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贾格兰德宣布，将本年度的和平奖授予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中共“囚徒”刘晓波博士。这条传递着人类普世文明的喜讯，对于中南海内的独裁执政集团而言，无异于当头一记闷棍，手足无措的中共意识形态“头领”和遍布华夏的“维稳”大军一时不知从何下手去应对这个新出现的“不安定因素”。随后的几天，面对国际主流社会对刘晓波先生的广泛支持，中共的宣传部门不敢高调正面应战，只好先唆使法国、俄罗斯、古巴、委内瑞拉等国的亲共人士撰文或发表讲话抨击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避开国际舆论的风尖浪口；面对国内的普通民众，对于刘晓波博士的获奖，中共执政者敢怒而不敢“言”，如果开动舆论机器高调、全面、深刻的批判刘晓波先生，肯定无法绕开晓波先生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的话题，进而可能会引发国民对《零八宪章》的关注、讨论甚至研究，中共执政者缺乏让民众面对《零八宪章》的自信。
党媒《环球时报》、《人民日报》分别于10月9日、10月17日怯生生的以中国人民的名义谴责诺贝尔委员会授奖给刘晓波是分裂中国的行为，两篇文章都断章取义的引用刘晓波先生过去的讲话指责、歪曲、丑化他的道义形象，并否定他在中国社会进步中的贡献。同时，以祥林嫂的语调诉说中共执政近30年的改革政绩以及现存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又借古讽今的嘲笑前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然而，诺贝尔和平奖的高贵、神圣之处就在于他始终代表时代的主流文明发展方向，并具有不畏强权，挑战野蛮、呵护正义，推动和平，尊重普世文明价值的特征。他超越了国家、民族和种族的界限诠释和平的概念，捍卫文明的标准，并多次警告强大的暴政集团，面对文明，唯有谦卑。历史上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国记者奥西茨基、前苏联的萨哈罗夫、缅甸的昂山素姬都用他们高贵的品质使强大的暴政集团在民众中失去了道义的合法性，使独裁者在国民面前陷入了统治和信任危机。
刘晓波的获奖极大的鼓舞了中国民众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勇气。对于缺少人权关怀、身处政治高压之下的中国大陆民众而言，这份承载了当代最高文明内涵的大奖，其启蒙中国大陆由专制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的作用，预期可以胜过北京举办过的2008年奥运会以及正在上海召开的世界贸易博览会。
多年来，中共执政者何尝不想将自己豢养的御用学者推上诺贝尔奖的舞台，并按照党文化的逻辑去开发诺贝尔奖得主身上的政治资源为党服务。执政者自知缺少竞争文学奖与和平奖的道义基础，一直觊觎自然科学领域的奖项能“花落庭院”。君不见大陆官方媒体年年热议诺奖的话题，就连不甘寂寞的美籍华裔老顽童杨振宁博士都适时的把脉中国社会发展的官方脉搏，并以10年为期限预测中国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无奈专制体制下的党文化，即便是在远离政治的自然科学领域也以批量的培养善于察言观色、揣摩主子心理、并适时见风使舵的太监学者为主，根本就造就不出敢于追求客观真理、维护科学精神、坚守知识分子良知和道德底线的学术大师。中共多年的独裁统治，以及反对普世文明的一贯做法，却弄巧成拙的“培养”出一名诺贝尔和评奖的得主。
著名作家余杰曾经说过“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历代独裁者，总是以折磨和消灭自己的精英人才为荣耀，总是以不断地走弯路为骄傲”。 在上个世纪毛泽东执政的50-60年代，独裁者曾经愚昧的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批判过爱因斯坦以及相对论。今天的执政者遗传了中共的野蛮、无知的基因，再一次公开质疑反映人类普世价值的当代文明，甚至怀疑诺委员组成的合法性。独裁者对诺委会的不敬改变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最终遭到嘲笑的是那些亵渎人类普世文明的跳梁小丑。
中南海内的九个“小矮人”面对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不敢去分析矛盾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更没有勇气去触动僵化的政治制度。应对民间各种诉求的方式就是：蒙上眼睛不想看，捂上耳朵，不去听。每当执政者强行代表13亿中国人说话时，都面色凝重，心跳平和，没有一丝敬畏和愧疚。专制体制下，很难造就出悲天悯人、带有人文情怀、富有历史远见的卓越领导人。刘晓波的获奖使当今的执政者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假如响应来自文明社会的呼吁，立即释放刘晓波，则意味着公开承认了此前愚蠢的政治判决，并极有可能以此事件为切入点，引发中国大陆民间对中共61年执政史上一系列人权灾难的问责，自诩为一贯“伟、光、正”的执政党不愿意自破“金刚不败”之身；如果继续囚禁刘晓波，党国将承担巨大的道德风险和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并且在党魁胡锦涛的执政档案上继续积累不文明的记录。纵观中共的任性特征，狭隘的执政者缺乏立即释放刘晓波先生的胸怀，更没有长久囚禁他的勇气，他们感到最难堪的无非就是亲眼目睹在世人的欢呼声中刘晓波先生携妻子刘霞走上诺贝尔和平奖的星光大道。由此推测，刘晓波先生获得自由的最早时间也要在2010年的12月10以后。
2010年10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