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民主」子虚乌有
无论在原苏联还是那一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来没有过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从来是纸面的东西。列宁说过，社会主义民主是新型的民主，最高类型的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高百万倍。毛泽东也说，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都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事实上，社会主义民主根本不存在，纯属子虚乌有。陈独秀在其晚年，「根据苏联经验二十年，深思熟虑七八年，才认识到民主并无东西方之分，东西方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专制，一个是民主」。陈独秀不愧是一个先知，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在一九四二年，那时候中国还在进行抗日战争，七年之后中共打败国民党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可悲的是广大人民和中共党员在亲身经历专制统治，特别是走到极端的极权主义统治文革，国家和个人深受其害，才深切感受到自由民主之可贵，认识到一党专制乃是一切灾难的总根源，因而提出政治民主化的改革要求。但是在中共的一切文件之中，每讲到民主二字，必戴上「社会主义」的帽子加以限定，例如被称之为中国政治重大转折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此后包括我在内，人们在论文中毫无例外照写不误。一九七九年三月，邓小平在全党理论务虚会闭幕会上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九八九年「六四」和其后的苏东波之后，更是凶相毕露。中共长期宣传「融」社会主义与民主于一炉，被融掉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党的领导，就是专制。
二○○七年二月《炎黄春秋》发表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正是在这个铁幕一般党的领导背景之下面世的。谢文发表之后引起理论界的热烈反应，如郑仲兵主持「民主与社会主义」专题研讨会，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发行的《大论战──谢韬引起的争鸣》一书。值得注意的是，李洪林在「民主与社会主义」专题研讨会上提出「对现实政治的考虑与理论的彻底性，确实是两个问题」；「我看到谢韬这篇文章，就直接感觉到他努力在马克思主义之下更加点民主，他讲的民主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要民主，不管是怎么民主，一定要安贴上这个标签才行」。
今年他在《往事回忆》的小册中又说，我赞成谢韬文章呼喊民主，却不赞成他为了当局易于接受而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我也做过，希望给当局一个「社会主义」的台阶，使他们走向民主。然而共产党不需要这种台阶，因为它不能容忍民主，尽管你小心翼翼给民主涂上「社会主义」的油彩，把通往民主的台阶也贴上「社会主义的招牌」，但是一动真格，他就不客气了。
李洪林还在《往事回忆》的「理论不应为政治服务」一章中提出「民主」与「社会主义」不兼容，在「社会主义的经典模式、内在矛盾及其在中国的命运」等方面对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提出批判。
二○一○年八月，谢韬过世，又引发了人们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关注。与此同时，胡星斗提出「宪政社会主义」，他说：「《○八宪章》的很多主张我非常支持，但是我觉得有两个缺憾：没有与中国文化和现实相结合，因为毕竟社会主义是中国执政党可能接受的方案，是一个稳健改革的方案。」
王书瑶于二○一○年十二月五日在《民主中国》发表文章《「民主社会主义」只是当代版的乌托邦》，继李洪林之后，对「民主社会主义」提出批判。
民主与社会主义为何不兼容
什么是社会主义？从上个世纪至今，标榜社会主义的主义和政党很多，连希特勒也自称国家社会主义。其实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或者社会制度，正如资本主义乃是一种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一样。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态是公有制。公有即共产，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其中心思想即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苏联瓦解，有所谓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些国家都是公有制。社会主义阵营与私有制的各大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资本主义阵营相对垒。
胡锦涛在二○○三年上台之后称，社会主义国家仅剩下了中、朝、越、古。他说得对，因为这些国家仍实行公有制。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允许私有，一部分企业家实行私有制。江泽民主持的中共十六大允许资本家入党，但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企业仍属国有，城市土地公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因此，中国仍为社会主义国家。从公有制这一点，中共自称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对的。
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这一点来分辨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民主，或者打着其它社会主义招牌的各种主义，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党实行的一种政策，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高福利而为世人所知悉的瑞典为例，其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占人口百分之二到三的资本家手中，当然瑞典是资本主义国家而非社会主义国家。
至于为何今天民主与社会主义不兼容并存，应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如何产生说起。大家知道，资本主义是从封建社会中「自然」产生的，但社会主义却是「人为」产生。也就是先有政治，后有经济。要实行公有制，就必须用暴力剥夺所有的社会成员赖以生存的全部生产资料，摧毁他们的一切抵抗。俄国共产党通过十月革命，中共通过发动内战取得政权，其后都实行一党专政，不断划分敌我，塑造敌人，将暴力统治持续性无所不在地散播于国内。正如李洪林在《往事回忆》中说：中共的政权是暴力夺来的，既未经人民授权，自然也就不受人民监督，当然也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而只能靠暴力统治。我在一九九四年也说过，此无产阶级专政，按照列宁的解释是直接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在这样的国家里面，政府享有无限权力，而人民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活动空间大大缩小，以至于接近于零。这一情况完全是由其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因为社会主义政权违背大多数人的长期意愿而由政权的力量强行建立起来的。正如很多著名共产党人在检讨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时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方案硬塞给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只有通过专政才能做到（原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费尔南多‧克劳丁）。如果物质条件和主观条件不允许正常地建立社会主义，那么想阻止产生法西斯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别无选择，而人们就借助恐怖来推进社会主义（波兰科学院院士亚当‧沙夫）（引自《人权与宪政》，于浩成着，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2002年出版第348页）。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而民主是私有制社会的政治制度，二者熏莸不同器，是根本不能尿到一壶的。因此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党实行的一种政策，不是作为那种资本主义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一时的政策当做国家制度，那是纸糊上墙。因此将民主与社会主义拼凑在一起，实在是牛头不对马嘴。关键的问题在于民主宪政还是独裁专政。凡是支持专政的，例如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与民主宪政站在一起、混在一处。
其实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民主这一类的方案，用来挽救社会主义的改革，在谢韬之前就有人提过。二○○二年十一月江泽民主持的中共十六大通过修改党章，允许资本家入党，海外媒体和网络曾出现不少评论时政和展望中国的文章，有人就提出将中共改名为社会党或者人民党。当时我尚在美国洛杉矶，在一次网络聊天室（paltalk）上，《中国之春》主编伍凡发言说，于老是自由主义者，我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们在现阶段存在分歧，不必争论，因为我们都为民主宪政而斗争，中国实现了民主制度之后，就有争论的可能与必要。谢韬去世后，有人在悼念文章中讲到谢韬与李慎之为多年挚交，而李慎之是自由主义者，谢韬则倡导民主社会主义。
鉴于二○○七年谢韬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潮流曾兴盛一时，并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交锋当中为大家的关注，但却很少自由主义的文章参与讨论，所以本人继李洪林、王书瑶之后，特写了本篇文章。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后记：本文已在《争鸣》二〇一一年二月号刊出，但在打印中若干词语有误，这里发的是校正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