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胶州路十一月十五日大火灾，死亡五十八人，损失十亿元。原因是违规建筑、层层转包牟利、偷工减料所致。中共当局从来不尊重专业律师的意见，灾难今后也难免。


●11月20日上海十万市民公祭上海大火灾的死者，死者家属哭断肠，与背景中的广告形成很大的反差。（网上图片）

用举国体制筹办八年，耗资四千亿人民币的二○一○年上海世博会刚闭幕半月，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十四时许，上海胶州路一幢二十八层公寓发生大火。官方公佈的死亡人数为五十八人。死者包括日本公民橘幸弘，当天与太太王芳给王父祝寿，遇难时夫妇相拥而去。此次大火，损失将达十亿.这是中共建政六十年，特别是改革三十年来，大拆大建，“高速增长”对城市大破坏的一次暴露……

十一月二十日，习俗的“头七”，十万以上市民自发到大火现场向亡灵献花，也是向当局表示无声的抗议.次日，上海市长韩正在市政府会议上表示，市委、市政府“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十二月一日俞正声在上海副处级以上干部会上表示，他与韩正已就此事向中央书面检讨，并要求相关干部“勇於承担责任”。

大火与刘晓波得奖我被拘近百小时

大火四小时后，本人接受海外记者採访，而后受到上海公安两次共计十五小时的刑事传唤，令我闭嘴。当二○一○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在挪威颁奖给刘晓波先生之际，从十二月十日上午九时二十五分起，我们夫妇俩被“软禁”在上海崇明岛上的长江农场黄河路八号瀛都宾馆二○五室和三○三室。此次“软禁”由公安部统一指挥，上海警方动用了三辆警车，并由三女五男八名警察和三名保安人员，将我们“软禁”了近七十八小时.

火起之处，上海胶州路七百二十八号等三幢楼正在进行外墙节能改造，这个项目由静安区政府主导执行。这个超过三千五百万元政府工程的总包方、监理方、设计方均为静安区政府所属的国企。电光火花间，为何政府的“民心工程”变为“夺命工程”？上海世博会之前，已用三百二十亿元对所有沿街建筑物进行装饰，为何到了年终又要突击花钱？

着火现场共有三幢二十八层大楼由东向西一字排开，分别是常德路九百九十九号、胶州路七百一十八弄二号和胶州路七百二十八号。这次葬身大火的是第三幢楼。

三幢公寓的容积率高达六点七七，超过规划百分之八十，“容积率”是指一个地块内，建筑总面积与佔地面积的比值。容积率越高，意味着楼层越多和大楼越多，间距越近。

依据一九九四年实施的《上海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显然该地块多建了一幢楼以及原先允许建造的十八层楼违法建到二十八层。按规定，两幢大楼间距至少二十三米，而事实上仅有十八米。而且在沿街方向造了一个消防车无法开进的围墙。大楼只有一条狭窄通道，通道两侧堆满易燃材料，消防车根本无法开进救援。当其中一幢大楼着火，六十辆消防车到达时，只是採取了防大火向另两幢楼蔓延的“切割扑火战术”，对着火大楼只能“放弃救援”，搞一些“扑火大动作”来安抚人心……

新丰住宅区居民维权争阳光

当年教师出身的静安区童区长，为了留住人才，决定建造教师公寓。因为钱不够，多建立一幢楼作为商品房对外卖，以弥补资金不足。这是邓小平宣导以“发展是硬道理”为名，让生命为经济发展让路，同时也为个人权力膨胀让路的“发展”逻辑的结果。

大火背后，曾有两段附近住宅区居民长达十年的“阳光”维权史，与后来的灾难有关.为了阻止教师公寓“长高”，着火公寓对面的新丰住宅区居民曾作过抗争。十二年来居民们将三幢楼称为“三座大山”。二十八层楼几乎毁掉了新丰住宅区七层楼房的日照和採光。该地住户除了睡觉，其他时间都得开灯。按规定，三幢楼必须确保新丰居民每天一小时日照。三幢楼九八年建成违规。只有部份住户得到二至七万元不等补偿，失去的是阳光和公平。

十年后又一起“阳光”纠纷出现，这次维权者即着火现场三幢大楼的居民们。居住的主体是上海市和静安区教育系统的教师。当局以“节能减排”为名，为中、高级知识份子服务作筹码，进行外墙装修。用三千五百万元的“民心工程”堵这些知识份子的嘴。

一九九九年四月由国务院计委和司法部联合在全国十一万名律师中选拔国家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招投标律师百里挑一。大中型基本项目实为超过三千万元政府出资的房地产工程。本人是上海四十五名从事招投标律师之一。九九年后规定相关工程须专业律师在合法的招投标文件上签字。

政府工程层层发包层层贪污

着火大楼装饰工程由静安区政府建设交通委员会执行，工程发包给其所属的静安区建设总公司，该公司又分包给所属的佳艺装饰公司，佳艺又转包给其他公司，仅门窗更换就层层转包了四家公司。

“十一。十五”大火第二天下午，上海市政府新闻发佈会称，大火主因有二：一是着火建筑周围的脚手架，尼龙织网；二是两名无证电焊工所为。第三天召开的国务院调查组新闻发佈会，调查组长、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林在会上，坚持上述大火的两点主因。人们不得不质疑国务院调查组的公正性。

大火四小时后，本人接受海外记者採访时就认为，使用保温而易燃材质作为大楼节能改造装饰工程的材料是大火主因之一。半个月后的十二月一日，《三联生活周刊》刊登了《一位建筑师眼中的胶州路大火》证实了这点.

建筑师余泊为曾长期从事高层住宅设计。他认为：“火灾发生两小时后，在网上看到了现场网片，从职业角度，第一感觉就是保温材料着火。这次火灾和央视新楼大火非常相似。属於典型的聚氨酯发泡保温材料燃烧。这两年高档住宅用级甚至更高属於难燃，耐火性比较好。然而这一次使用的材料，可能连真正级都达不到，估计是级，也就是易燃了。”

按目前行情，保温材料防火性每提高一个等级，每平方米的价格就提高一百五十元许，显然，近亲繁殖的违法招投标工程就会利益最大化，置人的生命安全不顾去採购一些低质材料。朱鎔基任上海市长时，认为上海最多建造两千幢高楼，然而至今上海建了八千幢高楼，其中百分之一的工程让专业律师在合法文件上签字。按以往潜规则，静安区政府三千五百万元工程，发包给“儿子”公司就有可能抽头几百万元，“儿子”公司发包给“孙子”公司时又抽掉几百万元，再转包给施工单位时只剩下两千万元，去搞三千五百万元工程，只能购买最便宜材料，拿几个农民工当“替死鬼”，这是多年来政府在应对“突发事故”的一贯“预案”。

香港嘉利大火调查的启示

一九九六年香港嘉利大厦也发生过一场特大火灾，灾后进行调查主要靠法官和律师进行。十三年过去了，报告中的每字每句，一直在经受历史的检验。时任总督彭定康依据《调查委员会条例》，委任资深大法官担任调查委员会主席，进行独立调查。调查全过程向公众和媒体公开，所有受难者家属都能亲临现场，听取各方对证据质证，调查的独立性与公正性无人质疑。香港从这场火灾中真正吸取了教训。一九六八年至嘉利大厦大火前的二十八年里，香港共发生过二十二起五级大火；之后至今已经十四年了，只发生一起五级大火。

嘉利大厦火灾调查九个月中，调查组询问证人达八百多人，调查中几乎所有相关方都聘请了律师。这些机构还可以聘请跟火灾有关的专家，为火灾起因作证.

上海与香港同属中国，但香港三权分立、法官中立，方方面面的社会事务都有律师参与，这些理念至今不为中共政府所接受。上海与香港存在多方面差距或许就在这里.律师是法律上的医生，可以为公民、公司和法人服务，也可以为政府的健康服务。一部份律师成为建设性的反对派人士，是一个民族兴旺的幸事。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在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会的演讲词中提到：“正如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傑夫对杜马的演讲里所说的那样『新的资讯技术给了我们与世界相联系的可能，即便统治阶级对此抱敌视态度，世界和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开放。』梅德韦傑夫在说这席话时，针对的无疑是前苏联。强迫和管制民意，阻碍了这个国家参与上世界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技术革命。整个专制体系最终崩溃。如果能够在早期就与安德列。萨哈洛夫这样人士开展对话，前苏联肯定会受益匪浅”。梅德韦傑夫任俄国总统之前，曾任十年的政府法律顾问。

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共若听取律师及这些“建设性反对派”都称不上的专业人士的建议，或许更多类似上海“十一。十五”大火灾能够避免。如果中国大陆的发展蜕变为吞噬生命的黑洞，发展不只对遇难者无意义，对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所有倖存者都毫无意义，或许今天的倖存者会成为明天的遇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