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8月2日，我将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四个城市的读书节，巡回推广捷文新书《上帝是红色的》，这是继《吆尸人》《子弹鸦片》《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之后，我的第四本捷克和斯洛伐克文书籍。
其实是旧书，英文版2011年就发表了，还被美国当代基督教杂志授予“最佳图书奖”。
数月来，我接受了许多关于这本书的采访，只有下面这篇采访例外，主要谈 “流亡”。 可能许多中文写作同行早已感觉到了，“流亡”和“难民”，在美国和欧州数国纷纷变脸的当下世界，是极具挑战性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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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亡：这是一个非常全球化的侨民。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社区分享他们的一些命运。你会如何定义或构想流放？
流亡：这是一种遍布全球的离散状态。 它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因共同命运而联系在一起的精神共同体。 您会如何定义或构想“流亡”这一概念？
答：无论是中国、俄罗斯还是朝鲜，都是国家形式的大监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越狱者，而不是需要定义和构想的“流亡者”。 我命中注定是一个柏林人，虽然我2010年在德国政府的倾力帮助下，平生首次抵达柏林，却因为惧怕失去母语土壤而返回中国。 以至于2011年我不得不花很多钱买通中国和越南边境的黑社会，第二次逃到柏林。
我珍惜这难得的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也需要并建立了美好的家园，所以必须不间断地创作，我在S Fischer出版社发表了12本书，获得了很多奖，在德语区（也包括母语区台湾）有了比较稳定的读者群，虽然没学会德语，可已经不在“流亡”状态之中——但是，我仍然关注流亡，香港沦陷后的流亡群体，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的流亡群体， 还有阿拉伯的极端宗教受害者，还有武汉病毒（Cocid-19）之后，来自中国的大量流亡者，全世界几十个国家有数百万流亡者，关注并记录他们，是我这样一个前政治犯作家的工作的一部分。
2. 你为什么成为流亡者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其中一些属于公共领域。但是，请告诉我们您对流亡现实的第一印象吗？你在被流放的国家里的第一口气是什么？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您为何走上流亡之路，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部分已为公众所知。 但请谈谈您对流亡现实的最初感受：当您踏上异乡土地，吸入那里的第一口空气时，心中有何感触？ 无论那是希望、陌生，还是某种失落……
答：《逃出中国：四个无效签证和一个死亡护照》这部回忆录，今年5月在台湾出版，在书的结尾，我写道：
《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 “第一层意思是，天道可以说出，但不能用寻常的语言说出; 第二层意思是，天道可以在地上走出来，但不能用寻常的步子走出来。
是的，我已五十三岁，过了孔夫子划分的“知天命”之年，才不得不用不寻常的步子走出边境。 而此刻正以不寻常的方式，脱离地面，被无形的母亲诞生在天空。
别了，中国，被一次次囚禁的我，从此将在地球上漂泊。
3. 流放：那是悲伤、愤怒甚至希望。当你现在回忆起你的祖国时，你最烦恼的是什么？…这种情况可能每天都会发生一百次。
流亡意味着哀愁、愤懑，乃至希望。 当您回忆起祖国时，最让您感到痛苦或困扰的是什么？ …… 这种回忆或许每天都会悄然涌现无数次。
答：共产党不垮台，我就回不去了。 今生也不知何时能够再见故乡和故友。 我们曾经同舟共济，眼下时过境迁，与过往一刀两断，可其中的沧海桑田，在纸上，在心里，断不了。
我尚未完成的一本书叫《四个国家敌人》，追忆了我在成都的友人王怡，在北京的友人刘晓波，他们一个是地下教会牧师，在坐牢; 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已经被谋杀在监狱中。 还有我的母亲，今年94岁了，住在养老院，恍恍惚惚中，她还以为我没出国。
西方各国，现在只和中国做生意，已经很久很久没和中国谈人权和言论自由了…… 希望很渺茫，西方政客们几乎放弃了，可如果我这种被叫做流亡作家的人也放弃，这世界连渺茫的希望也没有了。
4. 您是否关注其他流亡作家的作品？
您是否关注其他流亡作者的写作与创作？ 他们的声音对您而言有何意义？
答：当然很有意义。 比如快90岁的流亡作家高尔泰，孤独地住在美国，写了一本《寻找家园》，文字和追忆的深度，都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我的美国朋友张彦，原来在《纽约时报》当记者，现在成了记录中国地下历史学家的职业作家，在柏林办了一个网站。 从他那里，我不断听到新的信息和新的发现。 当然，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1980年代后期从罗马尼亚流亡到西柏林的赫塔 穆勒，这么多年，她都是尽其所能地帮助我，鼓励我。 她是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她也送了全套的中文文集给我，《呼吸秋千》这本中文翻译小说，质量如此之高，令我惊讶。 我通过这本书，牢牢地记住了那一段罗马尼亚境内的德裔族群被送往劳改营，遭受非人奴役的历史。 当这一切终于结束，小说主角为了摆脱心牢，而迟疑地起舞，她没有舞伴，她和一颗纽扣跳，和一颗地上捡起来的葡萄干跳，终于跳完了，她把葡萄干吃了。
是的，祖国对于赫塔 穆勒和我，都很小，也许是一本书，也许是一道四川菜，也许是我女儿不太流利的中文，祖国就是一种暖意，总之，不是那个强加给我、也不是所有人一出生就强加给所有人的共产党中国。
5. 捷克共和国（原捷克斯洛伐克，在此之前是捷克王室之地等）在其历史上经历了许多导致国家精英、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流亡的事件。当我们谈到捷克流亡或捷克流亡文学时，您会想到什么？
捷克共和国（昔日的捷克斯洛伐克，更早则为波希米亚王冠领地等）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精英、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流亡潮。 当我们谈论“捷克流亡”或“捷克流亡文学”时，您脑海中浮现的是怎样的意象与记忆？
答：米兰 昆德拉在1980年代，就被翻译到中国，他的第一本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著名的中国作家韩少功翻译的，卖了上百万本。 所以后来，昆德拉的书一直都很畅销。 恰好昆德拉在布拉格之春后，就流亡到法国。 昆德拉的创作题材，也是我感兴趣的，所以，谈到捷克流亡文学，我首先想到的是昆德拉，和昆德拉对应的，是坚持在本土的克里玛。 当然，最重要的是哈维尔，简直就是一座丰碑，一座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这是惨死在监狱的刘晓波说的，他的精神资源，很大一部分来自哈维尔，哈维尔也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推手。 我也获得过纽约的哈维尔图书基金会颁发的作家奖。
当然，还有卡夫卡，我一遍遍阅读《城堡》和《审判》，联想到中国大量的、因蒙受冤屈而上访了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而注定了不被政治制度所接受的人们，至死也得不到公正的判决…… 这是一个伟大而历史悠久的、人类的文学记录传统，东西方传统的交汇和融合——卡夫卡甚至让我联想到司马迁，对历史设身处地的梳理、结论、推定和虚拟审判。 而绝不是虚构。 怎么可能虚构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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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在2013年布拉格图书节，我发表了《吆尸人》;
下圖：2015年發表《子弹鴉片》，在巡回推廣期间，舆瓦茨拉夫 哈维爾文章中多次寫到的“蛙人樂隊”及主唱同臺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