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石扉客 发自 上海 美国加州
广州南方日报报系《南都周刊》2010年11月29日第45期
自2000年回国探亲离开北京后，宋永毅再未回过大陆，但并不妨碍他以中国现代政治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位上海师范大学1980年的毕业生，现在的官方身份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的副教授，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反右、大饥荒、文革以及四五运动等中国大陆敏感领域的研究，
宋领衔的最新研究成果，是一部两千五百多万字的煌煌巨著，《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
自2007年开始，宋永毅和丁抒、周原、沈志佳、周泽浩、郭建等北美地区的六位学者，再加上中国大陆的三位学者谢泳、董国强和冉云飞，组成《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 （1957-）》编委会，宋任主编，在两岸三地在内的海外华人学界的鼎力支持下，开始了浩大的史料编纂工程。
三年多来，编者们找遍了世界各地的亚洲图书馆，征集了众多的私人收藏，抢救了无数第一手的文字资料，在数以百万计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献中进行专业性的编辑校勘，汇集成了近万篇文献。
2010年上半年，宋永毅等人长期以来的老合作单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正式出版了这套数据库的全套光碟资料。有媒体评价，“这个数据库光碟借助于现代科技，在史料汇编方面完成了一个研究性和资料性并重的1957年反右运动博物馆。”
宋永毅的上一次研究成果，是文革数据库。在反右运动数据库之前，已经完成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1966—1976）》。
宋永毅介绍，他们接下来将编纂《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4）》和《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运动数据库（1949—1955）》。宋永毅和他的同事们希望以这四个数据库涵盖中国从1949年到1980年风起云涌的时期，形成一个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史的大型数据库。“届时，灾难深重的中国当代史的历史真相将会得以揭示、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也将会得以保存和健全。”
用这套数据库总序作者，原中组部部长、中顾委委员李锐的话来说，反右是一个绕不过去，必须研究的问题。 “我一直在主张先搞清楚三个问题：把中外历史搞清楚，把理论（主义）搞清楚，把我们这个党搞清楚，从而正确认识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规律。我相信建立这样一个数据库对搞清楚这三个问题，是件很有意义的基础性工作，这个光碟肯定会为今后的研究者大大地提供方便。”
一、 一九五七只是开始
“反右自1957年始，但终点并不是在1957年。”对每个对反右数据库有兴趣的来访者，宋永毅总喜欢先强调这个时间观念。事实上，通过对这一数据库浩繁卷帙的阅读，读者会很快发现1957年只是反右运动的起点，至少1958年它仍然在大张旗鼓地进行着：
数据库显示，绝大多数的右派其实是在1958年做出的结论和处理；声势浩大的“反右补课”是在1957年底、1958年初发动的，这一运动又打了好几万右派或“内控右派”。在四川，“反右补课”还补到了幼稚单纯的中学生的头上；1958年的报刊上还充斥着揪出和批判右派的文章。好几个党内的大右派和“右派集团”——如安徽省委的右派集团李世农、杨效椿、李锐等人、云南省委的右派集团郑敦、王镜如等和青海省委的孙作宾右派集团，等都是在1958年揪出和处理的。
反右数据库顾问、湖南出版社鲁迅研究专家朱正在其所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中，记载了1958年在湖南部分县市小学教师中搞的“反右补课”。这个数目庞大占到右派总数字四分之一的群体，其实是在1957年寒假期间，也就是1958年1月或2月间， 集中到县城里进行整风学习。这时不但章伯钧罗隆基早已划了右派，城市里那些机关单位的反右派斗争也都早已结束，而这些小学教师们平常忙于教学，得等到寒假才有空呗打成右派。
朱正的妻子当时在湖南湘阴县黄柏峡小学（现属汨罗县）教书，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成为了一名右派分子。朱正曾好奇地问过她，究竟是因为说了一些什么话才划为右派的。朱妻回忆起来竟有几分茫然，“她只记得，她所在的那个学习小组里，开头一个人说了些什么，于是大家接着话头说下去，结果全组只有担任记录的一人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他专门记录别人的发言，记录本上没有他的发言。”
朱正在书中不无悲悯地感叹，“可是这些乡村小学教师，一年到头忙忙碌碌教一点书，平日连报纸也少看，他们竟是如此闭塞，不知忌讳。套用金圣叹的名言，他们的这项右派帽子，可说是于无意中得之。”
同样当过小学教员的毛泽东对此事的态度是怎么样？朱正同样不无辛酸的评述：“毛在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说：实际上去年12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十几万右派，占全国30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还猖狂进攻，你说章罗划了右派，就不进攻了吗？他照样进攻。”
事实上在1958年，在知识分子中的“反右运动”也从没有停止过，只不过以各种不同形式的政治运动出现罢了。如1957年年底、1958年年初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58年2月开始的、继“红专大辩论”后的“向党交心运动”；3月在各高校以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目标的“双反运动”；4月的“搞臭个人主义”运动；5月发端的在知识界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全国文教界也大反“右倾机会主义”……
在数据库的第七部分“反右档案”里，收集了一份题名为《关于龚子荣右派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报告》。这一给当时的国家机关党委和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人龚子荣和一批追随他的党内干部定性为“右派集团”的绝密报告是写给中共中央的。宋永毅分析，作者很可能是中央派往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组。
此份报告写于1966年9月28日，即距反右开始（1957年）近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而定龚子荣和他的追随们为“右派集团”的材料依据竟还是1957年的反右档案。
由此可见，高层并不以为反右在1957年已经结束。鉴于此，数据库在反右运动时限上也就采用“1957 -”的开放式的界定。
二、 被遗忘了的“右派”父亲言行
给数据库写完总序后，李锐顺便贡献了一条关于自己的史料，他将保存的“水利电力部党组1988年1月23日关于‘李锐反党集团’平反的决定”文件送给宋永毅和他的伙伴们。并不懂电脑的李锐，很敏锐地希望这是一个不断增补的动态数据库。
“我以九十二老叟之名，希望海内外所有同这场运动有关联的人们，大家都来关心这件事，提供自己知道的原始材料；也希望宋永毅先生和数据库编委们能借助于现代计算机技术不断增补再版，建立一个日臻完整的“反右运动”、乃至整个“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史”的数据库。”
这不过是数据库上万条资料的来源之一。和一般的资料库不同的是，汇编在反右资料库光碟中的史料，基本限于第一手的文字资料。回忆录、访问记等等的二手材料均不在收录之列。宋永毅的本行就是搞图书馆目录学的，为了方便中外学者查阅，他给数据库采用了中英文两种目录和主题词的检索方法。
史料共分为如下七大部分：
1)和反右运动有关的官方文件；
2)毛泽东有关反右运动的讲话、指示和文章；
3)中共党政领导有关反右运动的讲话和指示；
4)有关反右运动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
5） 重要的右派言论和文章；
6） 反右运动前后的鸣放言论、报刊社论和重要文章；
7） 反右档案：处理结论、检查交代和平反通知。
资料库在大陆的三名编委之一、四川作家冉云飞的主要任务，即是搜集以四川为主的右派资料。民间史料之丰富让他瞠目结舌，数据库里有一张冉云飞搜集的四川地区“寺庙右派分子”名单，如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就从全县94名道士中划了5名右派道士。与此同时，网络也成为相当重要的资料管道，关天茶舍和闲闲书话等著名社区是冉的重要信息源。
宋永毅本人十年前回大陆的主要目的，即是搜集各种反右和文革时期出版的小字报等地下刊物，宋甚至为此惹出了不小的麻烦。但数据库里的第一手资料，仍让宋兴奋不已。有些资料不仅是宋等研究者第一次接触，甚至对当事人和家属来说，也是闻所未闻。
数据库里收集到了一份遇罗克父亲遇崇基的右派定案材料。据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和妹妹遇罗锦的回忆，遇崇基被打成右派，是因为反对小汇报制度，并说了一句“人与人冷冰冰”。
但在这份由电力工业部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7月内部出版的右派定案材料集《想一想，问一问》里，右派分子、电力部北京基建局技术处工程师遇崇基的定案资料全文如下：
遇崇基说：对章（伯钧）的问题应公公道道看：如他真有组织、有企图的话，那就证明中央太官僚了：如果他真跟共产党走，那报纸上这种批评就太冤他了。我们不愿的事，不要加在别人身上。当然，对两章的批判，如果作为一种手段，达到另一种目的，也未尝不可。
从章伯钧的发言，看不出反对党的领导，并且他也说要跟着党走，从什么地方证明他反党？批评的再尖锐，只要是善意的，就是好的，恶意的就是坏的。不能随便下断语，因为你没有钻到别人的肚子里去看看。
他说：储安平说党天下的问题，说成宗派主义不好吗？我想这些问题亦不是就说清一色。当然，党天下这种说法，我不同意，但所举的例子不能说不是事实。
他说：储安平能否算反革命？很难说。但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我们觉得是不怎么样，这是不是党中央的意见？我还不大相信党让这样做，也许是编辑下的标题。
人民日报标题“工人起而应战，”这好像是打起来了。总的说我认为不好。
他说：“我局正气下降，邪气上升，那些能吹拍、没良心、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人都上去了。他们是‘死求百赖’地靠近党的人。那些真正为国家尽忠诚（我是为国家尽忠诚，我们无党派的就是为国家而工作，而不是为哪个党工作）的人看不惯那种邪气。”“每次运动都要新生一批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在运动後都会受到领导的重视和提拔，我想这次整风亦不例外，如现在报纸上说明那些是靠近党的，那些是与党有隔阂的，分的界限很清楚，这是很好的，为了自己的好处，往这方面钻有何不可呢”？
这份材料显示，遇崇基被打为右派，是因为他公开表示对章伯钧、储安平的同情，对引蛇出洞的反右斗争的不满，而非他子女后来回忆的反对小汇报制度等。
无论是遇罗锦还是遇罗文，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想揭示历史真相、拒绝遗忘。但是反右运动时他们还只有6、7岁。即便在右派改正以后，有关当年反右运动的档案仍然是国家机密，无论“右派分子”本人和他们的子女都无法查阅的。他们只能回忆父母的片言只语去理解他们被打成“极右派”的原因。父亲的真实“右派”言行，就这样被包含子女在内的后人“遗忘”了。
在宋永毅和他的伙伴们看来，如果没有数据库里的这些原始资料，“哪怕是对于那些受迫害最深、又同时最想保存历史记忆的人们来说，仍有可能不自觉地混淆和遗忘了最重要的历史真相。”
三、 近六十年来的思想巅峰
在此之前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建立“文革学”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而“一九五七年”学这个概念，则是近几年才被人提出来。这个概念，肇始于2007年洛杉矶纪念反右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中，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的发言。钱理群认为，195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尽管不久以后钱即以此为题，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著（《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但钱的这一建议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包括宋永毅在内海外汉学界的太大注意。
但在编完《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以后，宋永毅和其他编委们对“一九五七年学”的建议有了全新的认识。在他看来，在近六十年的思想史里，1957年毫无疑问还是至今为止，大陆知识界近六十年来的一座思想巅峰，直至今天，都远超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种理论。
给数据库作总序的原中组部部长、中顾委委员李锐，在序言中如是评价当时的右派言论：“就是在五十多年之后，也可以看出那些知识分子当年的忧时爱国之心，看出他们的责任感、正义感。所谓的右派言论都是切中时弊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应该珍视的思想资源。特别是这批所谓右派分子在那个年代显示出的独立思考之精神，更是我们这个民族应该薪火相传的，是国家的希望之所在。”
以民盟、民进的一批知识分子为首撰写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等著名的右派“意见书”，就无不具有其改革的系统性。在宋永毅等人看来，它们不仅有切中时弊的先见之明，还有中国目下的改革进行了30余年还没有达到的理论高度。
至于在历史学界以雷海宗为代表的学者们对正统史学观的公开挑战；在法学界以杨兆龙、钱端升、王铁崖等学者，党内以王翰、贾潜等司法界的高级干部对“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的大声呼吁；在新闻界以王中为代表的“新闻自由”理论和十多位报纸主编对“同人办报”的认同和倡导，更是都大大地超越了30年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成果总和。
更可贵的是，一些大右派们的勇气并未停留在口头上，他们开始尝试践行这些观点。
数据库收录的资料显示，鸣放初期，清华大学徐璋本教授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短文里，系统地阐述了他反教条主义的现代政党理论。徐后来将这些政治理论付诸实践，最后也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被作为一级右派判刑15年，一直到1979年才获平反，1988年旋即去世。
这位核物理学家50年前所提出和付诸实施的政治理论，即便放在今天也毫不逊色。徐璋本是钱学森的同学，两人均生于1941年，都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博士。不仅他们的专业都是和导弹有关，而且两人的私交甚好。
数据库编委、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在明报月刊发表的《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一文中，高度评价徐璋本，“他的人生，在俗世的評價中肯定是完全失敗了，因為他最好的時光在監獄裏度過，而錢學森卻在這一段時光中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偉業。但徐璋本就憑他那一篇文章，在將來的中國思想上當會有他的地位。”
四、另类反右
数据库的第七部分“反右档案”，主要收集的是揭发、检查、交代等今天看来是人格耻辱的材料，和前述思想巅峰一样，这种耻辱痕迹也是历史真相的一部分。
梳理完这部分数据材料，宋永毅等人发现一九五七年“右派”们的普遍规律是：在突来的政治迫害前，从抵抗到崩溃的时间通常都很短，这常常和他们陷入被自己的亲人朋友的无情揭发乃至任意诬陷中有关。
例如，罗隆基的绝望和他被最亲密的三位亲友揭发诬陷有关：一是和他同居十年之久的浦熙修；二是他的机要秘书邵慈云；三是他的办公厅副主任赵文璧。陈企霞的崩溃则因为他的情人、女作家柳溪开始背叛。 给章乃器致命一击的是他的前妻、民建中央常委胡子婴。她的长文《我所了解的章乃器》一下子把章定案在“历史反革命”的高度。章伯钧在第一次被批判时就惊慌失措，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在民盟中的好友史良会把他的私房牢骚话都无情地揭发出来。
而那些大名如雷贯耳的“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在反右中的讲话、指示和重要报刊文章，常常比各级首长还远要疾言厉色。1957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新华社报道，记录了徐璋本的老同学钱学森在集会上的发言：
“我在美国的社会里钻了二十年，我要说，美国的“物质文明”是先进一些，但是，假设美国没有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钱就可以拿来为人民服务，人民生活也就会好。所谓美国生活的优越只是在表面上，事实上要不得的东西太多。”
第二个研究规律是，右派们的精神崩溃更表现在反右后漫长的改造岁月中：由於持续不断的高压和洗脑，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仅完全放弃了自己当年在鸣放中的思想，而且不断自咬自噬，直至人格扭曲。
束星北的改造历程便是一例。束是我国最着名的物理教授之一，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的启蒙老 师。一九五七年五月的鸣放中，他作过着名的在中国必须具备“法治精神”养成“守法风气”的演说，为此被打成右派。在长期的思想改造中，他不仅写了许多检讨 和认罪书，痛批自己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思想”。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四日，这位中国物理界的天才竟写出了自我改造的规划──《申请长期洗涮茅房》。
宋永毅认为后人完全应当直面这些丑陋和耻辱，对当年中国知识精英人格脆弱的另一面，以悲天悯人的态度进行理性的研究。“实在不应当在个人的层面多加苛求。但是，我们无法、也不应当否认中国知识精英思想性格中的软弱性和种种先天不足。”
宋永毅等人甚至忍不住会去以史为鉴，联想到今天海外华人的“窝里斗”的现象，感叹 “对比1957年中国那些知识精英、民主精英的表现，应当公正地说：今天海内外民主人士的表现还是要好得多，将来也一定会更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