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跃进失败，全国发生数以千万计人饿死的大饥荒，一九六二年五月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决定放广东饥民一条生路，在该年五月五日驻守广东边防的解放军在陶 铸一声令下后突然撤岗，结果引发了一场数十万人饥民逃亡香港的空前洪潮。这是香港六十年代仅次于六七香港土共暴动的最轰动的事件。今天五十岁以上的香港人 记忆犹新。
我一九八○年移民香港后，就不断听到香港朋友回忆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片断，绘声绘色讲述他们如何赶往边界以食物救助大陆难民的情景。当时全港民众救援大陆难民那种激情和声势，堪比后来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时全体港人声援天安门学运那样令人难忘。
根据解密档案和二十二年采访
六二年这次大逃港，据说有二十万大陆难民成功逃亡香港。但这只是从中共上台中国垂下铁幕，到暴君毛泽东死亡中国重启国门这三十多年，源源不断的逃亡潮中一 个高潮而已。香港今天的七百万人口中大概有近一半是一九四九年后逃离共产暴政和大饥荒来港的难民及其后代。这一中国近代史中最重要的历史一环稍微上了点年 纪的香港人可说无人不知，但在中国大陆由于当局的讯息封锁却并不为多数国人所知道。
二零零七年，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一万两千多有关档案，中港三十年大逃亡事件的真相才在中国大陆正式公开。深圳资深记者、作家陈秉安根据这些档案，加上他长达二十二年的调查，于去年夏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有关中港大逃亡的全景报告文学《大逃港》。
现为深圳作协副主席的陈秉安曾是深圳特区报记者。他的《大逃港》披露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中共陈赓部队占领深圳到一九八○年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年间，大陆 政治经济难民经深圳逃亡香港的整段历史及其中四次逃亡高潮。此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大陆作家媒体工作者还原历史真相的一次勇敢突破，也是间接地以上百万人冒着 生命危险的以脚投票的记录，对毛泽东的暴政作了相当尖锐的揭露和批判。由于在大陆出版，作者的报导是有所自我节制的，或可能有一些惊人的资料还有待披露。
中港大逃亡并未如作者所言在一九八○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就结束，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日，而在这之前又出现过一波政治大逃亡潮，即 八九六四天安门学潮被镇压后，大批天安门学生和六四参与者经“黄雀行动”救援逃亡香港这一事件。作者写到八○年为止，我相信不是故意视而不见，而是为大陆 目前的政治环境所不许可。
五○年第一波大逃亡高潮
据《大逃港》披露，中港之间第一波逃亡高潮是中共上台后的逃离赤祸，“成千上万的不愿在共产社会中生活，又来不及追随蒋介石逃到去的大陆百姓，潮水似地涌 向罗湖，企图避往香港。”最高峰时每天过境的人数不下十万。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逃避共产党去台湾和香港的大陆难民总数达两百多万人。
陈秉安讲，最初中共当局对于罗湖桥边关如此放宽，是因为中共初上台，政局不稳，而且中共财政拮据，认为让依恋旧政权的人出去，有利中共巩固政权。但后来因 国民党不断派人潜回内地搞破坏，一九五○年三月发生国民党人在宝安县隔岸村暗杀了中共六名征粮队员，此事惊动毛泽东，广东当局下令扩大镇反，说宝安县至少 要杀两百人。
在铁腕镇反后，立即逐户清理边境居民，只有祖籍广东、身份清白、无国民党社会关系的良民才可留在深圳，然后设立严密控制网络，建立无特许证不能进入有三道 警戒线的边防禁区，并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五日封锁边境。自一八九八年香港新界租给英国以来，深圳河两岸边境居民的自由往来从此中断。陈秉安说，“一场中国 人的劫难，一场偷渡者与执法者之间的血与火的大拼斗，也将随之开始。”
五六年“血溅闸门山”惨案
陈秉安通过明察暗访控掘出这个血火拼斗史中的一场大惨案。此事发生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六日的宝安县与香港交界的闸门山位置，书中称之为“血溅闸门山”。
该日，被中共清匪反霸镇反逼得走投无路的原国民党军警宪人员及其妻儿共三十三人在深圳闸门山欲冲向深圳河越境时，被中共边防军开枪射击，共发射了三百三十一发子弹，成功过河越境有二十四人，其中两人伤重不治，另外八人击伤被拖回，然后枪毙。
这宗血案是其中一位当事人，一位姓邱的香港老板向陈秉安提供的线索。一九九九年这位在深圳投资的老板年近六十岁，血案发生时
只是一个五六岁的男孩，他的哥哥就死在中共边防军的子弹扫射下。
陈秉安引用了策划这次逃亡的领头人，一位前国民党军官潘子良在冒死逃亡前讲的一段话：“像我们这些人，就是回去也是给共产党抓起来，进监狱、枪毙。反正一 个字：死。只有拼出一条命来冲过去，才有一条活路，才能挺起腰来做人！”但陈秉安未交代潘子良的下落，根据他文中含蓄的描述，估计也不幸死在共军的枪弹 下。
为挺起腰来做人而逃亡香港的尚有作者本人的表哥何增琪。何因父亲是五零年逃亡香港的国民党军人，留下全家受尽迫害，母亲叫儿子逃香港寻父，何增琪不忍离弃母亲，母亲于是牺牲自己，投河自尽以绝其子后念。
五七年逃亡潮主角变为农民、干部
第二波逃亡高潮是中共推行农村合作化运动和反右运动后出现的。陈秉安说，此时“新的政权与人民之间出现了裂痕”。在一九五六年前逃港者主要为新政权的敌对者，即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部，而一九五六年后逃港者首次出现新政权得益者：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农村干部。
一九五七年三四月因不断的政治运动，整风整社，开会斗争，广东出现饥荒再加粤北大水灾，数万的饥民流向东南部，在深圳集体要饭，聚集罗湖桥，要求到香港逃 荒活命。广东当局因而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同意开放一些口子，准许非四类份子的群众出境。但政策还未传达到基层，消息已不胫而走，仅仅两三天时间，广 东各地成千上万的群众，黑云一样涌到深圳河边。
陈秉安说，“宝安县委在一九五七年向省委政法边防部省公安厅军区司令部等呈递的报告中惊呼：‘自今年七月以来，我县群众大量外流去香港，其情况是解放以来 从未有过的，其中尤以七月份最为严重，由个别到集体，有组织……从东莞乘火车经我县平湖下车，最多时每天均有一千余人。’‘一个突出严重的问题， 已从边防到内地，从大人到小孩，从暗中到公开煽动，日益发展成严重趋势。’‘福田上沙农业社第一生产队，十五个男人中竟外逃了十三人，不久，连剩下的两个 人也逃走了。’
广东当局见失控，于该年十月决定重新封锁边界，坚决打击外逃风，对偷渡者予以严惩，宣布可以判刑以至枪毙。但封锁阻止不了逃亡，却制造了无数的悲剧，很多 逃亡者在翻越深圳最高的梧桐山而摔落一个叫鹰嘴岩的险岩之下。“传说当年逃到梧桐山中的人，饥荒、疾病缠身，为了获得最后一口活命粮而抢夺…鹰嘴岩下 的尸体，一个挨着一个，上面的死了，下面的还在抽着气。”当地一位农民万冠平对陈秉安说，“有时上山，猛然就会发现草丛中的尸体，我就顺手拿锄头刨了坑， 把人家埋了。”
六二年大逃亡势如狂风暴雨
第三次逃港高潮就是当年牵动全港千家万户良心的一九六二年的大陆难民潮。
陈秉安认为导致这次大逃亡的原因是毛泽东大跃进三面红旗政策而造成的大饥荒。书中对一九五八年广东大跃进时的疯狂和荒诞有大篇幅描述。如书中提到宝安县为 大炼钢铁全县各钢铁基地发动八千八百七十二人上山砍柴烧木炭，结果将山上的树木砍得精光，至今青山难再。而且三十万人次上山找铁矿，导致机关停班，学校停 课，商店关门。
大饥荒在广东逐渐蔓延时，与香港一河之隔的宝安县农民纷纷逃到香港。一九五九年底，由于大量农民逃亡，新任县委书记李富林下乡，见“一路上，一顷顷良田在 荒芜，走十几里路也没有看见人。”当时宝安县已有一半人口逃去香港。随后鉴于大饥荒的严重，广东已放宽了广东居民赴港的条件，把赴港审批权下放到了公社大 队基层。于是“群众纷纷拿着由公社、大队开具的证明，像一股黑流，涌往深港边界……”
一九六二年三月，省委书记陶铸接到一份报告，说揭阳、潮阳、普宁、惠来、大埔、海丰、梅华、五华八县已出现严重饥荒，已有九千四百六十八户农民断粮，七百 三十一人出外逃荒，二十五家卖小孩，老百姓开始吃观音土。大概是这类内部报告触动了这位共产党大官的恻隐之心。五月四日下午，陶铸突然下令撤掉中方在边界 的岗哨。次日宝安县农民下田，惊奇地发现岗哨全无，国门大开。此消息立刻像野火燎原一样迅速传遍广东省内外。
此后的局势就像中共治下的中国屡屡发生的现象一样“一放就乱”，完全失控。
“几天之后，人流涌来了，广州的 、韶关的、梅县的、挑担的、扶老携幼的…村庄里、马路上、到处是人。都沿着铁路线走，因为沿铁路线不会走错。”
下面是陈秉安引用的有关报导：
“广东的领导人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各地的群众纷纷向深圳涌去，冲过边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过去的人确实留下来了，这就带动了第二批。五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来愈多，突然之间，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
“临近香港的宝安县委，六月一日向省委紧急报告：现在出现大逃亡风潮，不仅农村党员、团员，而且城镇机关的党团员也大量外逃。这次外逃发展非常迅速，来势 甚凶。从农村到城市群众思想都很混乱，农民无心生产，城镇有的工厂停工。截至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宝安县全县外逃总人数达到一万一千五百四十七人，东 莞县六月七日统计，外逃人数达二万七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他县份，如台山、高鹤、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党报记者连云山秘访中港边境
“外逃风潮从惠阳、宝安、东莞、海丰四县蔓延到广州、江门、潮汕、肇庆等地的部分县市…每天集结在宝安、深圳一带侍机进入香港的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有八千多人。广州火车站还发生了大批逃亡群众冲击火车站事件。”
陈秉安在书中说，就在此时来了一位中央党报记者，人民日报军事组组长连云山来中港边境调查。据陈秉安此书出版后，广东电视台对连云山的访问，实际上是广东 公安厅派人到北京请连去采访。可能是当时广东当局无法收拾局面，希望能接触中央的记者把形势的严峻反映给中央。连云山化名李进山，冒称是来宝安县寻亲的内 地中学历史教师。他告诉广东电视台，在一个多月秘密采访中，他走遍了蛇口到大鹏湾的一百多个村庄，看不到农民，全都跑光了，见到的只有野狗。那种惨相“像 打了一个大仗一样，每一个房间都是黑窟窿。”
对当时的大逃亡，官方宣传说是美蒋特务策划。官方还出了个文件〈人间地狱──香港〉，把香港说成是世界最荒淫城市，最大制毒贩毒基地，黑社会横行，自杀者 在世界上有数。而连是相信这个说法的，但当连云山在一位讲广东话当地出生的公安官员陪同下随逃港者进入香港，这一看犹如当头棒喝的震撼。他对电视台说，政 府讲的“全部是谎言。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非常痛心。”
回到宝安住在县委招待所，连云山陷入深深的苦脑中，一个多星期闭关不出。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害怕连云山回北京告御状，把大逃港责任归咎于宝安县委。连则向他们保证说出真相。连回北京后冒着可能当反革命的风险，写了四份内参，最后送给了邓小平。
六月四日成千上万逃港者在广州火车站强行登上往香港列车，发生大骚乱，烧了公安的宣传车，京广线交通中断。陶铸定性为敌我矛盾，广州戒严，广州火车站被军管。
国务院随后指示广东解决外逃问题。中港边境再次封锁，二万多荷枪实弹的解放军调往中港边境增防。
第三次大逃港由此落幕。陈秉安估计在一九六二年这一波的大逃港潮中，成功逃港者应不会少于十万人。
六二年两百多逃港者葬身洪流
有关逃港者进入香港的遭遇，陈秉安根据香港报刊的报导和他个人的采访，用了整整一百六十五页来记叙，其中许多赚人热泪的故事。包括五月二十六日沙头角打鼓 岭一场暴雨惨祸。当时有上千的难民已越过深圳河，被阻挡在英界的铁丝网外。在他们欲翻越铁网时，一场豪雨突袭，连降数小时，山洪暴泄，深圳河水陡涨数公 尺，至少两百多难民葬身洪水中，许多尸体漂浮在深圳河及深圳湾中。
陈秉安在后来接受媒体访问说，至今在深圳湾海滨工地还经常会挖到一些逃港者的骸骨。香港企业家金通公司总经理叶小明当年十一岁，随母亲逃港，在那场洪水中他逃出一命，但母亲却不幸葬身在洪流中。
文革第四波逃港潮，西坑红旗倒了
陈秉安说，在第三次大逃亡后，中共在深圳河筑起了铜墙铁壁，并展开了大规模的社教运动，大反“外逃风”“香港风”，并在边境树立了一个反偷渡的红旗西坑 村。当时广东省委称西坑村为“一个坚强的社会主义阵地”，发文件号召全省学习，该村团支部委书记还在一九六四年赴京出席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见到了“毛主 席”。
但文革一来，外逃风再起。在作者称之为七十年代的大外逃风中的西坑村，红旗倒了。该村大部分青壮年都逃去香港，包括曾被视为反外逃的积极分子和民兵干部。 西坑二队男劳动力全部跑光，有个自然村跑得流下的最大男人是个八岁男孩。而那位当年光荣见过“毛主席”没有外逃的团支书则被斗得死去活来，罪名是“攻击伟 大领袖毛主席”，因为他当年回村后形容“毛主席”手指头很粗，“每根都有香蕉那样大。”
书中后面部分写了一些逃港的个案故事，对文革中、文革前后的偷渡逃港，写得不如六二年之前的部分那样充分和吸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