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逝世百年，留下丰碑式文学巨作；他激烈反对沙皇专制，极具革命情怀；反对滥用权力和暴力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几十年后叶利钦不流血“变天”成功，履行托翁“不可杀人”遗训。
百年前的十一月七日，文豪托尔斯泰走完人生路。下葬那天，上万名俄国民众高唱《永垂不杇》，并喝令到场的警察一道下跪向伟人致敬。这场面令人想到自由派评论家苏沃林所言“我们有两个皇帝，一个是尼古拉二世，一个是托尔斯泰”，尼古拉二世对托尔斯泰无可奈何，而托尔斯泰“毫无疑问地正在动摇尼古拉的宝座和王朝”。而另一位文豪高尔基称托尔斯泰是“坐在金色菩提树下枫木宝座上的俄国神，虽然并不十分威严，可是或许比其它的神都更聪明”。其实，无论苏沃林或高尔基，都不是托尔斯泰思想的赞同者，但究竟是什么力量令他们产生如此崇敬？
托尔斯泰为全人类留下三部丰碑式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熟悉托尔斯泰作品的读者都知道，就是他登上文坛的早期作品都透出惊人的成熟老练，叙述风格雄浑从容，文字细腻精准。这是“不存在成长期”的文学巨人特质。
文学是人学，是心灵史；作家藉作品主人公形象立言。俄国评论家巴赫金说，“重要的不在于主人公是世界的一个什么，重要的首先在于他对世界是一个什么，他自己对自己是一个什么”。巴赫金与托尔斯泰不是同时代人，但他这番话却道尽了托尔斯泰笔下人物形象的全部奥秘，即作家对人的自主意识的高度肯定，而人也须有面对心灵镜子正眼看自己的勇气和坦然。
人道高于政治和经济
托尔斯泰作品主人公的自主意识，表现为与人为善、道德约束和自我反省，而最可贵的是人权信念。在长篇《战争与和平》中，在入侵俄国的拿破仑大军逼近时，地主罗斯托夫一家开始逃难，满载贵重物品的大车队正要开拔，少女娜达莎·罗斯托娃发现战场下来的受伤军人遭到遗弃，不由勃然大怒，像一团黑色暴风雨扑向慈祥的父母，斥骂“可耻”，她亲自指挥把自家全部贵重物品从车上卸到路边，再把全体伤兵带走。这可对比法国文豪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情节，乞丐们为营救遭绑架的吉普赛美女艾斯米拉达而攻打巴黎圣母院，喊出“你们的姐妹是神圣的，我们的姐妹也是神圣的”口号，而俄罗斯少女娜达莎是身体力行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
托尔斯泰的人权理念也体现于《安娜·卡列尼娜》。这是托尔斯泰创作中最悲哀痛苦的作品。书中女主人公、贵族美妇人安娜顶着“通奸”、“抛夫弃子”等连串罪名，向上流社会发出决死挑战。她面对冷血虚伪、百般刁钻的丈夫卡列宁的威胁，轻蔑回答“随你便好了”，头也不回离去。最后，安娜为报复冷却的恋情又钻了火车轮。安娜具有非凡的美貌，连严肃古板的精神探索者列文也对她一见钟情，意乱情迷。安娜显得美丽，就因为具有强烈的“自己追求幸福，也给人以幸福”的人权信念。即使她的遗容对心上人说“你会后悔的”，但仍显示着高贵的独立人格。
百年来，前苏联和中国的许多读者耳熟能详“两个托尔斯泰”：一个是“天才的艺术家”，“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另一个是“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拍着胸脯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身；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团子“”（列宁语）。
反对乌托邦社会主义
“两个托尔斯泰”之说是俄国革命者对这位非凡作家既肯定又批判的矛盾评价。其实，托尔斯泰激烈反沙皇、反专制，极具革命情怀。比照沙皇的军国主义和死刑，他认为“革命者简直是圣人”；有一个时期，周围要是有人对革命者表示敌意，托尔斯泰会愤怒抗议，“干什么要强迫我攻击革命者？我不想攻击他们”！一九零五年俄国革命氛围浓厚，沙皇放松言论及出版管制，很多读物解禁，托尔斯泰喜形于色，认为是“革命传播了书籍和教育，从而完成了伟大的业绩”。
然而，无从是出于天性还是凭借理智，托尔斯泰都无法认同俄国革命者“包打天下”的习性及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设计。俄国学者伊·康斯坦丁诺夫说，托尔斯泰在尖锐极端的自我评价中称对科学“几乎一无所知”，但对于“科学的社会主义”，却从来不表“谦卑”。相反，托尔斯泰说“我读完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准备好参加这方面的考试”。
在这张考卷上，托尔斯泰批评马克思“把最简单的事说得很复杂，用的是深奥的语言”；他尤其不满马克思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理论，因为这“不仅不能增进人们的幸福，而且是人类社会混乱的主因之一，当代人都在吃它的苦”；社会主义体制仍需要管理者，但哪儿去遴选不滥用权力和暴力、履行社会正义的人呢？托尔斯泰绝不相信凭预设建造的“人间天堂”。
作品证明托尔斯泰是卓越的文学家、思想家，而历史发展证明他是伟大的预言家。在他离世后的一九一七年，俄共夺取政权，走的不是专家治国而是“专政治国”之路，一切如托尔斯泰所预见，五万家私营企业遭没收，生产凋敝，无财源的政府只有印钞一途；于是，列宁战友托洛茨基表示，“要强迫所有工人吃苦受罪，让他们寻找活路”；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掀掉一家一户的锅灶，吃大锅饭”；“军事化加上一天两顿热饭，大家都一样”。列宁另一战友布哈林主张红色恐怖，“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无产阶级”；“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肃反委员会及革命法庭仅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就杀人二百万。至于斯大林杀自己人的大清洗，更是冤魂无数。
滥权的红色新贵带来更尖锐的阶级对立，民众对革命承诺平等的期望成镜花水月。音乐大师萧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中披露，在别墅区的车站，权贵人士尽量站在月台那一头，而平民百姓尽量站在这一头，两者间的偌大距离充满了怨恨与不满。在苏共总书记勃列日？夫的嫁女婚宴上，宾主的盛酒器竟是沙皇年代的国宝水晶杯。这正是托尔斯泰警告的写照：新登场的乌托邦权力者仍会设法为自己攫取“大份儿”，而把仅够维生的“小份儿”留给驯服愚昧的人们；“凡是只关心个人幸福的人，总能千方百计来糟蹋人类的体制”。但是对托翁不幸言中又何必大惊小怪？列宁早就说过，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最中世纪、最落后可耻的亚洲国家”。暴力不可能消除“帝国的恶习”，也没可能造就真正具有理想情怀的执政者。
值得告慰托翁的是，俄罗斯最终放弃了阶级斗争与专政的学说。叶利钦主导改革，一九九一年“变天”过程中没放一枪，成功后也没杀一个人，履行了托尔斯泰“不可杀人”的遗训；当然曾准备三万副手铐搞政变的阴谋家的自杀除外。俄罗斯选择民主之路，实现和谐共生。托尔斯泰与几代忧国忧民之士梦想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