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引言：中国官民的一致性看法

对于非洲国家突尼斯发生的社会剧变，中国民间民主力量是持赞赏乃至羡慕态度的，而公权力垄断集团则以外交辞令表示“尊重突尼斯人民的选择”云云。但是，价值判断相反的两方均不会否认如下事实：

其一，这是维基解密导致不符合人民意愿的政权垮的第一例。也就是说失业大学生、菜摊摊主布瓦齐齐对抗警察（城管）的自焚事件，从最大的实证角度给维基解密对本•阿里政权的腐败描述予以显性化，民怨由此发生颗粒聚集式爆炸。

其二，并不一定是反对党政治才能推翻现政权。信息高度自由化的今天里，民众容易借助这一优势不在官方的无形力量来发动骚乱型社会运动。这很有“复古意味”，像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

其三，长期的铁腕统治表面强大而实质脆弱，内部存在大概率的机械疲劳因素，其结果是23年专制政权结束在28天里。

一、阿里政权的黑客行为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其国内影响最大的报纸《参考消息》上，译介了西班牙《世界报》网站月14日文章《23年的政权在短短28天内倒台》[1]，算是一个模糊意义上的自省。一些商业性与开放性结合得较好的报刊也在做这个题目。西班牙网文列举了事件发生的八个因素，分别是：1，大范围失业；2，布瓦齐齐自焚；3，政府野蛮压制；4，关闭大学；5，实行宵禁；6，国际批评；7民众不接受阿里的让步；8，首都及各大城市民众上街。其中“关闭大学”一项涉及到大学生通过脸谱网站串联起来的行动，此举招致了阿里关闭大学的决策。

在这项激怒大学生的决策之外，或说在以上八项因素之外，还有一项非常严重事实，它为国际社会所忽略，也为中国官方所故意隐瞒。此项因素是：阿里政权一直在实行网络黑客行为，黑客行为甚至伤及与其利益一致的政府网站，或者说其黑客行为招致了强力的反击以至于将政府网站卷了进去。

关于突尼斯事件中的网络黑客作用尚须时日再待证实，但是，阿里政权的网络封锁行为早为突尼斯网络运营商（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的报告所揭露。在报告中，他们写道：美国公司如雅虎和谷歌为突尼斯用户提供的电子邮箱遭到了黑客攻击，而且还发生了邮箱密码被偷走的现象[2]。

这种现象在谷歌公司与中国当局发生的龌龊中曾经被涉及。此为中国社会与阿里统治的相似性之一。

二、“政治阴谋”论是镇压借口

关于中国社会发生的信息管制，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如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所说的那样，“2010年以来，网络博客与论坛的管理日趋严格和拘谨”[3]；二是如新加坡《联合早报》所解释的那样，“实际上并非由于空间尺度有所‘收紧’，而是社会舆论本身在进逼”[4]& [图1，黑灰生存]。

  
黑灰生存：中国的网吧少有政治功能，因为它不但被迫实行严格的实名制，而且在游戏化之外的其他可能都被限制。还有，准进许可制使这个行业一方面存在巨额寻租，另一方面也是黑灰地带。比如图中的网吧，只有夜晚才能放出明显的招牌，因为这个时候城管与公安都已经下班。（本文作者摄于2010年11月11日，泊头裕华路。）

姑且不评论这两种观点的对错，仅就在中国盛行的西方阴谋论来说，当局的网络管制与信息过滤，实际上是一场针对人民的信息战争。在突尼斯事件中，阿里政权的“政治阴谋”论是他进行野蛮压制与铁血镇压的基本心理因素，正如西班牙网文所云：“本•阿里给抗议活动扣上了‘政治阴谋’的帽子并回以铁腕手段。”[5]

中国自1989年六四之后，虽未发生类似的流血事件，但内在的逻辑仍然存在。翻检当年官方文献，其言犹在耳边，如1989年6月30日陈希同所做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说：“去年末今年初，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6]

《零八宪章》运动被当局视为“内外勾结”的结果，已经在一些法律文书的措辞中表现出来。而将上访维权群体视为“敌对势力”，也是陈希同思维的“绵延之维”。

三、对人民的超限战：继续制造无知之幕

按照常规的信息战的概念来讲，它（狭义）指的是“战争中交战双方在信息领域的对抗，主要指军事领域的信息较量”。[7]然而，战争的概念在中国呈现扩大化状态即“敌对势力”的界定在维稳政治条件下更大程度地推展，成为一种新的“超过限制的战争”[图2，到处维稳]。
 
 

到处维稳：在治安的基本功能之外，巡警制度实际上肩负着突发事件第一时间介入的职能。这说明政治美化操作内涵着维稳的重大作用，中国社会“一切压倒了稳定”绝不是个调侃的说法。（本文作者摄于2010年国庆节，泊头三井广场。）

超限战当中包含“网络战”与“意识形态战”[8]。而意识形态战在现有网络条件下，就是最大限度控制网民接触不利于意识形态掌控的信息，包括网民在实际生活中纸面阅读获取更真实的消息。

阿里政权垮台中的黑客行为因素之描述，在中国的纸面阅读与网络信息当中仍然是一个盲点。这个盲点的社会危险性，远远超过了它对“中国社会与阿里统治的相似性”这样一个命题的意义。在网络攻略迫使当局做出他们自己认为合理的解释时，中国公民仍面临着巨大的无知之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交通部对河南“沙车无期”事件的回应。面对网民汹涌的指责，一位副部长不得不以他们的政绩来维护收费的正当性：“到去年年底为止，我们已经在17个省全部取消了政府还贷的二级公路收费站点，撤销站点1723个，总里程9万公里，这其中解决了40万人过去收费和征稽人员的分流安置工作。”[9]

很快，这个数据链被网友“破译”，指为：“撤1723个站点，转安置40万员工，平均232人/站，大家知道建收费站的真正目的了吧？”[10]而在“沙车无期”事件之前，公众没有可能知道上述数据链的存在，尽管这个数据链与政治无直接关系。

四、大学生就业与社会全面危机

阿里政权曾被誉为非洲经济增长之最，但为什么有增长而无就业的“无发展的增长”从未被外界注意过。这一点与中国当今社会惊人地相似，更惊人的相似则是大学生就业最困难。自焚抗议者布瓦齐齐是个失业的大学生，仅靠街头卖菜维持生计。腐败的阿里政权不会关注这点，最后他带走的一点五吨黄金很好地证明了他关心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既然大学生的利益一直受到高失业率的侵害，那么他们当然就会选择安全性最高、表达最直接的网络。然而，这成了阿里政权对网络采取黑客行为乃至关闭大学的动因。换言之，阿里政权的网络黑客行为与现实政治滥用暴力，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因此，在相似性角度看问题，以及考量“六•四事件”的历史惯性，中国民众防止政府的暴力偏好形成事实，是目前及今年一段时的大事。

社会不公带来骚乱，不只是发生在突尼斯这样的专制国家，发达国家亦有之，比如2005年10月末的法国巴黎城郊骚乱[11]，它是法国1968的以来最大的社会事件。法国与突尼斯存在着历史殖民关系，法国社会与政治会无形之中影响到突尼斯的公众心理。可以说，突尼斯事件即阿里政权倒台的社会学示范，很大程度上来自法国2005年10月末巴黎城效骚乱之集体行动。这也是阿里“政治阴谋”论的一个心理成因。当然，两国关系虽未涉及此点，但法国对阿里政权的滥用武力是持严厉批评态度的[12]。

回到大学生失业作为整个社会失业水平的核心指标来看，中国社会出现布瓦齐齐的概率越来越大。中国大学教育机制从1998年向社会输送83万毕业生，到2010年夏季已达到600万的水平[13]，十三年翻了三番。目前，估计约有一千万已毕业大学生无固定工作、收入、居所。这个数据官方没有公布，民间资讯机构也没确切数据，但可以做保守估计：到2015年，大学生失业人数即上指三无状态者将达到1800万至2200万之间，因为从今年起，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不可避免地进入日本曾经有过的“十年低谷”。

这样判断并非是“盼灾心理”，而是现实个案信息已做了清晰表达。你可以批评福建宁德“唯一录取”事件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典型，但是，一个副厅级官员的孩子仅仅是为了一个科级单位下辖的票据所的工作人员职务而导致一场丑闻[14]，这不是很说明问题的吗？而且，尽管是“唯一录取”，一个票据员的学历要求竟然是“国内本科、国外学士”，不很奇怪吗？

结语：了事思维的终结

中国社会的内部冲突是多维度、深层次的，为了应对这种导致大危机的态势，当局的管制模式是“维稳”，这包括以上涉及到的网络监控即自由度的相对收窄。维稳机制内部也在发生变化，从原来的压事即强力镇制，发展为抹事即花钱买稳定，再到目前的工作方法技术化的了事。了事思维的出现更可能的原因是政府财政的困难化。这一点牵涉的内在关系还很复杂，本文暂存不论。目前可以看出的了事思维之技术化方式，仍然是拒绝进行政治改革的套路。它的基本表现是：其一，掌握社情；其二，公开信息；其三，给社会组织介入以许可；其四，现场的技巧化应对[15]。

应当说这四项技术化原则已经很先进，但是，其本质仍是控制性的与管制性的。尤其是在浙江乐清的“钱云会事件”上，不仅信息公开原则遭到警方不公开其围殴村民那段录像的行为之击破，而且所谓的民间组织介入也最终成了为公权力了事的帮手而毫无独立性可言。放下这个极端的案例不说，再看纯属经济利益引发的河南“沙车无期”事件，本质上是公众知情权、参与权与罢黜权的缺失[16]，一切纠结都指向了政治改革。然而，现实政治秩序面临“一切应倒了稳定”的困局，难以有较为实际的作为，因此，民间社会的“非反对党”式自发行为仍中国社会进行政治改革的最大推动力。

网络引发社会革命没有发生在较为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却发生在了一个非洲小国，尽管也很有“发展中”的色彩。这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件，也是具有相当启迪意义的转捩点。因此，中国由民间社会推动的实质政治改革，其来期已经不远，少则三年，多则五年，绝不会太长。等待中的行动，也是更富戏剧性与哲学化的“非集体行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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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参见《参考消息》2011年1月16日，第2版〈新闻热点〉，同题报道。
[2]参见Washington File January10，2011。题目Statement on Protests and Website Hacking in Tunisia。
[3][4][5]来源同[1]，2011年1月5日，第15版〈观察中国〉，原文：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12月31日，“为树立开明开放形象，中共将加大信息发布力度”。
[6]参见《北京日报》1989年7月7日，同题文章。但是，为什么官方选择《北京日报》首发该报告？以及，为什么是在报告的七天之后才刊出？这些仍是政治谜团。
[7]参见杨中汉、温世锋主编《现代信息战》，P11，星球地图出版社2009年版。
[8]参见乔良、王湘穗著《超限战》，P188，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目前仍是畅销书。
[9]参见四川在线（成都），2010年1月18日，题目：“交通部回应天价过路费：没收费公路就没当下成就”。
[10]网易南京网友，2011年1月18日，“顶量”:1334.
[11]参见高宣扬：“巴黎城郊骚乱的社会学诠释”，载于《社会学家茶座》不定期刊2007年第4期（总第21辑）。
[12]同[1]。
[13]参见《参考消息》2010年12月14日，转引《纽约时报》12月11日报道：“中国的毕业大军艰难奋斗”，记者：安德鲁•雅各布斯。
[14]参见金羊网（广州）2010年11月26日报道，题目：“福建屏南内定被聘者父亲系宁德市副市长”。
[15]参见陈统奎：“开启‘了事’新思维”，载于《南风窗》杂志2010年第26期（岁末特刊）。
[16]参见綦彦臣博文：“当一切均指向政治改革的时候”（http://sihoen.blog.163.com），2010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