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为自由民主宪政打拼，走时仍是一党专制国家
——痛悼《零八宪章》签署人李普
李普老人名字知道得很久，谋面相言却很迟。他是湖南湘鄉人，在長沙读书期间就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39年开始記者生涯，抗日战争时期是重慶《新華日報》記者、編輯、專欄作者。三年内战是刘邓大单隨軍特派記者，还是新華通訊社前線分社社長和新華社中原總分社采訪部主任。
1949年10月1日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天，他在天安門城樓上見證了短暫的“新民主主義”。此后歷任新華社特派記者、北京分社社長、北京大學政治系主任、新華社副社長、新華社新聞研究所名譽所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書記處書記、首都新聞學會副會長。
他是名人、名记者，新闻界的前辈和领导，而我十分有幸两次和他名字并列：一次是《零八憲章》的签名，一次是新近由他和李锐、胡绩伟、江平、钟沛璋等23位离退休干部发起的“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预审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
我第一次见着他是今年8月30日上午，在八宝山兰厅是谢韬老人遗体告别的会上。他坐在轮椅上由谢恒女士推着，虽苍老精神不错。我即忙上前抓住他的手，热情地问候：李老，您好。他久久地望着端详着我，我立即自报家门，说：我叫铁流，新闻界的晚辈。这一说谢恒记上来了，插言道：我看过你发在《炎黄春秋》上的文章《两代科学家的悲壮人生》，写我们一家的事。原来谢恒是地质科学家谢学锦的胞妹，我多次和谢学锦先生交谈，他曾说起他妹妹谢恒，想不到在这里碰上了，一下关系拉近了许多。
之后，为贵州遵义何胜凯一案，遵义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张抗美女土，多次在我面前提及李普老人，说他如何主张正义，关心底层老百姓疾苦，特别关心遵义老区近年来因官员贪污而造成的许多冤案。记得九月初的一天，张抗美向我说：她约了几位朋友准备向李普老人祝贺92岁大寿，问我能不能去？她知道我行动不自由，受着便衣的监视。我一口回道：去！决定去！后来此事却因李普老人身体不适取消了这次活动。
“渭南书案”发生后，激怒了首都学人，由此而引发32位离退休干部发起向全国人大上书。由辛子陵拟文稿，我负责落实一些发起人。10月初我先向谢恒老师打电话说起此事，谢老师说这是大事，得由李老决定，她作不了主。国庆后，我拿上文稿去拜望李普老人，他听我介绍完内容后立即表态：我支持，同意作为发起人。此后我向他简叙了下“渭南书案”的来龙脉，并将我主编的《往事微痕》送了他几册。他将他今年三月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出版的杂文集《我是“特嫌”—李普自述》，也送了我一册，并在扉页上亲笔写上我的名字，没想到这战颤颤的十几个字竟是他的绝笔，也是留给我的一笔财富。
李普老人走了！以92岁高龄离开了这个一生为民主、自由、宪政拼打的中国，但而今中国仍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他有许许多多遗憾，但又是个很“幸运”的人。他在《我成了“特嫌”》一文的结束中，这样诙谐调侃地写道：“顺便再说一句，幸亏这个审查拖了两年之久，正式结论大概直到1958年才做了出来。其间，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接着演变成反右。我因为还在被审查，没参加鸣放，要是写大报提意见，肯定被打成右派分子。从这一点说，肃反审查救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