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探究：
一、六四后，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否出现了严重的停顿和倒退？
二、中共高层保守派为何高调地提出反和平演变，强调姓社还是姓资，反对推进经改？
在八十年代曾经深度参与经济改革的朱嘉明先生认为邓小平“南巡”固然很重要，但是他提醒我们：“在评论邓小平‘南巡’的历史地位的时候，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六四’之后的中国，是否可以真的放弃经济改革和开放，重新倒退到毛泽东时代开展‘反和平演变’？”
朱嘉明说：“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置中国进入不可逆的历史时期。首先，几亿中国农民不允许倒退，‘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彻底土崩瓦解，完全没有可能复辟；其次，‘计划经济’制度完全支离破碎，别的不讲，只讲价格体系。1988年价格闯关之后，不仅仅是生活资料的绝大部分，而且生产资料的大部分已经开始由市场决定价格。双轨制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并轨；第三，中国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各种形式的承包，甚至股份化正处于全方位试验阶段。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停止这种大趋势；第四，社队企业没有因为六四事件而影响它的扩张和膨胀；第五，中国的对外开放特区，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和对外贸易扩张的局面已经形成。此外，中国地方政府具有了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实力，和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经验。一言以蔽之，形势比人强。经济改革开放的大势，并非是人们想象的，可以由几个反对经济改革的代表人物，或者诸如陈云的‘鸟笼经济’的思想，或者‘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运动所能扭转和改革的。”
八九民运前，作家韩少功在海南主持的《海南纪实》杂志，风行全国。树大招风，六四后韩少功也受到严厉整肃。韩少功说，当时他以为又会回到“文革”，但随即发现压力没有预计的大。韩少功特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我预计中的倒退，倒是借助严厉的政治扫荡，如履平地一路推进。89年前的‘价格闯关’，喊了几次都不敢真动，怕老百姓上街闹事。到90年代初，我跟一个政协的小组下去调查，发现海南省90%的商品已经放开物价，但一点社会反应都没有，真是神不知鬼不觉，顺利得让人难以理解。”
由此可见，说六四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也陷入严重的停顿和倒退未必符合实情。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无疑大大提高了经改的速度，不过要说它扭转航向恐怕就言过其实了。
那么，为什么在六四之后92年之前这段时间，中共高层保守的声浪如此高涨呢？难道他们真的不喜欢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真的愿意回到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毛泽东时代吗？
我们知道，在毛时代，中共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享有优厚的物质待遇，但是第一，所谓优厚，只是相对于平民百姓而言，在当年普遍贫穷的情况下，高干享有的物质待遇，就其绝对值而言，仍然是很有限的。自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高干出国访问开眼界，他们发现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甚至连发达国家里的中产阶级都比不上，不禁大受刺激。第二，毛时代高干的物质待遇虽然相对很高，但它们都是附属于职位和权力的。高干有房有车，但房是公房，车是公车，理论上讲不是私产，是不能出售不能转让的。毛晚年时，江青好几次吵吵嚷嚷地向毛伸手要钱，毛则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一部分给江青。这就是说，毛所享有的一切，例如全国各地的行宫，都不是毛的私产，不能自己任意支配；只有稿费算自己的，是自己可以转让赠与的（据说也有某种限制）。至于一般的官员，没有毛所独有的巨大稿费，能够自己支配，包括留给妻子儿女的物质利益就更有限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大为改观，尤其是在推行双轨制之后，高干们发现，只要批个条子，金钱就滚滚而来。转手之间，高干家庭就成了“先富”。据说当年某位太子党对密友讲过一句私房话：“现在我算明白了，原来，改革就是捞钱。”
那时有句民谣，曰：“毛主席的干部两袖清风，邓小平的干部百万富翁”。这话的前一句自然不是事实，不过在邓时代，干部们，特别是高干们，就凭着手中的权力，获得了在毛时代做梦都想象不到的巨大的发财机会。一夜之间就拥有毛时代不可奢望的庞大私产，迅速地成为大富翁大财阀，那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就怪了：既然邓小平的只经改不政改路线给中共官员们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利益，早已丧失理念的他们，怎么还会反对经改，怎么还会愿意回到毛时代呢？
且听下回分解。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