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最高国务会议的第二天，也即１９５７年５ 月１ 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５ 月８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由此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至６ 月８ 日《人民日报》发布《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反击右派，前后一个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鸣放时期\”。鸣放的最初阶段主要是在民主党派与上层知识分子范围内，从５ 月１９ 日开始，北大学生开辟\”民主墙\”，发动\”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广大青年学生的广泛参与，就使\”鸣放\”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呼应的格局，也变得更加不好控制。–这一段历史，特别是北大学生所发动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正是本书论述的重点。这里仅对与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１９５７年的中国工厂、农村、学校\”有关的方面作一简要的叙述。
在鸣放中，关于大学管理体制问题成了校园与社会议论与争论的一个焦点。这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对这一重大问题的集中讨论。特别是５ 月１０ 日出版的《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１５期刊出了章伯钧的传达，说毛泽东提出\”大学校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并建议\”首先撤消学校党委制\”（这与前引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有出入），立刻在高校引起热烈的响应。有的人表示赞成撤消学校里的党委制，认为\”党委制与\’三害\’（按，指整风运动的三大对象：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官僚主义）不是两回事，而是互为因果。党委会不撤消，\’三害\’就永远除不掉\”。53有的则主张\”将来在学校中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教授有决定权\”，提出\”为了加强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作用，将来应把两种类型的工作分开，把行政工作交由行政会议处理；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事项由学术委员会处理\”，\”学术委员会不一定要遵照党委的意见执行\”。54但也有不同意见，北大校长马寅初就公开表示：\”学校党委制有它的好处。以北京大学为例，北大有八千个正规生，这八千个正规生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55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则认为\”在工会领导、党派联席会领导、教授治校、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制五种领导制度中，党委集体领导的基础上，加强校务委员会适合清华实际\”。56后来民盟还专门成立了临时工作小组，起草了一个《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表示\”我们不同意党和民主党派退出学校，或在学校内停止党、团、民主党派活动和民主党派成员不以党派资格在学校内活动的说法\”，\”我们也不同意\’教授治校\’的说法\”，\”因为大多数教授所关心的是有关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问题，对于行政事务未必感到兴趣，即使少数人有此兴趣，那也只能做到少数教授治校，并不是教授治校\”，\”教授是高等学校的学术中心，但学校是一个整体，如果强调教授治校，则有可能把广大的讲师、助教、职工和学生群众的利益都忽视了\”。据此而提出了四项建议，\”总的精神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民主办校\”。57大学体制的讨论也引起了大学生的强烈反应：５ 月１９ 日晚在北京大学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中，就提出了\”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的主张，同时提出的还有\”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课必修制，改为政治课选修\”、\”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合、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主张：这是几乎概括了１９５７年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制度性诉求的。58
中国农村、农民的问题，在鸣放中也被提了出来，尽管没有有关学校、知识分子话题那么热，但却很引人注目。其中的中心依然是关于\”农民苦\”的呼吁。一篇校园里的大字报这样写道：\”种田人吃不饱，有饿肚的，吃泥土的，吃蕨包的，耕田插秧站不稳，跌倒在地里的也不少，割去青苗的也不少。为什么？可食之物，逼上交（政府购买）。为什么？干部说：超额完成任务，光荣加光荣\”；\”养猪人，无肉吃。……区里干部碗上肉块满桌面\”；\”小株密法农民不要逼去种，生硬搬来又强种，良田减了产。农民保守落后一切都封建，过去做法都不行，种田不和农民来商量\”；\”农民比历史上任何年代都要辛苦，但是有些汗是白流的，例如，几十亩田挖成塘，塘刚成，今下填平种上秧，积肥肥堆成山，质不好数量多也光荣，用不完堆起来，更光荣\”。59北大西语系教授胡稼胎的发言更是一语惊人：\”再不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农民有许多是吃不饱的，如果逼得他们起来，问题就非常严重，党员们的性命都有危险，应该猛省\”。60而北大的学生和戴煌、刘宾雁一样，更为关注的，是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不公所造成的\”特权阶层\”的问题，一篇题为《论\”阶级\”的发展》的大字报（作者：周大觉）这样写道：\”我出身贫农之家，深恶痛绝阶级压迫，要求平等民主自由的热望，犹如大火在心中燃烧。……我自小学到初中天天幻想着\’总有一天\’我有民主自由的权利，\’总有一天\’我可以不受歧视鄙视……。然而七年的经历证明了不是那么美丽的，新的阶级压迫，正在开始形成，惨状目不忍睹\”。他以\”分配的不平等（普通工人、农民的收入与中央干部收入的巨大差距）\”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农民的备受歧视）\”论证\”新的特权阶级\”产生的危险性，大声疾呼：\”反对新的变相的阶级压迫，人们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现实世界，要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听人民群众的欢悲哭泣\”。61另一位数学系学生钱如平也写了一篇《论阶级的发展》参与讨论，被打成右派后，又写了一篇《我的态度：头可断，血可流，真理绝不能丢》的大字报，借以明志：\”我是一个贫农的儿子，深知没有共产党是不可能进大学的，但有同情劳动人民的天性\”，\”我的母亲是人民，我的兄弟是\’革命者\’。为保卫生产资料公有我愿拼命，我不想超现实的好吃好穿，一切事情为人民！真实地为人民！让千千万万的农民兄弟同志冬来有棉衣，夏到有便服，饥饿在中华沃土上绝迹，
工农知识分子团结万岁！\”62这样的态度与立场在１９５７年的中国校园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说明毛泽东关于述说\”农民苦\”是代表\”富裕中农及其背后的地主、富农说话\”的断言并无根据。
１９５７年的鸣放中较少涉及工厂与工人的问题，这可能与刘宾雁所说的\”（工厂里的）群众与党的领导之间的矛盾，并不严重\”的基本状况有关，也是因为鸣放时期的主要发言人各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本身与工人的联系相当薄弱，自然不可能转达出工人的呼声。但当时的北大学生深受南斯拉夫工人直接管理生产的经验的影响，也有人提出了\”工厂的管理制度\”的问题，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在其《\”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的著名大字报里，就提出了\”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化\”的任务，还提出一个\”民主长一分，生产长一寸\”的口号。他批评\”在工厂、学校中没有彻底实行民主集中制，阶级斗争时有利的制度，现在变成了官僚制度。肃反前的工厂一长制，左得厉害。肃反后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以党代政\”。他主张工厂实行工人委员会制，要\”制定新的选举法，直接选举。在工人委员会中，党可以争取多数，保证领导\”。这张大字报还透露，在激进学生中，曾有过一个争论，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是先\”搞理论斗争，理论弄通了，再自上而下地搞\”，还是立即\”走出书斋，让全国学生动起来，工人动起来，农民也动起来，自下而上地搞\”。63后来，有一部分学生到天津去\”串连\”，又发起\”民主接力棒运动\”，都是\”让全国学生动起来\”的努力。据说龙英华本人也曾到北大印刷厂进行过发动工人的活动。64北大中文系学生王国乡也曾利用实习的机会作过农村调查。65这都是个人行为，并未形成有组织的行动。
但这一切都在党的上层领导，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密切注视中。考察一下毛泽东在全国范围正式开展整风运动以后的反应，是很有意思的。开始，毛泽东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的整理上：在５ 月７ 日\”自修稿第一次稿\”中，在\”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一节里，他根据南下讲话的内容加了一句：\”应该把群众闹事看作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手段\”，并仍然保留了原稿中关于处理闹事的四条原则（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二，要闹，就让他闹；三，让他闹够；四，对闹事的头子不开除）。在５ 月８ 日\”自修稿第三次稿\”中，在论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他又加上了一句：\”共产党的力量很大、怕是没有人讲闲话，不怕天下大乱。这个天下是乱不了的\”。这时候，毛泽东还是坚持要\”放\”，并且对政治形势的发展的估计是乐观的，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严重事件，对控制局面充满了信心。而在以后，形势发展发生变化，他在最后的定稿中就把这些话全部删去了。66
到了５ 月１４日这一天，却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他先在５ 月１０ 日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个版面旁边作了一个批示，这一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报道了５ 月８ 日召开的上海中小学教师座谈会的发言，毛泽东写道：\”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并转发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最高领导人，要求注意阅读整风消息，说\”这是天下第一大事\”。67但在当天晚上九时至次日凌晨一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５ 月１６ 日又继续开会，从晚九时开到次日一时二十分。在此以后，就对形势的发展作出了新的估计。５ 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报道党外人生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对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生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家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68这是在发动整风运动以来，第一次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出现\”右倾分子\”、\”反共分子\”这样的概念，提出了要让他们充分暴露（即后来所说的\”引蛇出洞\”）的策略，这至少是发出了一个斗争重心转移、准备反击的信号，这自然是非同小可的。但由于这两次会议都没有留下记录（这本身就颇耐寻味），69我们尚无法说明这一转变具体是怎样发生的，但李维汉有一个回忆，多少提供了一些线索。他是这样说的：\”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务汇报。５ 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以后，我才开始有了反右的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70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为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71李维汉只是说这次关键性的汇报发生在\”五月中旬\”，没有点明具体时间；但查座谈会上的发言，５ 月８ 日、９ 日、１０ 日、１１日，前四天其实比较温和，大都是建设性的。只有５ 月１０ 日罗隆基提出\”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主要在旧知识分子中发展，而他们多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这个矛盾应该尽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这就有了与共产党争夺工农群众与青年人的嫌疑，这是为下一步事态的发展埋下了祸根的；而他又提出希望今后党内讨论重大政策的同时，也交民主党派去讨论，这已经近于后来咱章伯钧提出、引来大祸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了。但真正会引起强烈反应的，应是５ 月１３日座谈会上的发言。一是有人批评\”天下是我们打下的\”、因而\”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思想，一是有人要求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事实上的真正平等\”，说\”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的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更有人提出\”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72这些话自然要被理解为是要求\”轮流坐庄\”，直接向共产党叫战了。因此，可以推测，李维汉所说的\”五月中旬\”的汇报，应是发生在５ 月１４日、１６日这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据《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透露，李维汉是参加了这两次会议的，参加者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陆定一。73而前述５月１４日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的批评的指示》，其精神又是与李维汉回忆中所说的毛泽东的指示完全吻合的。
而我们更注意的，是毛泽东于５ 月１５日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与５ 月１６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前一篇原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看来原本准备公开发表，但后又改为此题，并署名\”中央政策研究室\”，几经修改，于６ 月１２日（其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才印发党内，并注明：\”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以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74细看这两个文件，有几点颇可琢磨。其一：如人们所注意到的那样，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右派\”的概念，并且作了这样的估计：\”右派\”在党外知识分子中\”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风之十，依情况而不同\”，他事实上已经发出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动员令，只是\”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以便\”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文件中，毛泽东还一再强调：\”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开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这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风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搬（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这说明毛泽东对鸣放中所揭示出的党内的严重问题是承认并看到其危害的，这才会有同在５ 月１４日的前引批示中所说的\”不整风党就会毁了\”的这一判断；因此，在１９５７年的５ 月中旬，毛泽东还是准备两面作战的：既要坚持继续整风，同时也要为反右作准备，他是自信有同时驾驭两个战场的复杂局面的力量的。对局势的发展，他还要看一看，因此又有\”（对右派）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作决定\”这样的话。其二，毛泽东在文件中还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的概念，并且说\”我党有一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气，亲如兄弟\”，因而强调\”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75这表明，毛泽东其实对党内的问题是更为敏感与看重的，他担心的是\”党内外呼应\”。其三，毛泽东在分析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中的右派的动向时，特别强调\”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76这里所表现的是毛泽东的另一个警觉：民主党派、上层知识分子的右派与青年学生、工农群众的\”上下呼应\”，尽管此时他仍然坚信，右派所能影响的，只是\”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77
此时，大学里的青年学生已经开始人心涌动，如《７０ 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１９５７年之春》一书里所描述的：\”大学生们的心已经从书本，吸引到关心整风运动上。（人民大学）校院里开始贴出各种布告：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探讨会，欢迎参加。中国农业问题研究会，欢迎发言\”，报纸上关于整风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包括大学体制问题）的每一个报道，都在大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78从５ 月１９ 日深夜北大学生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79大学生们就从关心转向直接参与，从而使局势更加复杂化。而中南海的反应却意外地强烈。据《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透露：\”在最紧张的几天里，（毛泽东）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看大字报。他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坐不坐得稳？\’那段时间他很忧虑。后来回忆起来还说：\’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五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又说：\’右派猖狂进攻时，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点着急。我就是一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几个月后，他回忆说：\’四个大学没有底之前，天天派人看大字报。匈牙利事件究竟有多大影响。５ 月２０ 号后摸到底了，才真不怕\’。80（按：这里所说\”５月２０号\”时间可能有误：如前文所说，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５ 月１９ 日晚，而清华等校大字报出现的时间更晚。）81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他所忧虑的是，中国会不会出现\”匈牙利事件\”。后来，他在决心\”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时，就明确指出：\”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82这与前些时候他对形势的乐观估计，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严重事件是明显有了不同。而大学生的参与，所以让他特别忧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担心学生的活动会进一步形成\”党内外的呼应\”与\”上下呼应\”，局势就难以收拾了。他的这一担心，在６ 月６ 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表露得很清楚。他一方面说：\”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分裂出去，是极好的事，切切不要可惜\”，同时一再关照：\”机关学校出大字半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并特别提醒：\”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83一贯鼓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毛泽东，此时真正忧虑的是大学生们到工厂、农村鼓动\”闹事\”：他深知，哪里才是真正可能出\”大事\”的地方。这一指示还有一点很值得主意：文件一开始就通知：\”毛泽东同志２ 月２７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三月间在宣传会议的两次讲话，准备于６ 月１５日左右在报上发表。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的整风，请即加紧进行\”。有研究者据此而提出一个推测：\”照这个指示所表明的意图，公开转入反右斗争，是６ 月１５日左右后的某一天\”。84但最后提前到６ 月８ 日，研究者认为是６ 月６ 日的民盟\”六教授会议\”所引发。85这次会议的中心，是由大学生的动向讨论全国形势。几位大学教授都谈到\”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运动都是学生闹起来的\”，\”现在的情形是五四以来所没有的\”，\”大学生这样闹下去，说不定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当然要收也容易，３００万军队也可以收，但人心是失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完了\”，\”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更关键的是，这一天下午，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的中央执行局的会议上，还提出\”民主党派发展二三百万，农工民主党今年就可以发展到二三万人，将来不仅县要发展，还要发展到农村去\”的计划。86在毛泽东看来，这显然是一个信号：上层的民主党派右派正准备利用学生把事态扩大到社会，煽动工农闹事，逼自己动用３００万军队用武力解决，那就真正不好收拾了。他后来在谈起这次会议时仍是怒火难忍：\”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权权力也。\”87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毛泽东自己对形势的估计，其实都是过于夸大了的。后来，在反右运动中，反复追查所谓\”右派学生\”与这些\”右派头面人物\”的联系，却找不到有说服力的证据。88
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６ 月８ 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反击右派，并于６ 月８ 日、１０ 日连续发布指示，作出具体部署。其反复关照的有两条：一是重申\”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预作准备。原则是：（１）善意欢迎；（２）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打人骂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89另一则提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对派\”。90毛泽东心中完全有数：１９５７年的中国农村与工厂是存在着许多不安定的因素的，这是他的\”软肋\”，因此需要\”预作准备\”，并要求工人（及农民）\”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他看来，只要农村、工厂稳了，少数知识分子（更不用说那些年轻娃娃）是闹不成大事的。而他又坚信，基层的工人、农民是共产党的统治基础与基本群众，因此，他要动员工人、农民的力量来反击右派。事实也确实如此：如前所分析，尽管１９５７年的农民、工人和共产党领导（特别是基层领导）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有的矛盾还相当尖锐，郁积着许多不满，但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对共产党的基本信任并没有动摇，他们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记忆犹新，仍然认定共产党是自己的利益的代表。毛泽东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便有意地在向共产党提意见的所谓\”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之间制造对立（在同一指示中，他自己都承认：\”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91之所以强调资本家显然是为了激起工人的不满），把事情说成是右派是要\”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这里的先后次序的安排显然是经过斟酌的）猖狂进攻\”，是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这就自然能够激起工人与农民的愤怒，达到他将右派完全孤立的目的。
应该说毛泽东所采取的这一斗争策略是成功的，有效的。６ 月１０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报道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纷纷召开职工座谈会（这显然是具体落实毛泽东的前述指示），社论说\”他们对于一切反对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诬蔑社会主义的言论，表示了坚定的斗争的决心\”。就在６ 月１０ 日这一天，北大学生、《广场》主编张元勋、副主编沈泽宜到北京第一印刷厂去取《广场》的校样，工人们将他们团团围住，表示《广场》里的文章\”净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因而拒绝排印，并且说：\”我们工人认为，有了共产党，有了社会主义，我们才有了幸福和自由。今天的社会主义真是太好了，比过去不知要好多少倍！告诉你们吧，共产党、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命根子，谁要反对他，诬蔑他，我们工人阶级是绝不答应的！\”１２日，又先后来了四个北大学生，\”工人围着学生，由数十人聚至数百人\”，据说\”在这个自发形成的大会上，工人们高呼：\’我们和共产党一条命一条心！\’\’反对脱离社会主义的谬论！\’\”。92《广场》编委陈奉孝在几十年后仍然坚持认为这次工人与学生的冲突，\”显然是当时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的\”。93这当然只是一个猜测，但在当时的许多类似的工农群众斗争右派分子的场面，又确实多少看出某种\”组织\”的痕迹。如朱正先生在《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里所描述的\”斗争百景\”：沈阳师范学院的学生张百生坚持他对农业合作运动中发生的问题的批评意见，就动员他的家乡的农民从一百多里以外赶来与他\”争辩\”；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工人代表怒斥复旦大学教授孙大雨：\”人民把你送到十八层楼上去（孙大雨住的十八层高楼的公寓是政府照顾高级知识分子住的），你却要把中国人民踏到十八层地狱里去，搞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你完全是忘恩负义之徒\”；广东省为批判右派分子罗翼群，特地安排他到七个县去\”视察\”，每到一处，都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自发\”地前来与他\”讲理\”，其中兴宁县有五万人游行示威，源河县冒雨赶来的有五千人，前后二十余天，无论他住在哪里，只要一出门，就有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围上来，没有三四个警察保护，便不能离开宿舍一步，最后罗翼群只得被塞在汽车的麻袋里狼狈逃回广州。94这里所执行的，正是毛泽东的指示：\”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95或者如毛泽东所说，\”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96后来毛泽东又有了一个更为形象的\”诗意\”描述：\”过去的剥削阶级 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97–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群众专政\”的时代。
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１日–２ 月１ 日
注释
1 以上所引均见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２５页，２８–３３页，３８–３９页，４５–４９页，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2 见新华社１９５７年８ 月７ 日电讯，转引自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６３–６４页，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 转引自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７４页，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 新华社国内部内参组党支部：《关于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问题的审改意见》，转引自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４１０页，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5 该书在注释中说明：这样的户籍管理与限制有一个过程，最初管理不严，有些城市与农村内部的移民仍在继续。从１９６０年以来，对进入城市的控制就非常严厉了。见《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２９７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6１９５６年 曾有人对中国的富裕地区浙江临海县农民的收入作过统计调查，其结论是\”农家每人每月收入包括副业在内一般也只要四元多，多数农民的生活仍然是贫困的，对于有关农民的利害的经济措施，他们是很敏感的\”。见《对中央转发王观澜关于江泽农村情况报告的批语稿的修改》注释（３），１３３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7 以上材料均引自《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２６３２６５页，２６８页，２７１页，２７３页，２７８–２８１页，２８４页，２８９–２９０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8 以上材料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３６８页，３８１页，３７０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9 转引自《毛泽东传》，３８１页，３８２页。
1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上）》，３７０–３７３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11 参看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１０８页，１１１页，《毛泽东选集》第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12 转引自《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３７４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13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１６８页，《毛泽东选集》第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毛私下里还有这样的批评：\”邓子恢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可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谁了解、代表农民\”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这是毛摆脱不了的一个\”情结\”。
14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３０６–３０７页，４４７–４４８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15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３３１–３３２页，３３６–３３７页，《毛泽东选集》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16 《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１９２–１９４页，《毛泽东选集》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17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２３１页，。毛泽东选集《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18 对毛泽东这样的\”阶级新分析\”，薄一波后来有一个反思：\”经验证明：土地改革之后，离开剥削关系，单纯按照对合作化的态度和富裕程度的差别，在农民中划分三六九等，谁最穷就把谁当成依靠力量，弊病很大，也不符合我们党曾经明确宣布过的农村阶级政策\”。《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３９９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19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３８１页，《毛泽东选集》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据《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透露，这一段话是修改过的，\”但是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是原来的那一些：合作社有没有优越性？能不能巩固？农民生活有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很苦？但是论述得更加深入，更加条理化，也更加全面\”，见该书６７８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20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１０４–１０６页，《毛泽东选集》５ 卷，１９７７年版。
21 据毛泽东在同一报告中所说，这句\”要杀几千几万人\”的话，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公开提出的；据说邓小平还专门到清华去讲话，宣称：\”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参看《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３３２–３３３页，《毛泽东选集》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22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３３３页，《毛泽东选集》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23 赵光武：《〈广场〉群丑》，见北京大学浪淘沙社、北京大学校刊合编：《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内部刊物）。
24 以上引文见刘宾雁《刘宾雁自传》，７５–８０页，时代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１９８９年版。
25 《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１１–６１２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26 《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修正稿）〉的批语和修改》注释（１），３７２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27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３３２页，《毛泽东选集》第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28 转引自《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１２–６１３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29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３１２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30 《对廖鲁言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说明稿的批语和修改》，２１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31 参看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任命共和国史》，２４４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32 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８６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3 以上所引见刘宾雁：《刘宾雁自传》，９１–９４页，９７–９８页，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１９８９年版。
34 见刘宾雁：《刘宾雁自选集》，９９页，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１９８９ 年版。
35 参看《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４３７页，《毛泽东选集》第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36 转引《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６６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37 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３ 月２４日，文收《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３２１页，３２２页，３２９–３３０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8 《傅鹰１９５７年４ 月２７ 日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龚育之：《毛泽东与傅鹰》，文载《百年潮》１９９７年１ 期。文收《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４５７–４６３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9 陶孟和：《在〈大公报〉召集的小型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北大右派言论选辑》（内部出版物）。
40 回忆者也指出了１９５２年教育改革的另一面：\”应当公平地说，新体制在当时一定程度上取得过积极意义的短平快效果：急用先学与工业部门业务密切对口，提供了数量较大的中初级技术人员；全部免费包养学生并统一分配工作，极有利于穷苦学生入学，而且攻读目标和未来归宿明确；四大学清华、北大、师大、人大的扩充和八大学院的建立，适应并前导教育规模扩大和人口对文化增长的需求；投资清华扩建校舍完善教学设施，有助于学制正规化，培养合格的毕业生；整顿秩序严明纪律，清除旧大学散漫自由杂乱无章的恶习，带来新的风尚\”。作者同时强调：\”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未必就没有更好的办法\”。见中英杰：《我和罗兰在大风潮中》，４４–４５页，《记忆文丛》第３ 辑，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41 以上引文见中英杰：《我与罗兰在大风潮中》，４１–４９页，《记忆丛书》第３ 辑，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所谓\”清华校园百余教授谈矛盾\”是出于鸣放期间《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其中有\”清华园里百余教授开怀畅谈，不该用搞运动的方法办教育\”等语。
42 以上引文均转引自《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３４页，６３９页，６４２页，５２６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43 转引自《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５９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44 参看叶于生：《\”我的忧虑和呼吁\”的答辩》、《关于\”我的忧虑和呼吁\”的说明》，文收《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１４３–１４６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5 转引自《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７０３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46 见叶于生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２日给笔者的信。
47 《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３６２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48 《在宣传会议上的讲话（提纲）》，３７６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49 《事情正在起变化》，４２４页，《毛泽东选集》第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50 以上引文均见《在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上的批注》，４０６–４１１页，４１３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51 转引自《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６１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52 转引自《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７２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53 山东大学教授陆侃如在山东大学和青岛医学院九三学社支部联合召开的民主办校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２８１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54 北师大教授陶大镛５ 月２０ 日在该校民盟支部会上的发言，转引自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２８１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55 马寅初５ 月１５ 日在民主党派与无党人生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６９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56 见１９５７年５月７ 日《光明日报》：《中央统战部、清华大学党委会、民盟、九三学社等召开座谈会，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问题》。
57 《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黄药眠起草。文收《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３８４–３８５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58 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４９６页，《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59 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６４９页，１９５８年内部出版。转引自罗平汉：《墙上春秋》，２６–２７页，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60 胡稼胎：《再不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１０８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61 周大觉：《论\”阶级\”的发展》，１６６–１７０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62 钱如平：《我的态度：头可断，血可流，真理绝不能丢！》，１８０–１８２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63 龙英华：《\”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１３２页，１３１页，１３３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64 《小资料．龙英华》：\”他曾鼓动北大印刷厂工人推翻领导，被工人揭发\”。载北京大学浪淘沙社编的内部刊物《浪淘沙》第２期。
65 王瑾希、王庆同：《王国乡的吉林之行》，《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二号。
66 据《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８０页，６８４页，
67 《关于注意阅读整风消息的批语》，４６８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68 转引自《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９１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69 据《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９１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70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海德公园式的自由讨论的提倡，后来在清华大学得到了实践：当时有一位电机系（？）的学生赵树范在大操场一角的宿舍门前设立\”自由论坛\”，有意安放讲台和扩音设备以供人们尽情公开鸣放。这个\”自由论坛\”大约生存了一周，每日晚饭后开张，持续到深夜散场，仍有醉心者久久不肯离去。除了最主要的肃反主题外，先后涉及的话题还有\”取消政治辅导员\”、\”民主办校\”、\”反对毕业设计走形式\”、\”罢免土包子领导\”、\”党委退出教学管理\”……等等。钱伟长也曾在讲坛上演讲。（见中英杰：《我与罗兰在大风潮中》，６２页，６４页，《记忆文丛》第３ 辑，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真正让蒋南翔感到不安的应是这海德公园式的\”自由论坛\”。但时间是５ 月２７日前后。
7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８３３–８３４页，
72 转引自《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８８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73 据《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９０–６９１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74 据《事情正在起变化》注释（１），４７５–４７６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75 在三月所写的前引在《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的批注中，当有人问道：\”\”目前文艺界一方面\’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仍然很严重，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又确实有些抬头。哪一方面是主要危险\”时，毛泽东的回答还是\”目前不要去找主要危险，而应按具体问题处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４０８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76 以上引文见《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共中央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４７０页，４７１页，４７７页，４７５页，４６９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77 《事情正在发生变化》，４７１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78 鲁丹：《７０ 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１９５７年春》，４８页及有关章节，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79 据中英杰回忆，清华大学是在５ 月２４日晨，由电机、土木、机械、建筑等系学生组织的庶民社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庶民报》的。见《我与罗兰在大风潮中》，６０ 页，《记忆文丛》第３ 辑，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首都各高校也在此前后陆续出现大字报，又迅速波及全国。
80 《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９６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81 据《毛泽东传》透露，\”邓小平在５ 月２３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曾说过：\’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想到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的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问题\’。这个估计，代表了政治局常委一致的意见\”。６９６–６９７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82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４９７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辑，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83 《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４９１–４９２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84 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１４０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85 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１４０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这次\”六教授会\”的召开，今天看来，似有可疑之处：据章伯钧女儿章诒和回忆，\”反右中被叫做\’六六六的会议\’其实是胡愈之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民盟中央紧急会议。其中曾昭抡、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人为教授\”，\”此会的倡议者、操办者胡愈之，则在会议开始之际离去\”（《往事并非如烟》，５４–５５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胡愈之的匆匆离去本身即相当蹊跷；后来在批判会上，胡愈之又特意点题：\”章罗联盟的阴谋野心，到了这时候（指６ 月６ 日会议）才完全暴露\”。（７ 月１１日《人民日报》报道）。联系胡愈之的特殊身份：他时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又是中共秘密党员（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到文革后才公布），那么，他亲自策划这次会议，就很有可能是执行毛泽东早已制定的\”引蛇出洞\”、让其彻底\”暴露\”策略的一个预谋行为。
86 引自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一家争鸣》，１４１–１４５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87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４３７页，《毛泽东选集》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88 在万人批斗《广场》\”反动小集团\”的大会上，曾宣布《广场》编委会与\”上层\”右派分子的联系，据说有三条线索：\”有谭惕吾、黄绍竑（通过崔德甫–林希翎）；有章罗联盟（通过黄继忠–刘光华）；有章乃器（通过许南亭–许汉三）\”（谢自立：《〈广场〉反动集团的反动本质》，载《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其实都是捕风捉影，如因为许南亭的父亲许汉三是章乃器的\”亲信\”，就断定章乃器插手北大运动，这自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89 《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５０２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90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４９６页，《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91 《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５０３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92 《第一印刷厂工人给北大同学的信（两封）》，载《浪淘沙》第２ 期。
93 陈孝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５０５页，《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94 转引自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４３０页，４３１–４３２页，４３５–４４０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95 《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的指示》，５０３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96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４４２页，《毛泽东选集》第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97 《介绍一个合作社》，１７７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７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