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禁锢民智，尘封文革，无异於另一次“闭关锁国”。正义不张，痞气积剧，社会一旦崩解，文革式暴民乱世须臾再现.


●孔子万世师表匾，在文革中遭暴民造反焚毁。一个文明毁灭没有重建的社会，历史重演并不奇怪。（本刊资料）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历史，一上来就碰到两大血案：安徽黄梅戏剧团女演员严凤英自杀后被剖腹、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活活群殴致死。震惊之余，我仿佛听到历史深处有一股咆哮──如此沉冤若不能被公义所纾解，天良岂能安宁？一个文明几千年都在乎“人命关天”，难道吞咽得下这“茹毛饮血”的几十年？

接下来二十年表面繁荣，内里依旧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莅临中国，但我看到天良的挣扎，她拒绝隐没──那民族创伤，驱动历史记忆如地火，在民间暗自流转，塑造着“记忆社会化”，推动受害者言说，渐渐显身为公开论述，其中最着名的，包括丁子霖寻访“六四”死难者、王友琴调查“红八月”罹难受虐教师、胡杰独立制作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五七年右派向共产党公开索赔、廖亦武对倖存地主群体的口述实录等等，而追寻数千万死於飢饿民众的杨继绳《墓碑》，可谓最新一次宏大的高潮！

“前转型”追溯的奇观与困境

国际知名政治转型专家Louis Bickford，界定转型正义是指“原先不民主的社会，如何处理过去所发生过的人权侵犯、集体暴行、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社会创痛（包括种族灭绝或内战），以建立一个比较民主、正义、和平的未来”，政治学上称此为“追溯正义”（retrospective justice）。无疑，不论是二战后对德国纳粹反人类暴行的追究，还是南非种族迫害的“真相调查”、南美对前军政府暴行的追讨、东欧各国对共产党罪恶的清算，无一例外是“转型后”的追究与矫正。

当下中国民间，调查追究执政当局历史上的反人类罪行，似无前例。台湾在威权体制主动放弃独裁、主导政治转型的背景下，实行“追溯正义”，亦为罕见，也对大陆发生强烈的启迪作用；然而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特殊，也有“夹生饭”之嫌，民间颇感不平。

中共不仅拒绝蒋经国式的“和平转型”模式，更是强烈防堵九十年代共产体制大坍塌的“苏东波”效应在中国发生，以国家力量反“和平演变”、维持稳定，无所不用其极.中国民间的“追溯正义”，发生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对此我们能做怎样的延伸解读呢？

首先，民间得以在“转型”前追溯正义，却是中共预留的空间，因为它对自己的历史没有信心──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二十七年，虽不敢“砍旗”非毛化，却是“不争论”的；江泽民对邓小平的“六四”，不敢翻案，但偷偷地减弱定性……这种合法性的断裂，变成每一届“中央”都在默认甚至鼓励民间质疑它的前任，去追溯那个时期的“正义缺陷”。历史地看，邓小平为挽救执政危机，否定文革清算“四人帮”，尤其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也算一次准“追溯正义”，而这点“正义”，恰是“邓改革”的合法性来源，虽然由官方主导转型，也是“夹生饭”，近似台湾做法。

那么，邓的“文革清算”，是否具有“道德恐惧”性质？一位海外华裔回忆一九八○年受邓小平接见，亲耳听他吐露真言“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这则内幕进入公共话语，引起巨大震惊，其效应与其说是坐实了中共惊人的历史欠帐，不如说是满足了民间关於“中共怕清算”的预期感，并勾引人们提前支付“宽容”的认同。虽然此类和平转型的渴望，或许不过是“大崩溃”忧患的另一种表述而已，我却惊讶有人为什么看不到，二十年前邓小平下令天安门镇压，依仗的正是毫无“恐惧感”。

与此并列的，还有民间“单方和解”的冲动，反复向中共发出呼籲，显示了这种转型前“追溯正义”，正努力变成“转型”本身。但可疑之处是，人们对“转型正义”机制比较茫然，那是从一再被援引的南非“和解”模式即可瞭解到的──南非模式的一个主环节，是图图大主教受命於曼德拉，先主持“真相调查”两年多，共听取两万三千多位受害者或目击者的证词，最后形成五大册调查报告。没有暴行调查，“正义”无从生成，谈何“追溯”？又怎能“宽容”？

转型前的“追溯正义”无可非议，但它也诱发种种政治幻觉.防止中国崩溃，并非与中共“和解”可以获得，毋宁这样的“和解”，是以牺牲受害者做交换的，更不要说中共宁愿中国崩溃，也不跟你交换政权。

“人亡政息”说

中国人曾一直相信，这个党“有改过自新能力”，这既是转型前“追溯正义”成为可能的一个因素，也是中国民间保持“和平转型”巨大期待的诱因。曾几何时，这个神话已经终结，中国人却迟迟不能接受。

即使从政治转型的角度去看，邓小平也做了某种“转型”｜｜从全能主义转向后极权，他的“实用主义”曾获举世称誉.但是“改革”一旦触碰政体，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挽救执政合法性，跟党内合法性，恰似水火不相容。赵紫阳的悲剧，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在八九冲突中，冷静透彻地看出学生运动与“颠覆政权”丝毫不相干，轻易便可化解，而动用暴力镇压则是最愚蠢的下下策，将彻底葬送执政合法性，如此明智的政治考量和决策，却在中共僵化的体制内部，得不到理解、认同、拥戴，一句话，没有合法性。此时邓小平的头脑里，一点实用理性都不剩，徒然成了一个草木皆兵的昏君。

一般而言，邓与赵的改革理念，都是“救党救江山”的权宜之计，但赵紫阳得了邓之“实用理性”的真传，有执政成本的概念，邓却停留在打江山时代不计代价的“低级层次”。政治不讲成本，对任何国家而言，都非常可怕。当年开了杀戒，邓小平才恍悟到那成本，但他安慰“屠城派”：只要我们把生活搞上去，老百姓就会忘掉天安门.这就是后来确保GNP年年以十递增的一个政治遗嘱，邓小平要拿中国的“江山”（nature）去换他的“江山”（dynasty），他的继承者的执政目标，就是执行这个政治遗嘱，於是这个王朝也只好“人亡政息”。

中共的癌症是腐败，那是因为它必须绑架所有中国人去替它还债，不腐败怎么做得到？其后果由网路上一文作了描述，颇为精彩：

“六四若平反，我们会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党的干部被反贪局审查，很多人要被枪毙。中国廉政公署的传票会像雪片一样飞到欧美各国刑警那里，通缉在国外安享天年的离退休干部。美国加州的许多豪宅，因屋主无法再缴纳房产税而被银行查收，荷兰的红灯区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国香榭丽舍大街的商店会冷清一半，德国宾士和宝马工厂将有大批工人失业，就连泰国的游乐区的生意也会突然爆跌。如果说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国腐败，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腐败了……”

世人皆言邓小平没有蒋经国开明，其实谈不上“开明”二字，根本是一个愚昧的问题.以“追溯正义”为例，对“二二八”的责任，民选上台的李登辉，不对蒋介石深究，只描述为“失察”；轮到陈水扁当总统，改为“蒋介石是事件元凶”，并摘除“中正纪念堂”匾额；再轮到马英九上台，又将匾额挂了回去。如此拉锯，看似可笑，却都要经立法院投票。台湾政治学家吴乃德教授指出，“国民党要保护的或许不只是其领袖的神圣历史地位，同时也是中华民国的历史延续.”毕竟国民党没有“人亡政息”。

“代罪羔羊帮”

试看今日之神州，历史一派模糊，晚近六十年几成灰烬，只有毛泽东的孙子在北京被人当猴儿一样耍着，还依稀令人想起荒谬年代，却也挡不住公正、罪行、宽恕、受害者、施害者等等论说，顽强地走进公共话语.

前述两大血案受害者，一位是盛誉天下的名演员，一位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学校长，说明政治尚未转型，即便是受害者，也是身后社会资源丰厚者，先出头天，引起社会关注，而千万普通受害者还在无人问津的境地。卞仲耘被害一案，更由於该校女红卫兵宋彬彬，曾是“八一八”重大历史“真人秀”的主角，而注定要被公共话语锁定。荣辱在转瞬之间，便是历史的冷酷，可歎当年花季少女们不可能了悟於此。

历史被蒙蔽，当年的施害者也可能沦为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这颇为反讽.宋彬彬及其辩护者们的委屈，是极浅显的：明明是毛泽东的责任，怎么能叫一个女孩子来承担呢？“要武嘛”这句经典毛式戏谑之语，随机借由名叫“彬彬”者而发出，饶是双关语之巧妙，也生动地深嵌进历史，而它来自天安门城楼之上，霎那间成为虐杀天下无数苍生的一道权杖，后人虽不能妄断那女孩接了这权杖，但她如何从这历史细节中摘出来自己，虽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却不免还是牵扯道德和正义.

有一个不太贴切的比喻──代罪羔羊（Scapegoat），说的是犹太教赎罪日献祭两只羔羊，令其带走以色列人的罪孽、过犯；到基督教这里，耶苏便是“代罪羔羊”。所以中国文革施害者们，有没有这份殊荣，全看他们的造化了。这个宗教典故引入不信教的中国语境里，似可暗示毛泽东未被清算之前，他造下的种种罪孽，须得由“代罪羔羊”暂时认领下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历史在中国一向匆匆，中共护着他们的毛“神牌”，受害者冤魂不得安宁，世道人心自然要拿施害者是问了。

在“施害者”这个话题中，德国作家兼法官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说《朗读者》（The Reader或译《生死朗读》），是最先锋的诠释，他用文学试图证明，只有施害者的救赎成为可能，司法和正义才成为可能。因为所谓“无辜”，其实是一种前知识、前良知的状态，你可以惩罚一个罪人，若不能使他认罪，“正义”便没有真的落实。施林克刻意将前纳粹女看守汉娜设计成一个文盲，却酷爱古典名着，营造出一种“无辜”的张力；文盲使她在“社会资源”上成为一个彻底的弱者，为掩饰文盲而去做集中营看守，又为了保护这点隐私，而在法庭上独自认下大罪，只好终生坐牢。

但在狱中汉娜学会识字，认识了“大屠杀”历史，良心发现并认罪忏悔，祈求被害者原谅，也做出象徵性赔偿，虽然她终於不能返回社会而自杀身亡，但是救赎和正义皆勉强达成。汉娜的悲剧具有很广泛的象徵意义，如中国文革中，再具体到北京师大女附中，参与群殴卞仲耘的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籍籍无名的各年级女生，也谈不上“社会资源”，的确是该案的“施害者”，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而大名鼎鼎的“宋要武”，据？没碰卞校长一手指头！

战后德国第二代的道德挣扎，是小说的副线，同样震撼人心，而中国的“八零后”，恐怕都不知道有“文革”这回事。文革当年“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卫兵们，而今都到了“耳顺”之年，学识上最不济的也有大学文凭，留洋博士如过江之鲫，早已溢出“无辜”的范畴，且至今荫蔽於父辈权势，“社会资源”丰沛，大多是社会名流，未闻有道歉者，只能是良知尚未苏醒。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宋彬彬不幸又成为这一群的标志性人物。

“满街都是刽子手”

受害者施害者，背后是更为广阔的一个含义：“共业历史观”。民族创伤是全民共同的记忆，中国人都是“文革”的共同受害者。陈芳明论及“二二八”事件，认为“在事件的阴影下，社会内部的每一份子都有被悲情绑架的痛苦，因此，在看待历史时，把事件的苦难当作全体岛上住民的共业，视为所有台湾人的共同枷锁.”

与德国纳粹世道相比，中国“十年文革”也许有很多差异，但有一条，即老百姓被领袖（元首）裹挟为帮凶，规模之巨大，全世界找不到第三个；但在“追溯正义”一端，又由於制度环境与文化的差异，两者大相径庭，所以《朗读者》展示的反省、救赎的精神层次落实到中国，尚为遥远.中共“不纠缠历史旧帐”，封尘文革罪恶，可视为另一种“闭关锁国”，禁锢中国人之心智於历史教训和普世价值之外，耽於物质满足而无他求，这种社会一旦崩解便成人间地狱.

人类社会演成暴民乱世，到二十一世纪并无减弱的趋势，反而於今为烈。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发起人之一林雪芳，在评价《朗读者》之余，分析施害者的全球现象：“以种族清洗与种族屠杀而言，学者大多认为，大部份寻常百姓在意识形态煽动与实作『磨练』下，都不难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危机状况下尤然。大屠杀的刽子手不必是变态狂或边缘人，大部份老百姓都无法抗拒现代操控机制下的洗脑，换句话说，满街都是潜在的刽子手。单单前南斯拉夫与卢旺达就都有数十万人参与屠杀自己的邻居、亲友，全世界的施害者更是以百万、千万人计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普世问题.”

一个社会从苦难中挣脱出来，若不能超越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恩怨，则无从建构全社会成员的基本信任感──“公民信任”（civic trust），设若中共隐瞒历史、禁锢民智，后果乃是不需要再出一个毛泽东，文革再现可在须臾之间，“满街都是刽子手”那一幕，降临中国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