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埃及政府与反对派举行对话。对话取得具体成果，包括：政府承诺开放新闻自由，不再封锁互联网与手机；释放被捕的示威人士；承诺加大力度，打击官员贪腐。反对派则同意已经在位30年的总统穆巴拉克留任到今年9月大选之前（他回应民意，承诺到时退位，不再参选），以确保和平过渡。双方同意：将成立宪法改革委员会，修改宪法。
参加对话与会谈的，政府一方，包括副总统在内的高级领导人；反对派一方，包括深孚众望的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曾遭当局取缔的最大反对派团体—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其他具有影响力的团体。
通过平等的对话与会谈，朝野双方初步拟定民主改革路线图。尽管前景还不完全明朗，但，这是埃及迈向民主之路的重要一步。埃及民众抗争仅仅两周，就取得如此重大成果，令世界欣慰。这一成果，是埃及政府与民间彼此妥协的结果，而其中，又主要是政府的让步。
反观1989年的中国，中国学生和民众示威，持续两个月，中国政府毫不让步，邓小平声言：一步也不能退，退，（共产党政权）就全垮了。其间，哪怕莘莘学子以绝食抗争，至气弱命危，邓当局也丝毫不为所动。
学潮一个月后，邓当局曾假意与学生“对话”，但当时的中共总理李鹏在其日后的“六四日记”中，颇为自鸣得意地披露，就在他与学生领袖举行对话的当天，邓当局已经作出次日调兵进京的决定，李鹏也在对话中予以暗示。表明，对话是假，乃缓兵之计；镇压是真，早已磨刀霍霍。
埃及朝野对话后，仍有五千民众坚守解放广场，誓言抗争到底，直到穆巴拉克下台。这一呼声，也不可忽视，是一种无形压力，迫使政府兑现承诺，确保埃及民主进程不致逆转。
与此同时，抗议人数已经剧减，不再是动辄上万、十万、或百万之众。包括首都开罗在内，各地秩序恢复正常，银行和商店重开，交通重现繁忙。
而1989年，中共当局无视民众呼声，仅仅强调，民众示威，影响了“正常的生活与工作秩序。”同样为了恢复秩序，埃及政府以对话达成，中共当局以屠杀实现。
在埃及持续两周的抗议活动中，因警民冲突、或反对与支持穆巴拉克两派民众的冲突，死亡300余人；而在1989年遍及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在中共军队介入之前，中国警民无一死伤，甚至没有发生任何警民冲突。与埃及、与世界各国民众相比，中国民众抗争，堪称最温和、最理性、最和平。而中国民众遭受当局的镇压，又堪称最残暴、最血腥、最令人发指。
埃及抗争期间，每天蒙受经济损失高达3.1亿美元，但埃及政府没有把责任归到抗议民众头上；示威期间，有人趁机洗劫商铺、超市、购物中心和高尚住宅区，但埃及政府并未以“打砸抢烧”为名，嫁祸民主运动，并以此作为镇压理由。埃及政府的做法是：向遭受暴力攻击者道歉；设立赔偿基金，补偿那些因抢劫和破坏而受到损害的人；拍卖25亿美元的政府短期债务，以补救经济。
而1989年，中共当局仅仅以“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为名，就调集重兵，杀气腾腾。埃及军队明言：决不镇压民众。哪怕抗议民众躺在装甲车底下。而中共军队，不仅大开杀戒，而且驾驶坦克，高速追碾和平撤退的学生。那支“党指挥枪”、“听党指挥”的中共党军，以虎狼之师、残暴之师的恶名，冠于全球。
地处北非的突尼斯和埃及，经济增长与专制统治并存，因而表面繁荣、表面稳定，这与1989年的中国或今日中国，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新一波民主运动，发生在突尼斯与埃及，并实现和平转型。官民对话，朝野和解，突尼斯能，埃及能，中国为何不能？
从政府到民间，从军人到知识分子，都可以罗列无数因素，找出种种差别。最重要的一条：同样是独裁，同样是一党专制，在埃及与突尼斯等国，是开明专制、温和专制；在中国，却是黑暗专制、极端专制。中华民族的大不幸，仿佛命中注定。
（2/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