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和开拓中国民主之路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换言之，我们纪念辛亥百年，纪念中华民国百年，究竟如何横向比较人民国前途和改革－革命路径，关系到辛亥一百年来国人面对的根本核心课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面对的革命对象和改革对象，是不是和孙文和袁世凯面对的王室和传统，在性质上，规格上和本体上，可归一类——抑或，我们面对的人民国和所谓黄俄体制，美中沆瀣体制和资本桔栀体制，是不是亟待区隔，必须澄清，乃是规划纪念理论和纪念实际的基本定位。这个课题可以简单一言：辛亥革命、含中国几千年的农民造反和官事改革乃至孙中山暴动，都是“大体制内”的改革和革命；不是推翻这个大体制。我们所谓大体制，就是中国的道统和政统体系。道统携领一切之改革，革命和文化——道统携领一切之皇室，朝廷百姓和游民——道统在政权之上，不在政权之下——而正统，不过是改朝换代，官民轮替，不至于造成以后的外国意识和俄国体制入侵和侵蚀。这个说法就是，除去太平天国之伪基督教蒙骗世人，泛一时之逆流以外，所有的农民和皇上，民间和朝廷，本来就是抱元守一的乾坤离兑，天人一合（虽然，我们对此天人之备并不完全认同）。所以，辛亥革命虽然推倒皇权，令立“中央”，但是，这个革命之道统，依然还是原来的道统：孙文道统，虽然可以说是三民主义；却，也可以说是孔孟和基督二兼——这样一种不毁灭文化的革命（其，直接针对文化革命），其认知和本体效应，就是造就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高估的、孙文新道统和老文化之传统与现代的集合。这个集合，完全不同于毛式革命和道统之废。所以，纪念辛亥，完全不是要重新来一遍辛亥推倒皇室的运动（而是要改变极权体制）；恰恰相反，纪念辛亥，是要更加改革和保护中华传统，施行一种完全反对破旧立新的解构，施行新一轮的结构和继承，开拓和保守以反对毁灭文化之极权主义。这个课题，中外皆然。可以看看英国人对于传统和保守的革命伟业和文化集成，即可了解。远而论之，从估计希腊僭政带来的希腊罗马文化（含政治文化），到看待中世纪希腊罗马之凋零和阿拉伯文化之接续（不是说这一文化的初肇），再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整个法国、美国和英国革命，都是在“大体制内”完成，补充，修正，暴动，不合作与再复辟之间的间性运动。他们的整体特点，就是并不根弃传统，上帝，真主和体制（含波斯专制主义体制，罗马帝制/共和——希腊僭政和民主）。这个革命，是从旧和复辟之革命；这个改革，是复辟和复原之改革。哲学上说，就是解构和结构的辩证。这是观察整个世界历史的角度。唯独破坏这个体例，体制的例子，从列宁，希特勒和毛开始。一切，终归导向推倒这种反传统，反体制之体制，才是要务。当然。其中歧义甚多——关于革命；关于反革命；不赘。
这是本课题的一个部分。于是，我们转向另外一个对应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中共政权，和孙文面对的满清政权，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格外之局和传统易数。我们完全不可能把纪念辛亥的观念，研究孙文的看法，硬性套在今天对待人民国的路径和实践上。这样说的基本根据就是，我们面对的人民国，是一个道统不存，天地翻覆，已亡天下，无制度，无政体的历史断裂之象限；而孙文对应的朝廷，官方，民间（三合会，哥老会，洪门等等），革命派，却是古来传统社会之社会存在。中共极权主义人民国，却是社会基本废黜的一总平面结构，是一种无社会社会，是一种无文化，无根据，无契约，无道德的资本原始社会（从毛的无资本到资本的极端垄断）——这个社会，是完全不同于孙文面对的社会的。此中，当然牵涉到如何定位这个不同于满清王室的人民国本体和本质课题（注意：整个世界，美国，欧洲等对此皆无定位。）这个课题的核心，刚好和孙文启动民间社会的办法有所类似，却完全不同。这个问题，十分清楚。孙文，可以在这个本来就存在的军阀社会，宗教社会和海外社会中，找到革命的资本和动力；而今天的中国没有洪门，没有游民，没有海外直接赞助，亦无前太平天国后裔和康氏通道之势力。这是完全不能比拟的中国现实之古今具象。有人说，现今之维权运动，六四运动和其他民间运动，就是辛亥，就是三民主义——这个话误解辛亥，就是，他不知道辛亥之道统，皇室，孙文、袁世凯，和毛氏，百亿氏（特权家庭和个体）完全是两码事。这个两码事，造就了两类完全不同的人们，完全不同的路径和完全不同的结构。这个结果的直接体现就是，辛亥不是六四。六四，是什么？是极权主义时期，由于人民抗争沆瀣了体制内外出现的改革呼声，遂使得体制发生割裂，造成（人民日报）官方认同一部分人，一部分市民和一部分学生，起而要求改革——而这个改革，不是纯粹体制外孙文主义的实践路径，而是半民间，半官方（赵紫阳系统）造就的半合法，半理性之抗争（他们的“法”和他们的“理”）。注意：辛亥革命是武装暴动；六四是武装镇压——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性质之裂变。所以，六四是半个民主，半个官方——辛亥是革命起义和炸弹成事。这就是说，辛亥武装起义之可能性是存在的；胜利是可期的；政权是延续的（延续道统政统）——他们固定在道统和传统的意义上——而六四之“道统”并不清楚，是共与反对之之沆瀣——也是超越之之反毛派的非暴力，不合作抗争；他们被学生帮助官方逮捕之。
再就是，辛亥革命造就的南、北两端政府，的确可以游弋互动。这是孙文到北京和袁世凯，宋教仁合开议会的一种新契机。这个现象，在人民国（即便是《共同纲领》时期）也决然不能出现；共同纲领是在共产党和张表方李济生等人业已完成勾结以后出现的虚假民主和伪善议会（政协）之“契约”；而袁世凯和宋教仁却是真正准备召开议会和选举之中国民主政体的初始。这个现象说明的，上述大体制之设想并不废黜一种真正互动力量的存在。至于袁世凯是不是可以虚君、民主、宪政，和孙，宋是不是可以并不假道于日本和苏联，走上训政之路，都是后来根叉阴阳的错置盲点。却不能说明，民主在袁世凯那里必然死亡；不是，民主是在毛泽东那里必然死亡。因为，袁世凯还是大体制内之人物；孙，也是；而毛，就不是了。远而论之，这样的自由主义，在英国皇室与议会与民间可以成立；这样的自由主义，在陈寅恪那里，也可以虚拟成立；陈寅恪就是保皇主义——他的自由主义就是肯定张勋的自由主义。所以，孙文革命，袁世凯逼退皇室；北京议会和国民党多数，一切一切，都是大体制之内的一种鲜活互动。历史的偶然性造成了袁世凯复辟（失败）——但是，这个复辟和孙文的二次革命（失败），皆走到革命反面（如果说革命是正面的话）。这是一种历史的捉弄。可是，历经变乱和易帜，民国在孙文死后依然成立，发展，壮大，却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蒋介石和孙文染有多少日本，美国和苏联色彩，顾及到他们的立国之民主自由精神，那都可以鉴别而论（孙文尤其受到后世谴责揭露；他和日本人签署的出卖条约，虽然不能兑现，后却导向列宁。等等。）这里的吊诡依然是，西方殖民主义和中国之卖国主义之间，很可惜，仍旧存在着一个大世界之内的所谓大体制课题——这就是殖民和后殖民辨正之看法——这个看法就是，殖民主义和革命，革命和独立，革命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正负面向的转化，都并非要根除文化，灭绝人伦而使天下亡（我们奢谈香港问题，就在于此——他先进于人民国至少半个世纪——而美国之于印地安人，英国之于印度人，法国之于阿尔及利亚人，凡此种种，都不是要灭绝文化，消灭人伦，使天下亡。但是，列宁国和毛国，却是如此。）所以，辨正孙，袁之间的正负，依然尚有回旋余地，不能都是一棍子打死。换言之，民国和满清之间，是体制之争，是权势之争，却乏于文化之争；道统之争；人伦之争；宗教之争——而国、共之间之争，却是性质迥然两样之争；是历史和反历史之争；是文化和反文化之争；是人伦和反人伦之争。这一点，国人务必认得清楚，说得明晰；不然，囫囵吞枣，一锅煮烂，难免毒害剧深也！
在此意义上，大历史的体制内外转动，和黄俄停止这个转动，正巧是我们纪念辛亥的根本诉求。这个现象，这个本质，如果不予说清楚，不予分析到位，那么，这里就会犯错误。犯什么错误？就是犯不懂得针对专制主义——满清王朝——一切王朝——一切历史正统——与针对极权主义之迥然不同。所以，我们说，无论在孙文，宋教仁还是冯自由的书信和著作里，他们，没有针对极权主义黄俄的任何办法和经验；康梁和章绛，亦直接或者间接诉诸历史的常识，传统的标准和道德的经纬来讲话说事，亦无如何针对毛式体制之先知先觉；他们知道，民国和朝廷并未另起炉灶，来一个反掉传统和文化的革命造反——而这个造反，确是在毛手里完成——那就是文革；在今天得以发展发挥出来一个中国特色，就是文革思维的继续和异化，发展和膨胀——关键点是，文革是打乱资本运行模式；改革，是回到官僚资本掌权。这个东西，是新东西；不是苏联的东西，也不是古巴和朝鲜的东西；不是美国的东西，也不是欧洲的东西；不是中、东欧帕托什卡和哈维尔的东西，更不是洛克和穆勒的东西——我们说，他根本就不是东西。而这个非东非西的东西，也完全不是两极八卦和龙体隐显之存在——他是一种存在的不存在；为什么？因为他，完全没有根据；既无传统道统的根据，也无传统正统的根据。就是这个东西或者不是东西，在挑战我们和人类；而人类中多为鼠目寸光之辈，鬼迷金钱之辈和扭曲历史之辈。所有这些人加起来说，孙文面对的就是今天的人民国——这是绝对错置时空，误导历史。在此无根局面之下，人类，尤其是国人，究竟如何纪念辛亥，成为一个关键议题，而且，势必要经过争论和辨析，才能物归原主，人归原位。这个过程，当然没有完结——从中国和世界各国参与其中混水摸鱼的状况分析，这个过程，远未结束——甚至，这个结束（苏东波解体），就是开始——而这个开始，尚未结束——对象就是这个不是东西。所以，纪念辛亥革命，完全不是吵吵旧事，抄炒冷饭就可以万事大吉之纪念。现在，台湾人，马氏或者蔡氏，基本上是在一个小格局里谈论整个世界之中共，之中国，之台湾；他们不知道，孙文世界性辛亥整体论的办法和观点（从中东西南北中国；从北美到南非；从日本到南洋；孙文是世界化规模之革命）。所以，纪念辛亥，不仅仅是台湾巩固台湾民主之事宜；不仅仅是中国自己走向民主自由之问题——这个问题合不合世界资本之运动，才是追究的必须和探索的要务。
那么，什么是纪念辛亥的端倪和正道？那就是充分估计中华民国一切可能性的价值和其失败胜利的历史检讨。也就是我们上面绍述之民国价值必须充分估计之所谓。这个充分估计之一大原因，基本原因，就是，中华民国开始了中国文化政体和道统的传统性和现代性集合。这是最为可贵，堪称唯一和不能忽略的起端——这个起端之所在就是，他尝试了西化之蒋介石和儒家天人一合的文化场域氛围，且在多灾多难的革命和外侵阶段里，玉汝于成了我们称之为只有民国才可以运行的自由主义官民互动。建政和结构，革命和建设，革新和保守之端倪业已呈现。民国很伟大很细致；从大学到报馆，从教会到团契，从人物到制度，从经济到战争……一切，都是我们中国人所行所知之极大正面经验——说，因为辛亥，因为孙文，因为炸弹，所以，满清新政，新宪失败，导致孙文暴力和毛氏暴力——故，要回到满清，或见人民国置宪，执法——这难道不是胡说八道吗？民国，是一个虽败犹荣的政治体制、文化价值所在。我们纪念民国，就是该还原最后一个尚有人性，文化，道德和价值的政治载体——再，虽然他千疮百孔，病体罹危，但是，他的存在，辨正还原于历史，发扬光大在传统。所以，坚持不懈地肯定民国，就刚好体现了中国人可以有价值，可以有体制，可以有国家，可以有民族的一个契机，一个转机，一个最后的希望。很多学人和专家为此不遗余力，在人物、往事和事件之回顾里，坚持不懈向读者，向国人，向世界绍述和传达这样一种并非台湾一个弹丸之地的民国之大，之泛，之精，之博——这就对了；这就好了；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命途转变的唯一亮点。所以，跳过民国，奢谈什么立宪和新政一类，是对民国的一种最大的辱没。我们不赞成这样的理想和误谈。纪念辛亥，就是探讨一总暴力和非暴力，传统和现代，革命和改革，文化解构和文化结构的立国精神。这个精神，应该既有人天合一之八卦周易之人文主义规格，也应该广泛包涵前周时期，甚至西方古希腊古罗马之天人精神，上帝精神，宗教精神和共和精神及其体制认同，普世价值——而不止是易经的人文主义思维（关于这个看法，我们可以再讨论）。所以，短暂而言，纪念辛亥，纪念民国，就要区隔辛亥革命与当今民主针对性之研讨；纪念革命，就是要研究极权主义根绝革命之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纪念老中国，就要研讨新中国和整个世界资本互动的正、负两性。所有这些纪念，这些研讨，世界没有开始，国人尚且懵懂。所以，还是孙中山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纵览中国》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