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人登上了一台不知开往何方的大巴车。
在“狱卒”和“囚徒”，或者“囚徒”与“自由人”之间，注定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一路上，那位李主任不断地通过电话与他的上司进行联络，汇报工作。“汇报”——这是体制化人格的显著特征。离开汇报，离开上级的指示，人们的生活及其行动将失去方向和目标，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将失去可靠的收件人，进而也就失去其全部意义。在这个体制下，人们之所以还存在思考，其灵感的策源地就是出自于他们上司的头脑。之所以如此，它还有更深刻的内涵，权威，正是通过连篇累牍的指示（废话）体现出来。
相形之下，我则放松了许多。心里盘算着地球那头的场景——也许，日内瓦的朋友们正在诧异着为什么我会中途缺席，没有任何预兆的，也许，此时正通过互联网络满世界打探我的下落；也许，他们还在抱怨我不遵守会议纪律，“纪律”，在我们这里是政客之间用来相互攻讦的实用主义工具，一个象征奴隶主义和犬儒化的代名词。而真实的我，那个具有实体形象的我，此时，正踏上一场新的冒险旅途之中。
一般来讲，自由，存在于两种人们中间，第一种人，是那些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们，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自由的最好诠释者。另外一种人，大概要算我们这些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异议人士了，他们完全依据自己内心所是的那样生活和行事，完全不按这个制度预先制订好的规则出牌。无论是在权力和还是在普通人们眼中，他们都显得如此的不合时宜，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感受其中的乐趣和意义，他们在创造一种更加积极的新生活，也许，还是史无前例的，至少他们会如此狂妄的自以为是。同时，他们也在创造这个社会（包括他本人）所不能预料到的新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尾、余韵，往往是在历史轨迹之外的地方出现，完全超出人们的想象力。比如，一位写作者，刚刚应邀准备参加一个国际性的人权研讨会，如今，他却不得不和秘密警察呆在一块，转而扮演另外一个全新故事的主人公。
这些故事的凭空创造，时常让人感到意外、惊奇，也给整个社会带去了一丝改变的希望。
经过一整天的长途跋涉，到第三天——9月13日上午，我们终于抵达这次冒险旅途的目的地，那个毫不起眼的党的基层组织，这位写作者很久以前呆过的地方。
我知道，真正的较量远未结束，它才刚刚开始。
（五）
一个超级稳定的、成熟的极权社会展现给人类的图景是一副什么模样？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探索，它终于在历史宇宙长河中找到了确切的答案，在这里，意识形态争论的喧哗声不见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逮捕、严刑拷打消失了，即使连政治流亡也很少发生，那些关于阶级敌人的英雄屠宰场的故事，如今，只能在历史博物馆中发现其陈腐的遗迹，甚至连历史教科书上都很难找到，只当成是一场历史误会的结果——它已经完成了对于历史的全部构建，剩下的，就是如何永久地维持现状，就是说——存在于当下，永远活在今天，它仿佛从来就没有过去，同时也不再向往未来，并且，随着时间的延长进一步突出这层历史意义。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呢？
就人类而言，他们同样心知肚明，完全知道应该怎样去生活才是符合要求的，恐惧，不再需要去做太多的粉饰和布道，它已渗透到社会肌体的每个角落，直接通往人们每一根神经末稍的终端，驻扎下来，将它当成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加以接受，成为历史法则的一部分。秘密警察，甚至没有过多干涉人们思想和私人领域的必要，只需作为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造成持久心理威胁的影子而存在。当然，它并未因此有懈怠或稍稍懒惰的痕迹，相反，它更加精致和富有成效，作为极权社会整体控制的关键环节，如今，它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绝对权力，这是之前所不可想象的。
秘密警察！这是前共产主义国家使用的一个词汇，专门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在我们这里，它仍然还被涂抹着一道神圣的光环，叫国家安全保卫局。在我看来，之所以秘密，并不在于他们有没有警徽警号，有没有工作证件，具体名姓，或者所有的行动都只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进行，或者完全不按现有的既定法律程序办事，之所以秘密，在于他们的工作性质，他们主要司职审查和监视人们思想言论一类的“活计”，成天琢磨人们脑子里面想的东西，注定了他们的工作不可公开示人。
现在——13日的下午，那位领衔的警察先生将我带到一间单独的办公室，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厚厚的卷宗材料，上面详细的记载了我在北京的所有可疑记录：何时何地发表过何种文章，作过几次社会调查，与什么样的人有过什么交往，谈话内容，参与过几次签名请愿的公民行动，诸如此类，我的全部呼吸和肺活量，几乎全部压缩在这份小小的材料之中——它承载着我生命的全部重量，它是如此轻盈地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同时它也是一种象征，意味着在这个制度下生活的人们可以掂量出来的实际份量。
——这份看似轻盈的案卷材料背后，付出了多少秘密警察、线人、告密者、各种专职或兼职的情报搜集者们日以继夜工作的心血，使得这个告密制度能够得以保全，其中，又有多少无辜的人们在无意识之中主动地参与到这场无聊的游戏中来？在一个高尚的“爱国主义”名义蒙蔽之下。
接下来，我不停地吸烟——显然，他并没有将我当成阶级敌人，一名专政的对象，他不断地给我递过来香烟，一支又一支，他其实并不十分讨厌我们这一类人，事实上，如果没有我们这些不守规矩的人，他们将会失去这份轻松而又相对安全的工作。时间，在这个时候显示出它的真正价值，每一次漫不经心的提问，每一次审慎简练的回答，你都能切实感受到时间的指针在你的血脉里跳动一下，随之膨胀，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停顿和等待的瞬间，都显得那么焦灼和漫长，也许，只有在审讯室才能找到这种与外面世界完全异样的感觉。
当然，我也在无意之中收获了一个小小的秘密，这位职衔为副队长的秘密警察先生，甚至连一份像样的审讯笔录都做不好，文字如蚯蚓般爬行，句子连着句子却并不流畅，更不用说——整个审讯笔录中还附带着几处明显的错别字，我突然之间想要笑出来，正是这样一群人，自我吹捧为国家最精英的份子、最忠诚的共和国卫士，栋梁，捍卫整幢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石，玩弄那些顶尖的教授、作家、艺术家、律师、企业家、工人和农民们的头脑，直接或者间接地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存在意识，他们肯定不清楚“Free”对于人类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任何不带偏见的观察家们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个冷酷、冷漠、冷峻的荒诞玩笑？
审讯整整进行了一下午，看得出来，他们并没有想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意思，或许，上面已经有过交待，或许，还有着更加深谋远虑的打算，总之，他们将我这个烫手的山芋顺手甩给了基层的党组织，就匆匆赶回市区，留下那些平日里目空一切的乡镇党政官僚们的满脸紧张——显然，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政治嫌疑犯，这些只有在红色经典宣传影片中才会出现的人物形象，如今真实的出现在他们的头脑之中。
而这个人，在这座军营里头足足生活过四年，曾经是他们的下级，必须随时准备汇报和接受他们训示的那种人，如今，应该怎样和他说话呢？对于他们而言，这确实是一场并不轻松的心理考验，一堂全新的社会心理学课程。
（六）
分管政法工作的副镇长以“昔日同事”的名义热情的将我留宿了一晚，当然，我们彼此心照不宣，这是变相的人身软禁，用一句法律术语来理解，叫做监视居住。
第二天上午，我被引领到一间办公室，进门右上角挂着一块冰冷的标示牌——“维稳办”，一场针锋相对的较量正式开始了。
我清楚的记得我离开的时候，“维稳办”还是与“党政办”、“司法所”、“信访办”联合办公的，一套人马，几套班子，稀稀拉拉，如今，“维稳办”已经单独开辟根据地，并且拥有数间像模像样的办公室，干部职数的配备也由之前的三五人（还是挂名的）扩展到二三十人的正规部队，政治地位空前提高，几年时间，沧海桑田。
经过一个晚上的整休，精神状态基本上得到了恢复，我阔步走到靠窗台的办公桌前，坐下，在我的眼睛正对面，镇长早已就位。他代表“体制”，我则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囚徒”，然而，这只是一个表象遮盖的世界，实际上，我们之间进行的是一场对等的政治谈判。在此之前，我是受雇于这个“体制”的一枚螺丝钉。
即使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场面，森严的等级秩序也照样体现的淋漓尽致，等级秩序就是“纪律”的化身，人大主任，怯生生的偏坐在镇长身侧，那位分管政法的副镇长，拉开距离，稍远一点坐下，之前的那位李主任，还有几位普通的工作人员，则远远的撇在偏墙一角的“红木”沙发上，一般来讲，像这样的场面，他们是没什么发言权的，之所以必须存在，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场景给对手形成强大的心理压力。
整个谈判过程是异常精彩的，从第一轮谈判，到第二轮谈判，到第三轮，最终，我和一直隐藏在幕后的党的书记进行直接对话，坦率的讲，他们可能对我会有些犯怵——世界上竟然还有如此讲话的人，完全没有心理防范和任何底线，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能力和想象范围之外。可以理解，对于在这个体制下生活习惯了的人们来说，他们的思维方式、语言风格纯粹是体制化的，因此，当他们面对一片辽阔的自由世界时，像少不知事的小孩子似的用心静默聆听、目瞪口呆的场景是完全可以想象到的。如同我，自由的言说惯了，一旦回到那个“体制”重新过生活，同样会造成“失语”的生理现象一样。
“体制”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一开始你感受不到它（就像一个人在20来岁之前所是的那样），然后，你慢慢地适应它、习惯它，到最后，你离不开它，不仅如此，你甚至还会拼命去保护它，就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借用一个类比，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垮台以后，亲齐奥塞斯库的武装力量直到奇奥塞斯库被执行死刑以后才彻底放弃抵抗，在我看来，他们不仅仅是效忠于奇奥塞斯库本人以及被丰厚的物质条件所驱使，它还应当包涵着更深层次的心理和思想因素的成份在里面，一种形而上的社会存在意识，也许那里才是最为关键的，奇奥塞斯库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观、世界观，他是整个极权体制的化身。
事实上，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的周围，你就会发现一种很奇特的政治现象，比如，作为共产党人的政治异议者，和作为非共产党人的政治异议者，他们考察体制的角度是有差异的；作为在体制内担任过职务、有过工作经历的政治异议者，与一位普通的政治异议者，他们考察体制的角度同样是有差异的，在我看来，这里面或深或浅的涉及到体制化的成份在里面，程度不同而已，完全去体制化的政治异议者是不可能存在的。我总是对这样一种观念持有怀疑态度，即固执的认为那些执掌权柄的党的官僚仅仅只是迷恋手中权力而不愿意去推动政治上的改革，完全无视这种可怕的“体制化”的惯性力量的存在。或许，在他们的心目中，“体制”是如此神圣的东西，捍卫它如同捍卫自己的生命，如同我们用可能失去自由的代价来捍卫自由本身一样。
谈判的结果可想而知，最终，他们全盘采纳我的提议，当然，我的提议也是理性的、现实的、负责任的考量，我不允许他们干涉我的人身自由，作为政治上的交换条件，在“国庆”60周年庆典完毕之前我不上北京。至于日内瓦那缕自由而又崭新的阳光，只有等到其他朋友回国以后再有机会和他们共同分享了。一场剑拔弩张的政治较量从相互提防到化解敌意，最终在友好愉悦的氛围中结束，双方都得到了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
（七）
极权体制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它的权力必须覆盖到社会的各个部位，不留任何余地的，所有指令都必须经由它的权力代理人来发出，社会——充其量只是一个永远不成熟的孩子，只能被动的接受训示，人们不允许有独立思考的念头，不允许对预先存在的教案有任何质疑或不满的情绪。人们的内在表达一旦被禁锢，那么，他与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也随之切断，同时，人类自我认知的能力也被削弱，直至丧失，他不得不每天只能形单影只的面对这个以抽象形式存在的极权国家，不得不附着于它，在和自我的内在同一、国家以及自然世界三者的认同之间，他到底应当属于谁？这个界限始终被模糊。
当然，即便最为严峻和险恶的环境下，也都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出于基本的存在论和尊严的考虑，或者纯粹是个人性格的原因，总会有人发出独立于“体制”的声音，这种声音向来被视作对权威发出挑战的一个预警信号，可能会给权力的平稳运行带来失控的危险，倘若这种声音甚至还能逼迫它服从和乖乖的就范，无论其结果最终如何，对于权力来说，都意味着一种挫败，对于极权政体而言，这是非常致命的。
如今，这种权力运行运作到了我这一点，它没有像在其他地方一样顺利地跨越过去，甚至来自这个点的反弹阻力迫使它不得不改变预定的航向，规则不再由它来预先制订，或者说已然失效，指令最终由我来负责做出，在“体制”与“囚徒”针锋相对的对峙面前，“囚徒”收获了一次小小的胜利，虽然，这仅仅只是在权力运作相对层次较低的部位，即便如此，我还是将它当成生活之中的一项重大挑战来认真对待，我认为，相对于整个庞大的体制而言，这个地方看上去虽然是如此微不足道，但是，它同时也是整个体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如同某个“自由人”受到来自权力的迫害，这种阵痛感会在瞬间传遍那些不怎么守规矩的所有人们的心灵一样。更何况，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有意义的新的故事的起点。
显然，这还不是全部的收获，当我重新收获一个“自由人”的资格时，我就在无形之中处于“体制”所能控制的视线范围之外，我可以干许多额外的、令它意想不到的事情——只要我愿意那样去做。比如，通过翻墙软件，我将《零八宪章》的文本从互联网上下载下来，打印几份，直接送往那个党的基层组织，给那位党的书记、镇长、人大主任每人当面散发一份，有一点是可以事先想象到的，他们看到这个东西，惊讶之余，或多或少地会对它发表点什么看法，观点如何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这一事件本身是一个很好的新闻题材，是“体制”想象不到的一个意外事件。
我将这一意外事件做成一个很好的新闻稿，最初想公开发布出去，后来和其他朋友一起商量探讨，发现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们将可能会遭受“就地免职”的厄运，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来说，这种打击无疑是非常致命的，这个“体制”对任何独立的声音和“背叛”都是毫不留情的，包括它的“自己人”，因此，经过再三仔细的权衡，最终，还是决定取消这一新闻稿的公开发布。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没能侥幸逃脱“体制”犀利的目光，后来，有一次我回到家中，当地的秘密警察上门来探访，无意之中聊到这个事情，我才得知，收到《零八宪章》文本的每人最终还是写了一份深刻的个人检查（至于具体内容如何就不得而知了），算是对这桩意外的事件有一个补救——它对所有的事件都必须全部知道，不能有任何游离于它之外的意外情况发生。显然，它对这样凭空创造的故事还是有些不太适应，不知道该如何去应付它，这大概是地方警察为什么对我回家一事非常关注的缘故，他们很可能害怕我将当地发生的一些事情泄露给海外媒体或者外国的新闻机构。
（八）
当我试图这样去行动的时候，之前在头脑中并没有刻意去事先营造的、许多其他的意外故事，也随之出现，我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如何产生的，这些故事并不需要我们主动创造，只需要你的眼光和洞察力，去发现就够了，与此同时，你无意之中的在场又给这些原本就已存在的故事增添新的结构、新的亮光，将这一故事发展成为另外一个新的故事。
当我将材料递交到这些低阶的党的官僚们手中的同时，恰逢单位在组织“国庆”60周年庆典节目的彩排工作，逢“五”逢“十”的“国庆”庆典，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同时也是一项机械的、乏味的例行公事，在世界范围内大概也就存在于中国、朝鲜以及拉美那几个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了。
基层的党组织能歌善舞的人才原本就不多，几乎所有年轻的党的干部都参与到这个节目中来，分成四排，前面两排是党的女干部，后面两排是党的男干部，男干部们着装一身洁白的正装，女干部们大概着装红白相间的连衣裙（具体我已记不太清楚了），手持一束鲜花托在胸前，采取象征主义的手法将这束鲜花和一颗红心献给党，身着小资产阶级的洋装颂唱“共产主义红歌”，大概也是这个国家的一大特色，还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那束“鲜花”，肯定只是一个虚假的道具，是象征主义手法中的另外一个象征——一个虚假的象征。
当我从这支队伍前面走过去，之前还在一心操练的人们在那一瞬间突然安静下来，连我的脚步声都可以非常清晰的被听到，时间，在这一瞬间重新被赋予了新的价值，所有的眼睛都冲我转过来，像欣赏一件陌生的艺术品一样好奇的打量我，这件艺术品，曾经也是他们这个集体中的一份子，显然，之前的政治谈判已经在干部们的头脑中形成了冲击波，也许，他们早就在私下里悄悄议论过我，将我当作一个受某种外来的神秘思想蛊惑的外来生物，也许，他们此时可能正在琢磨我背后那些还没有向外界公开过的故事，神秘的东西往往令人产生联想，好奇心，令人神往。
我在无形之中产生了一种优越感，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党的领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俯瞰阅兵式，高高在上的浏览下面整齐划一的人流，不带任何面目的，没有任何价值的，像一块一块纪念碑在我的头脑中闪过，仿佛我就是这些纪念碑的主人，我并不在乎他们长得是否英俊或是丑陋，歌词是否准确、流畅，我唯一在乎的是必须要有这样一种仪式，以此来证明我的优越感，证明我的存在。
突然之间产生了联想，假如我没有选择离开这个组织，依然受雇于这个“体制”，那我肯定是目前这诸多纪念碑中的一块，那我的头脑中又会想些什么呢？就像此时下面的这些纪念碑，他们的头脑中又有些什么具体内容？首先，我尽可能作到不使我的动作出现任何的闪失，那样一定会招致上司近乎刻薄的批评，这样有失我本人的尊严（通常，上司会用苛刻的眼光去寻找可以责难下属的一切因素，他们之中没有几个不是变态的心理虐待狂）；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会尽量地体现出忠诚和文艺才华，希望能在其中脱颖而出，毕竟，直接在市领导面前表现的机会是不多的，我甚至还会幻想我的才华得到某位领导的赏识，从此平步青云，哪怕只是一句赞赏的言辞，也足以让我在其他纪念碑面前炫耀一番，当作一项政治资本，资源。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这是我想做的，也是其他人都在做的，是人们之所以活着的唯一人生哲学。
而那些权力的匿名代理人到底又想些什么呢？也许，就像此时的“我”内心所想的那样。有所不同的是，“他们”是整个体制的化身，而我，则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潜在的“囚徒”，由此可用局外人的眼光来审视这儿所发生的事件。
如今，社会上流行一种思潮，指责“国进民退、国富民穷”之类的社会现象，实质上是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利的益分配机制不公感到愤愤不平。事实上，站在“体制”的角度来考察，这种推理的逻辑根本是不成立的，从理论上讲，国家理应拥有全部的东西，社会能从国家那里得到一些东西，对于“体制”来说，已经是一种让步，作为让步，也仅仅只是促使人们更好的服务于它，忠诚于它，更进一步地，连作为主体存在的个人都是属于国家财产（在“集体主义”名义之下），而这些指责完全是用正常社会状态下的思维在考虑问题，这难道不是“文不对题”？因此，对于“体制”来说，这些思潮存在的前提本身就是荒谬的，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抵制和反对这个“体制”的原因之所在。
一场集体舞蹈的彩排本身是一个故事，彩排在突然之间受到外力牵制暂时中断是另外一个故事，什么时候这种外力能导致彩排真正的终断，是我想要阐述这些故事更深层次的原因。
结束语
作为一名独立写作者，他与极权主义的较量是贯穿于始终的，它们之间的较量，通过党的书记、秘密警察和文化审查官员们作为世俗的具体媒介来进行，我认为，在一个极权社会，所有暧昧的、模糊不清的、错综复杂的附带面纱的社会关系中，独立的写作者与“体制”之间的关系恐怕是最为清晰可见的，它们如此清晰的显现于彼此的内心独白，真实的呈现给它们的对手，其对决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写作者用于写作的文字的深度和长度，比如本人，仅仅由于几篇独立而又浅显的政治评论，传播了“观念”这样的危险品，他便受到“体制”这样那样的限制乃至剥夺，但与此同时，他还是被允许可以收获一个不完全的“自由人”的资格，有机会将这些不为外界所知的故事整理成文字，从容地讲述出来。
但是，谁又能够保证轮到明天一早我起床的时候，或者在未来的某个不确定的时间和场合，当权力的忍耐限度认为不再需要保持克制，他又将会受到何种难以想像的严厉惩罚？他是否还能像往常一样——穿衣，洗漱，吃早点，购物，阅读，散步，以及毫无拘束的构思他的人生故事？
担心失去自由令我感到恐惧，尤如在我人生的某一阶段，担心失去一份稳定的工作，被迫忍受难以忍受的羞辱一样，但是，在我的精神某处始终存在一种意识，这种意识时刻提醒我抗拒这种内在的恐惧和外在的羞辱，同时，它也在提醒我：真正意义上的较量远远没有结束，也许才刚刚开始。
2010年10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