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四川籍的同盟会员吴玉章赶到南京，已过了1912年的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主要职位都已分配完毕，老同志居正、田桐见他没有做官，感到很抱歉，说：“你来晚了一步，若早一点，怎么也有一个次长当的。现在部长、次长都安置完了，内务部的司长、局长或参事，你任选一个吧！”吴玉章回答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你们且不谈这些吧。”居正他们随后还是给他送来了疆理局【类似于土地局】局长的委任状，他退回。又送来参事的委任状，他又退回了。就在这时，孙中山邀他到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你来得好，现在正要收拾残局，很需要你来帮忙。”
吴玉章由此成为临时总统府的秘书之一，当时与他同在这里做秘书的包括李肇甫、熊成章（后来做了参议员）、萧友梅、任鸿隽、张季鸾、邓家彦、冯自由、谭熙鸿、杨杏佛、王云五、雷铁崖、柳亚子等人，几乎都是一时才俊，年轻，有朝气，有才华，满脑子的理想主义，不仅是孙中山的个人魅力吸引了他们，而是带着露水气息的新生共和国吸引着他们，使他们在那个创造历史的时刻集中在一个机构工作，朝夕相处，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极为难忘的一段生活。当时，他们的食宿免费，每日三餐，每桌大概四碟四碗。每人每月军用券三十元。任鸿隽回忆说，他拿了这三十元，一无用处，大半都送给朋友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413页】
自学出身的王云五十七、八岁就开始在上海的中国公学教英文，因为在广东同乡欢迎孙中山的宴会上被推发言，由此受孙赏识，邀他去南京工作。1912年的1月中旬，他到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报到，孙中山亲自接近，并立即下手条，派他为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面嘱他在接待处代孙接见一切来访的宾客。孙中山对他说，由于他能说英语，又擅长国语和广东话、上海话，做这个工作最适宜。并说，任何来访的人都先由他接见，认为无须亲谒孙的，便请他分别改向总统府其他有官关单位或府外的有关部会接洽。如认为需要孙亲自接见的，则把要晋谒的事由与地址记下来，待请示后安排接见的时间，再由他去信通知。他每天总要向孙中山汇报一次，或书面，或当面请示。不到半个月，教育总长蔡元培亲笔给他写信，邀请他去教育部工作，他带着蔡先生的信向孙中山请示，孙听看他的报告，随即说：“你多年从事教育，担任教育部的工作实最适宜；但你在总统府任职也很得力。我主张一个两全的办法，就是上午接待处来访的人较多，你还是上半日留在这里，下半日往教育部办事；如此便两不相妨。”随后又加派一个秘书到接待处，上午是协助他，下午则代替他。
据王云五回忆，临时总统府的秘书人员的任务不限于文书或机要工作，除了接待处以秘书主持外，收发处也是一位秘书主管，此人是他在中国公学的学生杨杏佛，当时只有19岁，却掌握了十分重要的收发处，除了标明特别机密的文件外，主持收发处的秘书都有权开拆，直接分送某单位或秘书办理。
堪称“民国第一报人”的张季鸾曾在《民立报》工作，受于右任的保荐，出任秘书，执笔起草了孙中山的那篇就职宣言，不过他从不愿居为己功，他说：“意见是孙先生的，我不过记录而已，而且孙先生审阅后署名发表，就是他的文章了，我不该引以为荣。”他一生骄傲的是，孙中山宣誓就职时他发了一个新闻电报给《民立报》，任务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发的专电。
同样办报出身的雷铁崖是临时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约往南京出任秘书的。临行时，他又代邀了柳亚子、杨杏佛等人一同前往。仅仅半个月，他就辞职去了西湖，并且赋诗一首：“一笑飘然去，霜风透骨寒。十年革命党，半月秘书官。稷下竽方滥，邯郸梦已残。西湖山色好，莫让老僧看”。“南社”诗人柳亚子过不惯“这种紊乱的生活”，不足三天，就托病逃还上海，到《天铎报》当主笔去了。
不到三个月，南京的临时大总统府解散，这批秘书书随即星散。杨杏佛曾写下“春好恰逢人怨别……锦瑟华年逝水过”的诗句。他们多数人无意北上继续从政，而愿意出国学一点有用的学术，为建设新生的民国服务。稽勋局奉命办理留学，杨杏佛、吴玉章、萧友梅、任鸿隽、谭熙鸿、李骏、刘鞠可、黄芸苏等都出国，各自选择专业深造。无论是留学的，还是留下来的，不少人后来都在各自领域有出色的表现。张季鸾成了民国时代最好的报人，王云五是最好的出版家，任鸿隽是最好的科学家之一，杨杏佛因为民权保障同盟而殉道……曾经风云际会，这批集中在临时大总统身边的年轻才俊，以后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一直从政的反而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