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出版的《炎黄春秋》第12期，针对当前中国的文化单位遵照统一部署，落实六中全会精神，紧锣密鼓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编辑部约请5位学者做了一个《文化体制改革笔谈》，放置于2011年岁末头条。
十一月下旬就传出《炎黄春秋》又危险了，要被加入”国营企业集团”，实行企业化改制，新闻出版总署派了一个副处长专门负责其改制。
向《炎黄春秋》了解，从社长，总编，到副社长，副总编态度都十分淡定：”这次是所有文化部门的改制，不是针对我们一家的。”
《炎黄春秋》早就算得上改制成功的样板
《炎黄春秋》的淡定，一点都不做作。1990年，中央的新闻出版部门大清洗，大换血还正在进行。反对六四屠杀的开国上将萧克就把被清洗下来的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请去，让他创办一本历史杂志。这位管理过全国报刊和出版社的赵紫阳重要阁僚，他没有国家一分钱的投资，也没有一个国家编制，向新华社借了30万元，领着四、五个人就着手创起业来。1991年7月杂志社挂牌，创刊号出版，四个印刷体大字《炎黄春秋》面世。
《炎黄春秋》依靠编辑部全体人员到街头吆喝杂志，两个来月就还清了30万元借款。2012年的邮局订户突破了15万，这份中国著名的政史月刊，20年走的就是一条企业化的经营之路。
中国的新闻出版业和文化业，建国之初全部定位为事业单位，由国家拨款，与国营企业的区别就在于不实行经济核算。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已经开始了国家财政逐步”断奶”，把一部分事业单位赶进市场的尝试，但是事业单位的编制没有改变。一部分民办文化出版业，也在夹缝中寻求生存。90年代至今，都市报刊，商业报刊蓬勃成长，但是在一次又一次全国性的清理中，民办报刊已经绝迹，一律要挂靠一个党政 “婆婆”，作为主管和主办上级。《炎黄春秋》就是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文化部主管的。
六中全会之后的文化单位改革，目标就是除了时政类报刊（继续由国家拨款），其余的一律将事业编制改为企业编制，进而还必须要加入文化集团。看来，当前仍旧是事业单位注册的《炎黄春秋》，到北京市工商局重新注册为企业，只是第一步。第二步 “组成文化集团”就不那么单纯了，实行文化专制的当局允许文化企业之间”自由恋爱”吗？勿自由，不就是捆绑婚姻吗？
《炎黄春秋》Vs一下《求是》如何？
20年后中国期刊美人头、明星照滥大街，就连社会类期刊也一律豪华包装，一水铜版纸、彩色印刷。而《炎黄春秋》四个印刷体大字，历落在目，旷日持久，至今仍旧是50克的新闻纸，只配黑白照片，订价8元，不及一根冰棍钱。
与《炎黄春秋》的封面可比的，唯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可是”求是”二字却是邓小平的御笔亲书，尊为副部级单位，常见的作者包括现任政治局9常委和其他政治权贵。而《炎黄春秋》不过是一民间文化团体主办的刊物。但是她有一个庞大的顾问团和编委会令《求是》也难以望其项背，其中包括中共的一批德高望重的高级干部，被称为”党内民主派”，或称 “胡赵旧部”，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披荆斩棘的开拓者，也是中共历史重要阶段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另一部分是中国思想文化界近三十年涌现出来新锐。他们也都是《炎黄春秋》的基本作者。
若比社会效应，《求是》前身《红旗》80年代曾经被戏说是传达室”唯一丢不了的杂志”，当年曾经强制每一个党支部必须订阅一份。如今内容的影响力更差。《求是》此次不在体制改制之列，是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英文）享受完全财政拨款的中央级报刊。如果”断奶”，进入市场，恐怕一天都混不下去。《炎黄春秋》今年庆祝了创刊20周年，纪念册刊登了《20年例文200篇》，虽然仅仅是例文的标题，但是每一个标题都能让人们回忆起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不断激起的变革风潮。200篇记录着”事实求是，以史为鉴”办刊宗旨创造的光辉业绩，也记录着”实事求是”在今日中国仍旧步履维艰，每有一次突破，都会招致风雨如磐的高压和整肃。
1994年，胡耀邦去世五周年，《炎黄春秋》在封二发表胡耀邦的照片和一首悼念的诗歌，该期竟然被禁止发行，是萧克将军为杂志社顶了雷，他说：”就说是我萧克的主意，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让他们给我打电话。”
2005年11期，以《我们心中的胡耀邦》为题，组织了前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和13名省部级高级干部的回忆文章，竟然被叫”停止印刷和发行”，因为新闻出版总署动作慢了半拍，只封存了5千本，在洛阳纸贵的社会效应的冲击之下，20天后也不得不解禁。
2007年2期，发表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引发当代思潮的激烈讨论，以《乌有之乡》为首的毛左派，一直闹到编辑部，在各地举行了12场批判会。
2008年9月，发表了前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孙振的文章《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写了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时的赵紫阳，竟然遭致高层的干预，不依不饶一定要杜导正退下，结果杂志社法人换成中年学者吴思，杜导正还是在社长位置上坚持下来。
在庆祝杂志创刊20周年的座谈会上，88岁的杜导正讲了一句颇动感情的话：”为了让《炎黄春秋》生存，，除了没有送女人和下跪，我什么手段都采用了。”
杨继绳质疑中国式的文化企业化
《文化体制改革笔谈》分量最重的一篇当属杨继绳的《产业化能不能促进文化繁荣？》。杨继绳现任《炎黄春秋》编委会副召集人、社委会委员、副社长。
杨继绳质疑文化企业化的改革目标。他说：”从繁荣文化的高度来看，企业化不是文化单位改革的根本所在。从根本上看，中国文化改革的目标就是落实宪法第35条给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检查改革目标是否达到，就看文化单位能不能发挥’批评时政，监督政府，鞭挞邪恶 ，伸张正义，沟通社会，倡导文明’的作用。文化最需要创新，最需要个性，而创新和个性必须以思想自由和思想表达为必要条件。宪法第35条为这一必要条件提供了保证。”
杨继绳指出当前的改革很可能对文化事业造成新的桎梏。其中最严重的是出现两个”婆婆”来钳制文化。他说”一方面。行政权力出于加强控制的目的，借’资源配置’、’产业重组’、’集团组合’等手段，像捏面团一样，或将文化单位改组、合并、撤销，或调整领导班子、调动业务骨干。文化单位不仅由此元气大伤，还失去必要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一旦行政权力说某文化单位违规，下令停业整顿甚至关闭，投资人的资本就会付诸东流。这是老板们最怕的事。所以，老板对文化单位的监督和管制更为细密。”
杨继绳担忧的改革结果：两个”婆婆”同时出动,文化不仅不能发展繁荣，还会枯萎。
这样的改革，难道不是向文化举起了”两把刀”吗？
作者：高瑜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