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北京一个普通的保安公司变得非常出名，原因是其业务太不“普通”。北京“安元鼎”公司长期承揽地方政府的“截访”业务，以非法拘禁的方式（有时候还对被截访者构成人身伤害）将上访京城的人送回户口所在地，牟取暴利（本报曾做过报道和评论）。
这个公司的黑幕一经媒体曝光，舆论哗然，纷纷批评地方政府将公权力外包，而一家企业竟然公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从法理上说，这样的批评角度是合适的。但是，如果我们撇开法理的角度—–单纯谈法理，当下中国许多事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从现行政治的运行方式、从各方面利益的博弈来分析，我们会发现，不单“安元鼎”，其实许多机构和人员，在大发特发“维稳财”。
如果单从商业经营的角度来分析，不能不承认“安元鼎”的老板脑瓜子很活，很有商业眼光，能够敏锐地抓住商机。当下的中国，是钱跟着权走，公权力重视的领域，一定会有许多的商机。以“维稳”为例，从上到下都在讲“稳定压倒一切”。既然叫“一切”，我的理解是应该包括所有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以及芸芸众生的各种权利和人世间种种正义。各地为了维护“稳定”，更是不惜成本，维稳经费年年增长。而“截访”是“维稳”的重中之重。——地方政府的说法说“阻止非正常上访”。上访者多是在当地得不到救济，要去更高权力机构寻求救济一定是“非正常”。
在中国许多地方，行政区内上访人数、上访的级别，是衡量一个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即通俗的说法“一票否决制”，和主要领导人乌纱帽直接挂钩的事，当然是头等大事。以前无权无钱的信访局也一下子成为有权有钱的重要部门，一位县信访局长曾对笔者说：多么多科办委局，只有他和公安局长等少数部门负责人打县委书记的手机，书记一定马上接听——因为他的电话很可能通报本县最新的上访信息。那么，既然“截访”成为“维稳”的中心任务，围绕这项“中心任务”滋生了许多发财的机会，岂非自然之事？不用说信访部门要增加人员、经费、装备，给一些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而“截访”的过程中，一些部门的某些人员就能利用权力发财，比如一些地方政府进省城、京城找有关部门拿钱“销号”—-即销掉本地来上访人员的登记信息，使上报的材料中显示本地上访人员减少，早就有媒体予以报道了。而“安元鼎”公司从事“截访”的业务不过是应运而生罢了。“上访”事关地方主要官员的前程，于是乎，许多地方为“截访”疲于奔命，且不说重要会议期间，各地维稳办负责人带领各部门人士聚集京城、省城来阻截本地上访人士，就是平常时期，也一刻不能放松，一旦知道有人去了省城和京城上访，那简直是兴师动众、劳师远征，公安、信访等部门派出得力干将驱车跨省“截访”，其成本是惊人的，因警力有限，会直接影响本地治安。且本地官员去省城、京城，人生地不熟，办事效率欠佳，也由于一个县、市基本上是个熟人社会，社会关系盘根错节，本地人去截本地上访者，后遗症多多，尤其在目前社会矛盾多发期，从事直接截访者是冒着相当的风险。地方政府和“安元鼎”这样的公司长期合作，将这种“截访”业务外包给该公司，从经营的角度来说，减少了成本、提高了效率、降低了风险。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选择这种外包的方式，是一种自然的逻辑。
当然，这种外包带来的负面效益怎么估计也不为过，有关人士已做了充分的评论。但对和“安元鼎”签合作协议的地方政府来说，所损害的是“公共牧地”，所维护的则是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安元鼎”这种发“维稳财”的公司，只因为方式太过暴烈而惹起了众怒，其实我们想想，有多少人在做“维稳”的生意？地方政府执法不公惹出群体性事件，花钱找网站删帖或者找报纸公关撤稿，或者雇人在网上发布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些，不都是“维稳”生意么？
“安元鼎”这个公司的名字起得不赖，“安”者，安定、稳定之意；“元”者，首要之意；“鼎”者，政权之意。首要的任务是安定政权，这多大的抱负呀，和“稳定压倒一切”暗合。但若“维稳”真成了一门生意，许多部门、许多人都想在这项生意中分一瓢羹，那么，“维稳”很可能会走向其反面。为政者对此不可不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