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四、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
1966年6月到9月，解放军空军党委召开了第十一次全会，这次会议是在文革刚刚兴起之际召开的，但是却已深深地打上了文革的烙印，它在空军历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学术界对此次会议的情况研究甚少，很多书籍对此也语焉不祥，此次事件的另一个主角——空军副司令刘震上将的简历也回避了这一事件，只是采取了流行的说法：“刘震在文革期间受到林彪、江青的迫害”云云。空军这次党委会为何会召开？会议为何持续这么长时间？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卷进此次斗争的空军上层领导们是如何发难的？事后军委领导们又是如何平息这场斗争？空军这次斗争对日后贺龙等人的倒台又起了什么作用等等？这些都是人们需要予以认真分析研究的。
1966年4月下旬吴法宪与空军副司令成钧赴西北地区执行氢弹投掷任务，完成任务后随即赴西北地区的航校、高炮、导弹和飞行部队检查工作。5月底接空军政委余立金电话要求吴迅速返京，甚至告诉吴，叶群要余转告吴再不回京就会变成“恩克鲁玛”。恩克鲁玛乃西非加纳的总统，因为外出访问，国内发生军事政变，结果成了流亡总统。吴回京后于6月4日召集空军党委常委会，但是却遭到空军其他几位副司令的责难，主要有刘震、曹里怀、王辉球等人，连成钧也加入倒吴的行列。这几人给吴戴上了几顶大帽子，如“消极对抗《五一六通知》，不组织学习、讨论，不抓‘文化大革命’”等等，在刘震等人的要求下，空军决定召开空军党委全体会议。6月6日会议正式开始，刘震等人展开了对吴法宪的批判，同时要求军委派工作组。吴法宪回忆说“从一开始，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人就形成了三派。这里面，我和余立金，以及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是一派，我们这派人是天天受气。刘震、成钧、曹里怀、余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等几个常委以及军区空军的另一部分人是另一派，他们是天天出气。张廷发是孤立的，他一个人一派，两边都不靠。”批吴会议一个多月后，刘震等人联名向中央军委递交控告信，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基本上是冲着吴法宪和已去世的刘亚楼而来，大有不将吴拉下马决不甘休之意。
对于空军内部刘震等人倒吴一事，中央军委领导却不以为然，其中以叶剑英的态度最明朗。空军开会之初，叶剑英就派自己的秘书天天与会，了解具体情况，并给吴打气，要吴沉住气，并认为刘震等人的活动属于“罢官夺权的地下活动”。叶剑英与林彪也经常通气。7月下旬林彪的意见转到中共中央最高层，刘少奇为此召开中央常委会，通过了林彪的意见，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明确表态，认为刘震等人是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随后中央军委召开常委会，叶剑英、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到会，传达了中央常委会的指示，批评了刘震等人。吴法宪在叶剑英的指示下作了长篇检查。林彪也给吴打了电话，要求吴作好空军内部的团结工作，对刘震等人的批评也要适可而止。最后刘震和张廷发被停职作检查。
刘震等人为何在文革初起时就迫不及待地在空军内部掀起了倒吴运动？吴法宪认为有两条原因。一是对吴法宪接替去世的刘亚楼出任空军司令不满，刘震为中央候补委员，上将军衔，而吴只是中将，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刘震对此心有不服；二是刘震等人对刘亚楼不满，刘亚楼任空军司令时作风硬朗，颇有些“霸道”的味道，有时也不讲情面。刘震等人对刘亚楼的怨气转向了吴法宪。但是仅仅这么两条原因就足以构成刘震等人的倒吴运动吗？其背后难道没有更深远的原因吗？吴的回忆对此有所涉及。成钧等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曾向军委副主席贺龙汇报空军党委会议情况，说“空军的问题很多，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而贺龙则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由此看来贺龙对空军党委的倒吴行为采取了默许和纵容的态度。成钧等人后来也写了材料，由吴法宪和余立金送交林彪。吴余二人在送交这些材料时附有一信致毛泽东和林彪，信中认为空军的会议贯穿了两条路线，一是林副主席为首的红线，另一条则是贺龙为首的黑线。
现在回首再看空军党委会议发生的斗争，当初刘震等人向吴法宪发难，给吴戴的帽子并非实事求是，所谓吴法宪“不抓‘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也仅仅是个借口，将吴一举打倒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刘震等人以为空军党委内部他们占了多数，就可以实现其夺权的计划。但是空军党委上面还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即使上面有个别领导人支持，如贺龙，但是贺龙一人也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中央军委的实际当家人是林彪和叶剑英，再上面还有毛泽东呢。林彪、叶剑英对军队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一直要求军队不要介入地方的文革运动，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他们绝不会允许军队内部出现夺权事件的发生。刘震等人明着是夺吴法宪的权，但实际的结果和作用却是夺林彪的权。这些人敢于对吴发难，如果没有背景是很难解释其个中之因由的。但是说“空军的会议贯穿了两条路线，一是林副主席为首的红线，另一条则是贺龙为首的黑线”似也有上纲上线和夸大之虞，这也许就是后来贺龙倒台的原因之一吧。
发生在1966年空军的这次激烈斗争，显然不是一件什么光彩之事，以致后来即使吴法宪倒台被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刘震等人都不好意思将当年的这段“反吴”经历拿出来说事，毕竟刘震的这段历史并非代表了正确的一方，更何况还有叶剑英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于空军副司令张廷发在这次事件后也被解职一事，笔者觉得吴的回忆似乎揭示得还不够充分，张廷发本人并未参与刘震等人的倒吴活动，可后来也被一并解职，其错误仅仅是“蛮横和目空一切，对空军的一些老同志很不尊重，并且与司令部一些同志的关系也搞得很僵。”这里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存在？人们还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探讨。
五、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若干活动
文革当中周恩来所起的作用，一直是个引人关注的话题。海外有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国内则有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周恩来在国内一直是个正面形象，对于周恩来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国内史学界大都认为周恩来以各种方式抵制了文革错误路线，与林彪和江青集团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周恩来在文革时期不得不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云云。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吴法宪以其亲身经历提供给我们许多事例，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周恩来在文革当中所起的实际作用。
（1）周恩来推荐林彪接替刘少奇在党内的职务。周恩来在1967年秋天告诉吴法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对准刘少奇。毛泽东问周恩来“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毛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1966年8月7日晚吴法宪接到周恩来电话指示，第二天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接林彪回京。周还特别交代说“要绝对保密。这件事，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当接林彪的专机抵达机场飞机滑行到机场在跑道一头停下时，周恩来立即登机面见林彪，汪东兴代表毛泽东也赶到机场，周汪二人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的旨意。（此处吴的回忆有误，据《毛泽东传》，林彪是8月6日被专机从大连接回北京的。）
（2）1966年8月8日周恩来亲自向军队主要领导人打招呼，传达毛泽东的“大字报”精神。与会者除吴法宪外，还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肖劲光、苏振华等人。周恩来将毛的“大字报”向众人连续念了两遍，并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
（3）周恩来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1966年10月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重点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与会的各地干部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对于批判刘少奇并不积极，会议开了许多天却效果不彰。经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亲自给吴法宪下令，由空军派出专机，将各地的造反派头头们接来北京，一起参加讨伐刘少奇的大会。这些造反派头头一到北京，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刘斗争。吴法宪回忆说“我们东北组来的是贵州造反派头头，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办公厅派专车接到京西宾馆，神气十足。他来了以后，周恩来亲自到东北组来参加会议，以示重视。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了三个钟头，专门揭发当时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正林等人是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如何镇压学生运动和逮捕红卫兵的情况。我看到，在这个人讲话过程中，周恩来一直在频频点头，赞扬他的揭发。”造反派的与会终于在会上掀起了批刘高潮。
（4）周恩来大力支持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是毛泽东对付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锐利武器，毛泽东靠着这批“革命小将”的敢打敢冲，迅速击溃了党内当权派的势力。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红卫兵，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央讲话，对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周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全国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全部和中学生一部分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来。”吴法宪回忆说“每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都要做大量的具体组织工作。据我所知，这些工作非常繁重，也可以说是中央和北京市各部门一个额外的沉重负担。接见之前，周恩来每次都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国务院、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研究组织和安全工作，布置好警戒。我们这些跟着周恩来做具体工作的，也经常要忙上几天几夜。”由于运输系统的饱和和巨大困难，周曾请示毛泽东对串联人数加以限制，但是毛泽东却坚持搞大串联不变，周恩来不得不召集国务院、北京市和军队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全心全意“接待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毛泽东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由于机场跑道不够长，周恩来亲自布置，军队连夜施工，临时扩展机场跑道，两侧各延伸250米，并筑路修桥，以便大队人马顺利通过。毛泽东接见完后，由于散场时过于拥挤，有几十人被挤伤，周恩来立即命令吴法宪将这些人送到空军和海军的医院，周恩来还亲率吴法宪等人前往慰问。红卫兵大串联到了井冈山，由于山上没有足够的粮食，学生出现断食现象，周恩来紧急动员武汉、南昌、广州、福州、杭州等人群众蒸馒头，做面包、饼干和点心，命吴法宪派空军飞机向井冈山空投食品，前后持续了半个多月，才使大多数学生免于饿死。
（5）周恩来对林彪的大力支持。8月31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亲自安排了检阅车辆，毛泽东与贺龙为第一车，林彪是乘第二辆车。但这次检阅的照片要登报时却出现了问题，即如何在报上予以说明，最后周恩来发明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一词，以突出林彪的地位。“亲密战友”一词也由此传开，为报刊广播广为使用。吴法宪回忆说“在当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我听到周恩来不论是会上讲话，还是在会下打电话，对林彪都是统称‘副帅’，经常说副帅如何如何。最后，这称呼成了他的口头禅，不称‘林彪同志’，只说‘副帅’。”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在文革期间十分密切。
以上这些内容仅仅是吴法宪回忆中的一小部分，周恩来在文革期间实际上还作了其他大量的工作。证诸这些史实的目的在于说明，周恩来在文革中绝不是“抵制”和“反对”了文革运动，相反，周恩来是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文革的，没有周恩来所起的关键作用，文革运动很难这么声势浩大、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们也实在看不出周恩来是如何与“林彪、江青集团作坚持不懈的斗争”的，周恩来积极配合了中央文革小组，起了江青等人起不到的作用。周恩来也绝非“说了违心话，做了违心事”这么简单，这一说法无非就是为周恩来的文革所为作开脱。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周恩来是毛泽东大搞文革运动的“总参谋长”，是保障文革顺利进行的“总后勤部长”。
六、林彪与军队文革之关系
长期以来林彪的形象一直被官方所丑化，似乎林彪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蓄意搞乱全国全军，以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这种观点也是国内史学界最为流行的说辞。然而历史真是这样吗？吴法宪在其回忆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信的资料，有助人们进一步厘清这段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吴法宪回忆说“在军队怎样搞‘文化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矛盾和冲突。”“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面对风起云涌的文革风潮，林彪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 林彪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师生可以分期分批来京接受毛泽东检阅，但检阅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第二、来京后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由领导带队；第三，来京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林彪还于1966年10月上旬授意全军文革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实际上也是被毛泽东和整个形势逼出来的，该指示虽然也说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要与地方一样，按照十六条规定办，但该指示还说“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尽量对军队院校师生的文革活动予以限制。
（2）林彪对文革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态度。由于军队院校的不少学员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冲击国防部，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机构，号称要揪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主任萧华等请示叶剑英后，打算严肃处理，对于闹事的头头还要抓捕。但是林彪没有接受这些建议，而是提出“四不政策”，即对这些学员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事故甚至悲剧，林彪宁可采取克制政策。
（3）利用开军委扩大会议之机保护军队的干部。1967年1月上旬，中央军委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林彪的本意是借开会的名义把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接来北京予以保护。林彪还规定，不经过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单位，另外林彪也想让与会者集思广益商讨对策，以稳定军队，尽量减少运动给军队带来的损失。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会议，叶剑英每天都向林彪作汇报，周恩来也常来与会。会议首先制定的就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第二个文件就是著名的“军委八条命令”，这是林彪口授，并争得其他几位老帅得同意后，报毛泽东批准执行。对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第三个文件就是《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得几项规定》，军以上机关的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律不许自下而上夺权。军以下机关则坚持正面教育，一律不得进行“四大”。此外，会议还制定了其他文件，如《关于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革命的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关于外出人员串联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关于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决定的通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文件都是叶剑英向林彪汇报，并由林彪与周恩来共同领导制定，很好地体现了林彪力求稳定军队、尽量减少“文革”对军队的冲击的指导思想。
正是由于林彪和军委其他老帅们的共同努力，军队的局势得到控制，稳定的军队后来通过“三支两军”稳定了全国的局势。总的说来，军队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既保护了一批老干部。也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同时也减少了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稳定的局面使原本中断的工农业生产得以逐步恢复。事实上军队系统正是日后粉碎“四人帮”的坚强柱石。
吴法宪总结说：“林彪倒台后，有些文章说：林彪是个反军、乱军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煽动在军队搞全面‘四大’，拼命想把军队搞乱，等等。这个说法显然极不客观，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林彪是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他为什么要一心把自己搞乱？这个说法于理不通，也绝不符合事实。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
仅就稳定军队这一点而言，林彪功不可没！
（部分内容刊于《多维月刊》。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