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与清八旗子弟是同类项
作者在文章中反复强调红二代“身份特殊”，以下是作者对其特殊性的概括：
一、红二代身份特殊。作者将其身份厘定为“他们是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参加者的后代。包括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干部的子女和革命战争年代去世和牺牲的革命者的子女”，并明确将其与江朱胡温等两代中共党魁的子女“官二代”划分开来。作者这一划分比以前皇城政治圈内红二代的划分标准宽泛得多，那一划分标准据说是：建国初期政府职位是副部级，军中职位是少将（称之为“开国少将”）。另外，作者将红二代李鹏子女列为“官二代”，不承认李小琳兄妹几人是红三代，不知道是疏忽还是另有考虑。
作者厘定红二代的身份标准，就是将中共现在厘定的离休老干部标准延伸到子女一代。中共的特权一直按等级供给，在文革前，内部的身份识别讲究红区、白区之分，前者吃香得多。在制度上规定只有“三八式老干部”（即1938年以前参加革命）才能叫老干部。改革后，确定了1949年10月1日以前参加革命的都算老干部并给予离休待遇。
二、红二代中不少“真正继承了中共的思想和革命传统的人，仍然具有革命的理想、抱负和精神，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和不怕政治风险的勇敢精神”。红二代们的“革命理想”是什么，是否符合公众需要，作者没具体说明，但红二代某种程度的不怕政治风险，也许不算夸大其辞，因为薄熙来督渝之后的所作所为，就充分展示了这种精神；王小宁当年在网上发文主张民主改革并批评中国的一党专制，也算得上不怕政治风险。但这种不惧怕与平民出身的异议者的不惧怕有所不同，红二代多认为自己的身份可以降低政治风险，起点保护作用；平民异议者的不惧怕是硬碰硬。
三、红二代大多怀才不遇：“在红二代中有较多具有政治才华的人，但很多人并没有得到重用，甚至一直在江湖之中”“大量红二代既未当官、也未从商，成为了普通人”——这条比较有趣，每个社会都会有不同阶层的人怀才不遇，为什么红二代政治上不被重用会在王的眼中成为问题？那是因为这句话暗含的前提是“红二代本该被重用”，不应该“成为普通人”。
四、“红二代总体是好的”，只有少数红二代是腐败者，“现在的红二代已被坚持专制独裁制度和专制统治，搞权贵资本主义，侵吞国家、人民财产，搞贪腐的红二代代表了”——这一陈述我认为大体符合事实，因为作者定义的红二代太广，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者的子女，如果不是江姐等类革命烈士名流，照顾比较有限，充其量就是抚恤金、优先参军招干招生，让其能够拿到平民千辛万苦才能拿到的体制内入场券，却并不保证让所有红二代步步高升，得到重用。“中共革命队伍”是座等级金字塔，那么多居于底端的普通成员，特权与高阶官位毕竟是稀缺物品，不能像大白菜那样源源不断地供应。经过几十年演变：有的红二代成功接过父母的班，继续繁荣着；有的红二代没能成功接班，于是衰落下去。
回顾中国历史，这“红一代”们确实是中共论功行赏定出来的一个特权阶层，是前现代身份型社会的产物。但他们的身份又不能与享受世代恩荫的前现代社会的皇族相比，只能与清代八旗相比，二者享受特权的理由都与“建国”有关。区别是清代是八旗子弟按级别可享有承袭爵位的待遇，最差也有“铁杆庄稼”，生下来到死，啥也不做有份皇粮供着；红二代们在本朝享有的待遇是有当差（入党、进入体制内工作）的优先权，没有不做事拿份皇粮的铁杆庄稼。
“红二代”集体行动有无可能
论述完红二代具有的“群体特征”之后，作者进入正题：红二代要站出来。因为中国将出现大的政治动荡，“在这个关键时期，红二代不应该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而应该发挥我们的作用，挽狂澜于既倒。中国如果像现在这样下去，中国共产党将被人民认定为是一个以革命起家，最后以贪婪、暴虐、无耻、虚伪、欺压和剥夺人民为终结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将整体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红二代也将整体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每一个红二代对可能发生的结果都应想一想。我们应让主张民主、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反对腐败的红二代来代表，应该跟着他们走。”
千里筑堤，到此结穴。全文从气势看来，很有点像中唐时开国功臣之后徐敬业请骆宾王代拟发表《讨武曌檄》（非指文采），徐要卫护先祖徐世勣追随李世民打下的李唐江山，王小宁要卫护中共的红色江山，要将这红色江山书上“民主”二字。但几乎不需要仔细读，就会发现作者要将愿望付诸实施时遇到了极大困难：
第一，作者承认，“红二代是一个特殊群体，但不是一个政治派别。他们中间的人政治立场和思想差异很大，左中右都有，并且尖锐对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走了不同的道路，成了不同的人。人的社会地位，经历决定人的思想、情感，决定人在政治上站在哪一边。”按照社会运动的规律，所有集体行动的第一凝聚力是基于共同利益上共同诉求，既然这个自认高于平民阶层的红二代群体思想不一，利益不同，又如何能够在王小宁的感召之下“主张民主，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更何况目前一些红二代本人就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核心人物，或者是现有体制的受益者，他们又怎可能自杀性地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第二，文章说，“红二代不应该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但前面又说他们“大量人既未当官，也未从商，成为了普通人”，既然已经沦为“普通人”，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本来就没有他们一席之地，何来“退出”之说？更何况按文章划定的身份来看，这些红二代父母在中共“建国”以前应该已是成年人，红二代们大多是50年代及之前所出生，年龄大都坐五望六甚至坐六望七，行将退休。如果他们想要超越自然规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用前互联网时代的革命语言指点着网络时代的中国政治，那会是一副怎样的奇观？
红二代：身份型社会与红色政治结合的识别符号
红二代这一名词，使用者自我感觉甚佳，却不知这是中国社会落后的象征，表明中国社会至今还徘徊于前现代身份型社会的阴影当中。
自中共建政以来，只有1978年到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算是身份型社会色彩较淡时期。1978年以前，讲究阶级出身，实行人类历史上只有共产国家才有的“逆向身份歧视”。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就业艰难，社会上升通道梗阻，中国人要想成功，父辈荫蔽、家世渊源再度成为重要因素，官二代、富二代这类名词应运而生，其中自我感觉最好的应该是红二代。因红二代认为父辈开国有功，在父辈荫庇之下，其特权不仅应该体现在物质层面，还应该体现在软性资源比如言论自由与议政参政的享用上。
王小宁先生以红二代的身份发表宣言，处处强调这个群体的不同一般，因而应该有参政议政的政治特权。这份宣言，如同党内民主的主张者一样，正好展现了中国具有强烈的前现代身份型社会之特点。
从近代以来，所有的社会进步都是从身份型社会向契约型社会过渡。进入21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完成由身份型社会向契约型社会转化，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第一人口大国，其社会特征还带有如此强烈的身份型社会特征，用“落后”二字概括实在不算贬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