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一、哪些国家的经验更重要？
在讨论中国的民主转型时，人们常常会谈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民主经验和教训，有些被当成榜样，有些被引为鉴戒。有那么多的老师，那么多的正反教材，那么多的成败案例，作为民主之路上的后进国家，这大概是一项靠得住的“后发优势”。
那么，哪些国家的民主经验对中国较为重要？我认为，有以下四类国家：
一是美国、英国、法国等等久经考验的老牌民主国家；
二是台湾、韩国、日本等和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联系及种族亲缘关系的近邻国家（或地区）；
三是俄国（以及其他前苏联国家）、东欧等曾经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前社会主义国家；
四是印度、南非、巴西等经济社会欠发达而人口较多、国土较广的区域性大国。
之所以特别看重上述四类国家，是因为：
第一，老牌民主国家政体久经磨砺，制度已臻成熟，正是所谓“西方式民主”的样板工程。而迄今为止，任何种类的“非西方民主”均尚未成型（严格地说，是尚未创生），即使将来有朝一日在民主领域“东风压倒西风”，也终究无法抹杀“西方式民主”曾经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虽然美、英、法等老牌民主国家的民主起步阶段已经离我们相当久远，他们当年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与当今中国也没有多少可比性，但是，他们波澜壮阔的民主化经历，他们追求自由与人权的艰难历程，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遭遇过的挫折、付出过的代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民主后进国家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经典性参照意义。经典就是经典，是不会过期作废的。
事实上，不管我们是否乐意，在现代政治、经济制度方面，他们天然是先生，我们注定是学生，不服气不行。因为人家是原创者，我们是模仿者，人家是先行者，我们是追赶者。
第二，至于台、韩、日、俄、东欧、印度等这些国家（或地区），他们曾经在近代以来的某个历史时段与中国的文化相通、或国情相仿、或境遇相似、或制度相近，却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与中国分道扬镳、且把中国甩在了后面，因此，他们的民主经验与我们更贴近，对我们更切实，也就显得更加珍贵。
与美、英、法等老牌民主国家不同，这些国家曾经（或仍然）与中国很相似或很接近，比如，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日本、韩国曾经是中华文明的长期追随者和热情参与者，俄国曾成功地“干涉我国内政”——是我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社会主义制度”的引路人，而印度、南非、巴西等国则或多或少在某些方面与中国有类似之处。种种相似性的存在使我们敢于确信：他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大概也能做到；他们已经适应了的制度，我们未必就适应不了。
二、四种反对外国经验的理由
但是，经常有人反对说，外国的民主经验对中国没有实用价值。有些人更大胆断言，外国经验对中国是陷阱，只有负面价值。他们的理由，大概有以下若干：
一是说，中国很特殊，属于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特色之国。有些事情在外国是好事，在中国就变成了坏事；在外国行之有效的民主体制，到中国十之八九将水土不服、演橘枳之变。
所以，我们与其投机取巧学习外国的现成经验，还不如闭上双眼，象毛伟人那样“在黑暗中摸索”，或者像小平同志那样，有桥不走偏要“摸着石头过河”。说不定有朝一日，我们真的就“摸”出一套人无我有、人有我特的“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从此让“西方式民主”相形见绌，亦未可知。
二是说，别国也很特殊。无论美英法、还是德意日，无论台湾韩国、还是俄国东欧，他们的种族、文化、历史、地理各有差异，他们的国情、民情、社情、政情大不相同，他们的民主经历自然也就各有千秋。比如说，美利坚是个几乎自然天成的民主社会，英格兰有着简直牢不可破的自由传统，法兰西经过了血腥恐怖的民主暴政，而德、意、日的民主转型是因为战败丧失主权，不得不听人摆布，台湾、韩国是因为内忧外患、美国施压，印度是因为当殖民地捡了便宜，继承了母国的政治遗产，俄国是因为东西方冷战吃了大亏，国力消耗殆尽，东欧各国则是因为忽然失去了强大苏俄的政治压力、经济助力和军事暴力，……。
总而言之，哪一国的民主经验都是独特的，都不具有“普世性”，都不可能用到中国身上。他们的经验中国想学也学不了，想“拿来”也拿不来。既如此，又何必东施效颦？
三是说，外国的民主经验其实大有瑕疵，有些甚至很不道德，其民主体制无异于“毒树之花”。比如那些老牌民主国家，曾经奴役黑种、压榨黄种、殖民弱国、凌虐土著，在世界各地干下了数不尽的坏事，而他们的自由民主正是建立在别人的不自由、不民主之上。这些缺乏道义支撑的外国经验有什么可学？哪里比得上我国专门欺压国民、严防招惹洋人的对内专制制度？
至于那些新兴民主国家，他们的民主经验尚属浅薄，宪政制度更立足未稳，不乏票箱里作弊、议会里打架、大街上革命等民主恶作剧。其自顾尚且不暇，又有多少经验可供中国人民请益？何以见得就比我国一党专政的红色寡头政体来得更“和谐”、更“稳定”？据说，俄罗斯那位颇有人缘的前总统、现总理、兼下任总统最有力的竞争者，人家自己都对本国那套半截子民主制度兴味索然，转而对苏联体制恋恋不舍，内心里只怕早就肠子都悔青了。俄国如此，中南海的主人翁们又岂肯自讨无趣？
四是说，美国和“西方”之所以苦口婆心向中国人民推销所谓普世价值和民主经验，纯属不怀好意、别有用心。美国和“西方”究竟有什么险恶用心呢？据考证，他们无非是对天下无双、神乎其神的“中国模式”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所以才千方百计阻止我们“大国崛起”，甚至还想进一步把中国彻底搞乱、搞垮，搞到四分五裂，让中国人民从此在民主的乱世中永无翻身之日，只好心甘情愿“做西方的附庸”。如此这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才能高枕无忧，称霸世界。试问，他们一向对中国防范有加，过了期的高技术产品、过了时的高性能武器尚且不愿卖给中国，何以平白无故就把“民主”那样的好东西送给中国？
以上这些怀疑、否定外国民主经验的理由并非全无道理，但结论却是非常荒谬、全然错误的：
其一，说中国很特殊、美国很特殊、所有外国都很特殊，以个性论，这是正确的废话，以共性论，这是发昏的胡话。关键在于，由此绝不可能推导出外国经验对中国无益、各国民主不存在普遍性这样的结论。
其二，老牌民主国家的确曾经做过不那么光彩的殖民者、侵略者、霸权者角色，新兴民主国家的现行政体也大都缺陷多多、有待完善，但这丝毫无损于其民主经验的宝贵价值。有缺陷的美，总是胜过无缺陷的丑。
其三，至于揣测美国和“西方”是否对中国人民不怀好意，这是既无礼、又无聊的愚蠢问题。重要的并不是美国和“西方”对中国有何种居心，而是中国人民其实和“西方”人民一样，也需要人权、自由和民主。把美国人、“西方人”以至一切外国人都预定为恶人、坏人、或潜在的敌人，这只能说明某些中国人心理太阴暗、太狭隘、也太脆弱。
三、尊重外国经验，开拓中国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以生硬武断的态度否定外国民主经验，不仅见之于中共官方及其御用学者，也见之于异议群体。比如，在异议群体当中，有人认为“中国民主化没有台湾经验”，据说是因为台湾很特殊，出了两起针对华裔美国公民的政治谋杀，这才招来了来自美国的不可抵挡的民主化压力，也才断绝了蒋氏家族的世袭专制之望，而中国大陆永无此等外压态势；有的人认为米奇尼克给中国朋友所提建议对中国有害无益，据说是因为中国比波兰特殊、今日中共又比当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更特殊，而米氏意见却立足于不那么特殊的波兰经验；有的人认为印度甘地及其“非暴力不合作”、南非图图及其“真相与和解”、捷克哈维尔及其“七七宪章运动”完全不适于中国民主转型，理由也不外乎自己特殊、人家特殊、或二特相兼；有的人认为前苏联、今俄罗斯的民主历程对中国只有惨痛教训而毫无经验可言，据说一是因为中共比不了苏共，永远容不得党内出现一位“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二是因为中国人民也比不了苏联人民，付不起国家解体的代价、吞不下经济崩溃的苦果。
我认为，在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方面，一切外国经验都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在中国这个几乎完全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我们应该以谦卑和虔敬的态度对待外国经验，而没有理由轻率否定、粗暴拒绝。
当然，所谓尊重外国经验，绝不是说所有的外国经验都应该在中国运用，更不是说我们可以省心省力、照抄照搬。不用说，外国经验里有好的、也有不太好的，有重要的、也有无关紧要的，有可用的、也有不大可用的，但是，不论好坏与否、重要与否、可用与否，人家的经验是拿来学习借鉴、对照参考的，而不是拿来亦步亦趋、照抄照搬的。
学习台湾经验，当然不是说大陆也要先搞一次父子传位，再搞几起“江南命案”，然后等着某位“大陆的蒋经国”出来收拾残局。借鉴日本经验，更不是说中国也要先打一场伤天害理的侵略战争，然后等着美国占领军来逼着我们改宪法、搞大选。
只要我们不是懒惰到打算照搬别人的民主经验，那么，别人的一切经验就总是或多或少对我们有所开导、有所启迪。如果我们以为凡不可以照搬的就称不上经验，那么，世上确实没有任何一款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于当今中国。那就不要怪人家的经验不好，只能怪自己的悟性太差、惰性太强。
归根到底，世上没有两个国家的民主进程、民主制度曾经互相雷同。毫无疑问，中国的民主转型也必将走出自己的道路、创出自己的经验。在这一进程中，我们根本用不着特意保留什么“中国特色”，即使我们的本意真的是想偷懒省事、照抄照搬，但是，民主并不是一款可供搬用的进口产品，无论如何，中国的事情，自然而然就会留下如假包换的中国特色（却不一定是中共特色）。不过，我们可以预先确定的是，假如将来会有名曰“中国式民主道路”、“中国式民主政治”等等特色之物问世，那也必定是我们尊重外国经验、践行普世价值的结果，而必定不是我们摒弃外国经验、专营“中国特色”的产物。
20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