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红了

画家村里的大活宝
 
于建嵘把家安在北京城东郊。大清早从京城最繁华的中央商务区上高速，一路向东疾驰。到北京最著名的画家村宋庄小堡，已是日上三竿。
 
“村委会往西两百米，门口有木头架子，那就是我家。”于建嵘一天要接无数个要来他家拜访的电话，他总是说：“好，好，我在家里，你过来吧！”
 
于是学生、记者、朋友，还有一拨拨的上访者，都一股脑儿集结在这个前农家院的客厅里。屋里的人越来越多，互不相识的人们友善而小心地打着招呼，这里就像一个大沙龙。
 
于建嵘对每一个来访者说：“每人来吃一个橙子——只能吃一个，多了没有！”
 
在温度已经降到零下的北京郊区，冰冷坚硬的橙子算不上是一种友好食物。并非主人待客不诚，只是于建嵘就不是个精细人。他元气饱满，一口喜庆的湖南普通话，与人拍肩大声谈笑。他讨厌花里胡哨、精挑细选，看中一款衬衫就买好几件换着穿，所以他看起来像是永远没换衬衫。夏天时，他端着饭碗遛达出门，找块石头一坐大口咂吧起来，管他人来人往。村里人有的说他是北京病退的老师，有的说是一下岗工人，没钱只得住郊区，于是他有了许多村民朋友。
 
6岁到14岁，于建嵘经历了8年的“黑人”流浪生活。因在“文革”中家庭受到冲击，他没读过小学，饥一顿饱一顿扛过了童年。1979年，他考上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与一群好读书的朋友思考“中国怎样改革”之类的问题,毕业分配到《衡阳日报》。1987年“反自由化”时离职当律师。靠着打经济官司，他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00万。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他认为200万管一辈子已经足够。直到现在，他仍把自己的律师资格证摆放在家里。他放弃了律师职业，在各大高校游学拜师。1997年，于建嵘考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的博士生。他的目光慢慢聚集到对信访制度和农民维权抗争的研究上。他重走当年毛泽东湖南农村考察的路线，在田间地头作苦行僧式的田野调查，“我们搞法律的人喜欢做记录。那时候没有微博，要有微博的话我天天发微博。”于建嵘说，自己在农村行走的那几年，“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农村中国”。根据这些他写成博士论文《岳村政治》。
 
七年前，于建嵘跟几个朋友跑到宋庄玩，遇到一正在做饭的画家。他看人穷困潦倒，心生悲悯。旁人却说这位艺术家是千万富翁，他不信。上前一问，人家坦然：千万富翁倒是真的，来此地只为艺术理想。画家说，小堡是先锋艺术的前沿阵地，“一走进这个村，就像戴上红军八角帽，手握钢枪要冲锋了。”说完泪流满面。
 
于建嵘见不得人落泪，他一阵激动：这种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生活，不正是我追求、寻找的么？便急问附近是否还有小院出售。找到附近一画家刚搬走的院子，房主见他入手心切，便开出12多万的天价，于建嵘二话不说，当场拟定协议，同房主到银行里转款，交房，立马成为小堡村居民。
 
小院装修完总共花了30多万。老师骂他：你是搞土地研究的，还不知道这个房子不能买吗？将来它会被拆！于建嵘说：管他呢，不就是个房子吗？拆了再说。只要我过得高兴痛快，我就买！
 
人民大学学者张鸣来于建嵘家做客，看到于跟从乡长村长到扫地的大嫂所有的小堡人都熟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大妈们，一见到于建嵘，就像打了吗啡一样，立即兴奋起来，围过来嘻嘻哈哈。”回去后他撰文写道：“连村里的狗，见到他都撒欢，他开着那漂亮的现代越野车在村里一过，就有狗蹿过来，恨不得钻进来跟他亲热。”
 
每到周末，同住宋庄的侯志辉都过来给于建嵘帮忙。他是一家网站的商务拓展总监，通过微博成为于建嵘的粉丝。他说：“于老师让人最敬佩的地方在于：他真正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并发现潜藏在民间的那种鲜活的经验和大智慧。”
 
于建嵘似乎天生擅长与人打交道。他嘻嘻哈哈，没有学者架子，甚至跟上访者有一搭没一搭地开玩笑，悲戚愁苦的人们常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上访者一拨拨过来找他，是因为于建嵘出名了，“他讲实话，公正，最起码不掺假。”一位来自南京的徐姓上访者说，他们希望于建嵘能帮他们把家乡的拆迁问题曝光。老于记下每个人的资料，然后让他们对着摄像机讲述自己的故事。把上访者送出门，他总是安抚他们说，那些人太可恶，他们会有报应的。
 
上访者带过来的材料，都被他收入客厅旁边的一间“黑材料”房。那里满满两排靠墙的书柜，是按地区归档的群众举报信，覆盖全国2860个县。
 
镇住那些当官的
 
最近一年他突然红了起来。于建嵘在全国各地开讲座，那些“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的大课，为他赢得喝彩无数。他讲“刚性稳定”的危险，讲“万恶的信访制度”，还讲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拆迁的隐患。他说：你们用的那几招，我都知道。“销号”，截访，我还知道你们怎么抓人。台下嘿嘿笑。讲到动情处，他大手一挥：“你们今天要记住了，不要强拆，否则会有报应的。”
 
台下发出几声自我解嘲的鼻息，旋即沉默。于建嵘拿起话筒往台上一站，那些开了一辈子会，习惯了伸胳膊抖腿打瞌睡的官员都被他镇住，他们如小学生般专注投入，露出被点破心思的笑容。
 
至少在听完之后，干部们觉得于建嵘的课是“值得的”。一位来自山东的乡干部说，痛快，说的都是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他算是讲到我们心里去了；一个老太太会后一边追着于建嵘签名，一边愤愤地说：要让人民觉醒！
 
11月28日，于建嵘在清华给湖南省一个中青年干部班讲课。讲到中途，一位负责拆迁的领导给家乡副手打电话，告知立即停止强拆，哪怕不升迁。另一位法院副院长课后当众表态，请老师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老百姓放在心中，依法办事！
 
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自然让于建嵘喜上眉梢，他回到家里即把以上两幕发到微博。但也有人感到困惑。某日他在北大给五十多个乡党委书记讲了一天课。书记们激动得不时鼓掌，会后纷纷要求与他合影。有几位过来跟他说：于老师啊，您讲的都很对，可我们没有办法，不得不去做那些不对的事啊。我们甚至怕您到我们那里去，怕您知道我们做的事后骂我们。
 
“听此言，我只感到累。”于建嵘说，“最大的痛苦就在于，我看到了问题，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1月26日晚，于建嵘在北京西客站发了一条微博。按照计划，他要坐当晚的火车去山东演讲。“我真不想去了，不只是因为累，而是越来越感到这种演讲的效果太有限了。在目前这种体制下，要想让他们不去强拆老百姓房子占农民的土地真的太难了。可不去讲，还有什么办法呢？除了不停呼吁外，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啊。”
 
旅途的劳累和无力感在慢慢累积，但他终究还是登上南下的火车。
 
在地方的演讲并不总是会受到欢迎。当他手指台下大骂之时，总会有人屏不牢。
 
PK县委书记
 
11月1日，于建嵘应江西万载公安局局长之邀到该县演讲。出发前他搜索了万载县近期新闻，发现县委书记陈晓平在某会上提出：本县到北京上访者，第一次训诫谈话并罚款；第二次拘留；第三次劳教。于大为不忿。
 
陈晓平并不知于建嵘是何方神圣。但公安局长向他大力举荐，称此人“讲得很好”，陈便通知全县七百多个村级以上干部都来参会。“其实我觉得是公安局拆迁任务太大，他们想找个人过来帮他们减减压。”于建嵘分析道。
 
演讲时，于建嵘暗暗观察台下，众人皆心领神会点头，唯独陈晓平面有不爽，“越听越坐立不安”。
 
演讲结束已是晌午，陈晓平坚持请于建嵘共进午餐。俩人邻座。菜还没上，陈开腔了：“于老师你是大专家。我不知道你今天来会讲这些，对我非常不好。我把村一级的干部都通知来啦。”
 
“你一个小县城要搞23平方公里开发区，老百姓一上访就得劳教判刑，没有这个道理。宁愿慢一点，没关系。”
 
“没有发展你能有高速公路你能住上宾馆？”陈有些激动，“没有我们这么干，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
 
于建嵘低头不语，端起茶杯等着上菜。陈拍了下桌子，又重复了一遍。于建嵘脸拉了下来。陈又来了第三遍：“没有我们，你们吃什么？”于建嵘起身把椅子一推：“去你奶奶的老子吃什么！”公安局长一看于建嵘真生气了，赶忙起身过来拖住他：“于老师！于老师！”“啪！”于正在气头上，也不管是谁来劝，一巴掌朝后甩过去，局长鼻子就开了花。他扔下一句“这种鸟人没有资格和我吃饭”，扬长而去。
 
回到宾馆，余怒未消的于建嵘把刚才一幕发到开通不久的微博上。“没有县委书记搞拆迁，知识分子吃什么”这句极富传播效果的话瞬间被数千人转发，陈晓平遭到网民全方位人肉搜索。“他（陈晓平）的政治生命已经到头了。”于建嵘断言，他嘲笑陈不知微博威力。陈事后通过中间人向于建嵘表示道歉，“可微博发出去，我也收不回了。”于建嵘说。
 
微博是于建嵘在2010年找到的新武器。作为一个对话语权有如饥渴般诉求的人而言，微博给了他一个24小时开通的话筒。开博三天，他发了近一百条微博。那是一个看不到观众的大讲台，于建嵘把他这些年想说的话一股脑全倒出来了。如今他已有14万粉丝，每天新增近3000关注者。
 
“我更加坚信，信息时代将改变中国的传统政治发展道路。”于建嵘大为感慨。
 
南都周刊－于建嵘
 
在北京讲话有杀伤力
 
引导官员将心比心
 
南都周刊：你站在讲台上训斥官员，骂他们会有报应。这听起来像是道德谴责，管用吗？
 
于建嵘：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的很多问题，是因为普遍对人性缺乏理解。你怎么会不能将心比心呢？你当官今天拆人家房子，说不定哪天你家房子也得被拆，你打人说不定哪天你就要被人打。中国有这么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连这个都忘记了还搞什么？
 
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复强调要保护个人利益，我要引导每一个人设身处地地去想问题。现在全国上下拆得简直是史无前例，将来一定会出很大的事情。每个人都面临穷凶极恶的公权力，要累积多少仇恨啊。
 
南都周刊：你给官员们讲这些，自己感觉成效如何？
 
于建嵘：我觉得对人性和责任的呼唤还是很重要的，这么多年给灭掉了。我还是想做这个事情。我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把我心里想的告诉他们，第二个根据他们的反应判断我的想法对不对，得不得到认同。这是一个很好的调查，我对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自信，因为得到越来越多的官员认同。
 
君子群而不党
 
南都周刊：在过去20年里，知识分子要么埋头书斋不问世事失语，要么因与体制冲突而被动失声。你何以左右逢源，社会冲突的双方都能与你找到共鸣？
 
于建嵘：中国知识分子这么多年来没有跳出一个圈子，就是一定要把自己当个人物。装腔作势的人太多。知识分子装腔作势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找到所谓理论的制高点，他会很容易生出一套莫名其妙的东西来。我现在很少参加那些看起来很高深的会，我这个月拒掉五六个会，包括邓正来的会，都不去参加。为什么？你讲那么多没有用啊。中国这么多问题，你天天坐在那里吹牛皮，都没人敢出来说话。先把每一个人的利益保护了再说。不要告诉我发展怎样怎样，当然要发展啊，发展慢一点又怎么样呢？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要发展干什么？
 
南都周刊：瞧你在讲台上那呼风唤雨的架势，你倒是可以考虑参选人大代表。
 
于建嵘：没这打算，我不加入任何组织，不签名，不联名。我就是这么一人，独立，君子群而不党。
 
老有人说什么意见领袖，我说什么意见领袖，还把自己当人物，你承担那么大责任干什么？现在有一批知识分子终究把自己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去，这是不行的。我对自己定位很简单，就是一个一般的读书人，不拿自己当个人物，当不得。
 
我希望影响官员是因为他们请我讲课，他们不请我讲拉倒。我认为我本人而言，不会承担很大社会责任，我绝对不会说为了社会怎么样。我一定会讲我心里所想的，不会讲我认为不对的。
 
知识分子就干点自己能干的，一步步揭露点真相，搞翻译的多翻译翻译，我搞调查的多搞点调查，搞媒体的多写点你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就行了。
 
抢不了我的话筒
 
南都周刊：对现在生活感觉如何？
 
于建嵘：无所谓，我有生活啊，我不怕失业，我根本也不在乎社科院怎么看，你现在开掉我也无所谓。我不靠工资，工资我基本上都没看过，我认为10年前把生活该赚的钱都赚了。20年前我赚了200万块钱，觉得一辈子够用了。当时买个车，34万，好牛啊。没有生活的忧虑和恐惧，才敢说话。现在要是写文章一个月都能写一万（稿费），讲课费我都不问多少钱，他们问我，我就说随便。
 
谁要整我什么呢，我不在乎。我就在乎我自己心里那一点点东西，不会苟同。原则就是不加入组织，课能讲一天是一天，不让我讲拉倒，我也不会非要到马路上去讲。
 
南都周刊：你迷恋话筒么？开了微博之后，对话语权有无新的认识？
 
于建嵘：有了微博，终于我有和你们一样的表达机会了，你们也不能抢我话筒。现在的科技改变了社会生态，每个人都有话筒，每个人都是新闻中心。现在找朋友很容易，发个文章马上可以找到同志。
 
这么多年，知识分子从来没得到过强势的话语权，或者说没有多少人获得了话语权。过去必须要获得一种体制身份，才能有话语权。现在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而产生了身份。知识分子也可以解决对体制依赖的问题，我完全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获得钱。
 
来北京就是为了讲话的，在北京讲话有杀伤力，在湖南讲了半天没人听啊。10年来我一直讲自己想讲的话，不讲别人要讲的话。很多人成名之后就开始讲官话，套话，非人话了。
 
南都周刊：有没有惹过麻烦？现在还有困惑么？
 
于建嵘：我对讲的东西还是心中有数的，原则是讲事实，少讲意识形态。困惑当然很多了，最大的困惑是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前途方向，但是没有人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