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盟中央的突然变化中，可判断一定是中共中央对整风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民盟才选择了立刻转向
如果将来有条件，可以写一部《中国民盟反右运动史》，我敢说这个话，不是比别人有本事，而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些这方面的材料。
关于反右运动的起源，目前学术界还说不清楚，因为看不到相关档案，推测总要先设立一个前提，而这个前提与学者个人掌握的材料相关，难免与事实不合。反右运动开始前的整风，现在看来确实是要让人讲话的，至于让人讲话是预设的“阳谋”还是中途受到阻碍而突然转向的一种说法，研究者可以见仁见智，最后的结论，要看将来档案的解密，我相信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因为反右是政府的行政行为，而所有行政行为都有档案。
我个人的判断，毛号召“鸣放”，一开始肯定是真心的，不然我们不好解释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即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原初讲话与后来的发表文章，意思可以说是相反的，至于为何相反，学者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毛原初讲话的风采，不可能是先预设要“引蛇出洞”才那样讲的，因为这不符合常识。至于说毛是感觉到有些人讲话过头，有引火烧身的危险才出尔反尔，似乎也不合毛的性格，整风转向的深层原因，在档案没有解密前都是一种推测，何种推测更接近事实，我们只好期待未来。整风突然转向，其实是受到了当时苏联的压力，而中国方面刘少奇、彭真对毛原来的设想有不同看法，有可能利用苏联的压力来逼毛，而毛最后做出了让步，朱正认为反右是文革的预演就是这个意思，当时香港也出版过一些类似的文章这样解释，我以为在逻辑上这个解释有相当的道理，因为后来发生了文革。
关于毛的这个原初讲话，现在我们没有能够用录音来与文章对比，但这个录音是有的，因为有人听过这个录音。从逻辑上说，拿出来放一遍，一切问题即可解决，但现在的问题是不能放这个录音。毛原初讲话与后来文章的意思截然相反，这在学术界没有争议。傅雷写给儿子的信中对毛的讲话风采有详细描述，舒芜也有过相关方面的回忆，章诒和文章中还引述过章伯钧在民盟传达这个讲话的少量内容。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不能听原初讲话录音，但可以根据几个人的传达来判断这个讲话的大体情况。
据《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14号）记载，1957年5月5日，章伯钧在民盟中央常委会议上传达毛讲话时，有很多细节。研究历史的人都明白，事实有时可以编造，但细节虚构很难。章伯钧在传达中提到，毛讲到矛盾是永远有的，我们就是生活在矛盾之中时说：“如在座的沈雁冰部长的笔名就叫茅盾”。讲到如何管理大学，章伯钧传达到：“毛主席说，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消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请小平同志约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治校的问题。”
当时民盟的沈志远、曾昭抡还听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的录音，并同样在民盟作了传达。《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15号）中有详细记载，沈志远在传达中用了一个标题：“放——大胆放手，全面开放”，曾昭抡传达了当时康生、陆定一的讲话，也是这个精神。如所周知，后来这三个传达中共中央讲话精神的人，都成了右派。何以如此？因为毛改变了原来的设想，至于为何突然变化，其中定有深刻原因。
1957年6月18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在全盟开展整风的决定，这个决定中批判的对象，就是当时发表过言论的三个民盟领导人，即后来著名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
1957年6月24日，民盟中央常委以盟中央747号文件形式，突然给各地市民盟发了一个紧急通知，要求立即撤消《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14、15、16号）中章伯钧、沈志远、曾昭抡的传达。其中16号上发表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上的讲话，可能是周扬一生中最开放的讲话，远比他后来那篇关于“异化”的文章大胆。民盟中央的这个通知中特别强调，其中关于学校党委制部分，传达内容有严重错误。
从民盟中央的突然变化中，可判断一定是中共中央对整风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民盟才选择了立刻转向。有意味的是，当时周扬居然也不明白中央的意图，而在人民大学马列研究班上发表了远比一般民主党派更为大胆的“鸣放”言论，不过他倒是没有成为右派。整风中知识分子的所有言论，其根源都在毛，“政治设计院”也好，“轮流坐庄”也好，“党天下”也好，都是受了毛讲话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