世界革命”的中心，一切工作都是“革命工作”，中国人民全都成了清一色的“革命人民”，一日不革出共产主义，共产党就一日不许中国人民过安生日子。
於是乎，辛亥革命过去一个世纪了，一革赛一革、后革灭前革的革命党们终究也没有变出宪政党（当今台湾的“中国国民党”除外）。中国大陆仍旧还是以革命起家的共产党独佔政权，包打天下。长达一个世纪的长程革命之中，革命党通通变质了，革命也早就异化了。原先是为了革命而组建革命党，后来是为了夺回“革命的果实”而维持革命党，再后来，却变成为了革命党（和革命党的“太子党”）垄断政权而“继续革命”。简言之，原本是革命党人为革命献身，不知不觉就变成了革命为革命党人谋私。
革命党非政党
政党是什么？有两个被广泛引用的经典定义。爱德蒙。柏克说，“政党是依某些一致认同的原则联合而成的群体”。约瑟夫？熊彼特说，“政党是人们在争夺政治权力的竞争性斗争中为协调行动而组成的集团”。熊彼特认为他的定义与柏克对立，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二者的差别无关宏旨。柏克指的是英国托利党、辉格党那样非正式的近代议会型政党（党各有“原则”、却不一定有稳定的组织），熊彼特指的是美国共和党、民主党那样的现代选举型政党（党未必都有“原则”、却有一套在议会和选举中行之有效的组织协调机制）。二者的确有一些差别，但显然一脉相承，且并非必定对立。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党，议会民主国家有，“阶级专政”国家也有。在大多数国家、大多数政体中，若忽然没有了这种名之为党的东西，政治体制将变得难以运作，甚至会变得难以想象。但是，民主国家与专政国家的党完全不是一回事，与其说它们都叫党，还不如说某些所谓党其实是真政党的对立物，比如中共这样的党。真正的政党本是代议制度向纵深发展、选举权向平民社会扩大的产物，亦即民主深化的产物。如康有为所说，“夫立宪者，政党之父。国会者，政党之母。多数取决者，政党之胎也”。其意即：政党必以宪政为条件，必与民主相依存。若非如此，则其徒有政党之名，必无政党之实，充其量只是政治性的朋党、宗派、会党、道门或黑帮而已。
那么，革命党属何种性质，它是政党之一种吗？非也。将兴中会、同盟会等早期革命党与强学会、国会请愿同志会等早期改良立宪团体相比，不难看出，革命党乃发源於传统的会党，立宪团体才是中国新型政党的雏形。以政党理论观之，革命党也当然不是政党。革命胜利之前的革命党都是反政府、反体制的非法团体，是地下秘密组织或流亡组织，以群众运动、武装暴动、秘密暗杀、军事政变等方式从事非常规的政治活动。革命胜利之后的革命党则要么功成身退，要么蜕变为“打天下、坐江山”的独裁团体（不独中国，亚非拉大多数的一党制独裁政府都是由曾经领导该国独立解放运动的老革命党演变而来）。而现代政党──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则必定是依法公开设立的政治组织，受法律、规章和主流文化的约束，且必须尊重其他政党的同等权利，必须服从选民取舍的党争规则，而绝无任何特殊资格以自命“伟大”、“先进”，更不得以暴力手段强行排斥异己、镇压“敌人”。因此，革命党非政党。
在中国，“革命党非政党”原本是社会公论与政界共识，后来才被中共故意混淆。早在清末民初，当时的立宪派人士绝不认可革命党属政党，而革命党方面也坦承自己不是政党。孙中山说，同盟会“居於政党之外”，与政党“实大有不同”、“其根本上绝对不同”。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说，“本党系秘密结社，非政党性质”。一九二一年重建国民党时，孙中山又说，“中国国民党不是政党，是一种纯粹的革命党”。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写过《诛政党》，辛亥革命后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章士钊提出过“毁党造党”说。二人所论均明确以革命党非政党为立论基础。其他着名的革命党人如宋教仁、黄兴等人也都认为革命党非政党。因为有此共识，所以，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无论旧官僚还是新军阀──普遍认为，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昔日的革命党已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它只有两种选择：第一，自行解散，第二，立即转型。否则，如其拒绝变法改制、改弦更张，将与新兴的民主政体相冲突，将成为共和国的累赘物，更根本谈不上成为宪政法治之下合格的执政党。也就是说，为党、为国、为人民、为未来着想，胜利之后的革命党非立即转变为普通政党不可。
共产党怎样才能变成宪政党
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同盟会没有成功变成宪政党，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也就渐渐完蛋了。国民党没有在大陆变成真正的宪政党，国民政府的招牌终於保不住，只好移到台湾去。共产党还能变成宪政党吗？它怎样才能变成宪政党？
自“武装夺取政权”以来，中共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专政收场、宪政开张的问题，相反竟以“最最革命”、“彻底革命”为能事，在“革命”的名义下杀人越货、伤天害理，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更试图在“革命”的火力掩护之下永久“专政”、永不下台。它原本打算就这么一直胡闹下去。然而，时代不同了，改革开放使得共产党的“阶级性”越来越面目模糊，“革命性”也越来越名不副实。民心在变化，政治潮流在变化，中国的民主化、宪政化越来越难以阻挡。事实正是，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已断乎难以为继。而要害在於，若没有了“革命”这只大羊头，共产党就只剩下了一堆贪权好利、蝇营狗苟的臭狗肉，其“专政”的底气何在？“执政”的依据何在？拒绝宪政民主的藉口何在？“人民共和国”的前途何在？
无论如何，要么革命到底，专政到底，最后一棵树上吊死，要么变身普通一党，从此规规矩矩，与一切新老党派守同样的法律、受同样的监督、由同样的选民自由抉择。二者必居其一。共产党终究绕不过去这一关。若要免於被将来汹涌的民意赐死，它就必须提前转变成一个宪政型政党。而转变的方法其实也并不需要什么政治独创，史为明例，不假外求。共产党至少有两位优秀的华人好老师，一可取法宋教仁，二可学习蒋经国。分裂重组共产党，开放接纳反对党，如此，则中共可变，旧党可新，宪政可期，中国有福。
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原载《争鸣》月刊2010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