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等六名学者最近致信中国总理温家宝，建议实行包括村民自治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博讯新闻网所载胡星斗等学者给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建议信说，村民自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次交付人大审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 审议稿基本上没有采纳社会各界的意见。

政治评论家刘念春表示，除了村民自治而外，中国需要实行取消言禁和党禁等深层次政治改革：

“中国必须开放言禁，让人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开放党禁，允许自由结社。这实际上在《宪法》第三十五条也明确规定。宪法规定之后，它又完全给你剥夺了这方面的自由。你提倡法制，可是它宪法提出的那些条款在中国社会里面根本就得不到实行。”

 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表示，胡星斗等学者出于 “第二种忠诚”提出的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不会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

“中国的知识界，包括像胡星斗这些教授，他们在大声疾呼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他们表现出一种第二种忠诚。就觉得他们在呼吁政治改革，其实是在为给中华民族、中国总体的发展和前途，但是目前他们的呼声基本上被忽略。”

夏明教授分析了中国缺乏政治改革动力的四个原因。第一，中国共产党担心政治改革会导致不可收拾的乱局：

“中国共产党现在总的来说，它看到它如果要改的话，恐怕它一改就不可收拾，政治学里面有个说法就说你不能是一点民主，就象你不能怀一点孕，怀一点孕的话最后就会生产。那么，同样中国它在基层各种小的民主推广的话，最后会导致整个政权大的民主变革，而大的民主变革最根本的两个东西就该有竞争性的选举，而竞争性的选举也就意味着要言论开放、要党禁开放，也就意味着有反对党来挑战共产党。所以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担心。”

第二，中共一方面怕乱，一方面又缺乏危机意识：

“现在当政的人没有危机意识，没有紧迫感。他觉得做一天和尚撞好钟，把那个烫山芋往下推，他觉得功德圆满，这是第二种考虑。”

第三，夏教授说，庞大的利益集团利益的一致对政治改革形成阻力：

“第三，中国现在确确实实被庞大的利益集团所笼罩。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觉得如果我要动一个手脚的话恐怕就会伤到心脏，干脆我们谁都不动。我觉得这是第三个因素。它们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利益的一致。”

夏教授说，中国的政治改革缺乏动力的第四个原因是，中产阶级害怕政治改革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中产阶级的主体对国家目前的政权有一个高度的依赖性。所以当这批中产阶级他们看到如果进行民主改革或者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带来的不确定性比在目前的政治下苟延馋喘恐怕要更大。”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