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有没有、或者说有没有过独立的传媒呢？谁都知道目下大陆的传媒仍被执政党通过该党\”中央宣传部\”、或者\”广电部\”、\”新闻出版总署\”之类的政府衙门牢牢控制著。但具有现代意义的大众传媒在中国确曾有过–百年前。
如果不把始于唐代而延续至今、仅在豪门大户间传递的《邸报》（今天是不同档次的\”直报政治局\”或在某级别之间\”编号阅后收回\”的各色《内部参考》）算作报纸的话，中国的现代传媒应始于19世纪：由传教士们带进来。他们先是以可以散发的纸张传布教义，继而发布天气预报或船期公告，然后是算术 地理等科学常识，最后不但有了地方新闻，更见他们的弟子笃行不倦地介入——中国最早的报人于是出现，比方说《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注意此处的\”传\”一定要读作\”传媒\”的chuan）。
现代报业无疑是中国西化与现代化最早的组成部分。
说来惭愧，祖国真正意义上的报业最健康与繁荣的时期，要数上上世纪末和上世纪初，也即百多年前的清末民初。当然，那时候没有激光照排，更不见3G门户，我这 里说的健康繁荣，是指精神自由与言论尊严。那时，皇族的专制统治正日渐衰落；一批批士子留洋归来；弱政府之下的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正走上正轨；加之设在大 都市的\”租界\”对出版与言论自由有法可依的保护——所有以上诸般因素，致使社会繁荣富裕的同时，也带来了价值与文化的多元：市民乃至公民社会开始形成。不 仅仅官，属于知识界与平民阶层的士、学、商、优，都有了自己的声音。比方我们都熟悉的、老佛爷拨冗御览的《申报》。
以政权的对报业开始实施有效控制，始于1927年的北伐成功。军阀混战之后，大一统的国民政府成立。执政的国民党宣称，其治理方式自此即由\”军政\”转为\”训政\”。虽然在政治上 实施独裁，就经济制度而言，该党对私有制是认可并予以保护的（学界也有另一说：想统制而未得）。这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统治的最根本的区别——前者始于会党， 有限接受列宁主义改造；后者始于共产国际支部、全面汲取列宁阶级斗争理论——在这样的情况下，独立与自由的传媒尚有一息尚存的空间。比如1940年代，任 读者自由订阅的，除执政党主办的《中央日报》而外，还有民间的《大公报》和反对党的《新华日报》。
不幸该党从上至下的腐败，比起一步步累积的社会进步，要淋漓畅快得太多了。终于，耗时四年、战死百万人之后，国民党败给了它忽而联手、忽而剿灭的活冤家共产党。没想到的是，\”偏安\”于一个海岛 的台湾，竟然在\”训政\”绵延40年之际，以开放报禁为标志，开始了\”国父\”60年前许诺的\”宪政\”期。
同样将孙中山尊为\”伟大的革命先驱\”的大陆，一直执拗地拥抱\”军政\”不敢丝毫怠懈–只看自\”建国\”以来，毛、邓、华、江、胡，没有一个攀上首脑位子的，甘于撒手\”党中央军委主席\”。
传媒呢–有了枪杆子仍需要笔杆子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