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中国批判理论建构十讲（第8讲）
——密涅瓦的猫头鹰黄昏才起飞
——时代成熟与思想成熟
今天是第8讲，咱们这个系列讲座的题目本来叫做“政治哲学视野内的现当代中国研究”，这是原来我给这个系列讲座定的题目，后来有学员建议，说叫做“中国批判理论建构十讲”更好，更贴切。我想也可以。建构中国的原创学术，建构中国的批判学术，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也是一个历史机遇，不应该放弃，更何况它也是一个时代的要求。所以这件事还是应该做的。我们这十讲讲完以后，还准备把文字整理出来，找个地方出版，要不咱们这个场合只有十几个人听，影响还是小了一点儿。国内出不了的话就去香港出，好在现在还有个香港（笑）。
所以就叫“中国批判理论建构十讲”，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名称来定义这门课的话，我考虑后面的第9讲和第10讲原来的题目要稍微做一点调整。前面几讲问题不大，按照中国批判理论建构的角度都能说得通。前四讲谈的是具体问题；中间三讲谈的是方法论，今天这讲还是方法论；最后两讲可以谈谈视野，比如第9讲原来叫做“征服者逻辑与民族主义：兼论新的人类文明观”，现在可以把这个题目稍微变化一下，叫“中国批判理论的全球维度”。第10讲原来叫“党治国：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这个题目稍微具体了些，严格地说，这个题目应该放在另外一个系列讲更好一点儿，所以第10讲是不是可以调整成“思考者与行动者：中国批判理论家的双重使命”？这样实际上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历史比较之类的话题也概括到这样一个题目里面来，但是让它更扣近如何去建构中国批判理论这个总的主题。这是我现在脑子里想，是不是可以把最后两讲做这样一个调整。大家还有什么建议或者好的主意，欢迎提出来。
时代成熟：建构中国批判理论的客观条件
今天我们谈第8讲，第8讲的题目不必变，叫做“密涅瓦的猫头鹰黄昏才起飞”，这是咱们原来就定的题目。副标题叫做“时代成熟与思想成熟”。简言之，这个题目是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建构中国批判理论的客观条件是什么？我们何以可能去从事这项工作？我们要做个分析。第二个问题，和客观条件相对应的主观条件，我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主观条件，才有可能从事这项工作？对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这两个方面的讨论，就构成我们今天讲座的内容。这个话题，《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的“导言”部分也有一些讨论，现在我们更展开地来做一个研讨。
首先我们来看客观条件，建构中国批判理论的客观条件是什么？我个人理解，这样一个客观条件指的是研究对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在自身结构发展上已经达到的成熟程度。 “成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条件，它本身一定要在自身的形态上达到一个比较充分、甚至相当充分的发展，它所包含的各种内在的矛盾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展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研究对象作为客体，它已经成熟了，而这种“成熟”，是我们对它进行研究，去讨论它、揭示它的一个基本条件。所以简单地说，成熟意味着客体自身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开。这种成熟和展开需要时间，因为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时代，是一个大的历史，并不是每一代人都有这种幸运能够遇上它。
所以我们说，这个研究对象一定要等到它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它的内部矛盾已经有了充分的暴露，它的内在的东西已经有了充分的发育，已经都成熟了，甚至成熟到马上就要掉下来的程度，这个时候你的思想才可能去捕捉它、把握它。这就是咱们这个标题所表示的，所谓“密涅瓦的猫头鹰黄昏才起飞”，早上起来它是不飞的，一定要等到黄昏以后才起飞。这句话谁说的？对，黑格尔。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里面表述过这个意思。密涅瓦，指希腊传说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据说雅典娜身边有一只猫头鹰，它代表着机警、智慧。雅典娜和猫头鹰一块儿守护雅典的平安。黑格尔在他自己的著作当中引用这个典故，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只有等世界已经发展了以后，某一个时代、某一种社会形态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以后，只有在这个时候，精神才能去把握，才能更深刻地去捕捉它。黑格尔的原话大意是这样讲的：为了说明世界是怎样的，哲学无疑总是来得太晚。作为对世界的思维，哲学只有在现实结束其形成的过程并作为过去后才会出现。哲学的历史告诉我们，观念之物必须是在实在完全成熟时，才能作为实在物的对立而显现出来，把握世界的本质，并将其转变为精神王国里的对象。这就是黑格尔为什么讲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的时候才起飞。实际生活里面的猫头鹰也差不多，据说猫头鹰是白天睡觉的，晚上才出来觅食。总之，时代的成熟和思想的成熟之间有着一个相互对应的关系，时代如果没有成熟，你要想产生一个成熟的思想大概是很难的，或者说是做不到的。
刚才是在一般的学理上讲为什么时代的成熟需要时间、需要条件，思想的成熟要等待时代的成熟，要以时代的成熟作为前提，现在咱们结合20世纪中国历史，从实际方面来体会一下这个道理。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讨论的主题是20世纪中国的专制主义，特别是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体制，这个体制从批判理论角度看，是一种极权体制，它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政治上是一党专政，共产党全面垄断权力，虽然形式上有个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也在“参政”，美其名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框架内的社会主义的政党政治”，其实这套东西完全是形式上的，我党对权力还是实质性的掌控。经济上，过去60年发生一些变化，最早是计划经济，1978年以后逐渐走向市场经济，但不管怎么样，经济命脉还是由国家来控制。这些年，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出现了权贵资本泛滥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一个最根本的制度性原因，还是这个一党专政。从社会建构来讲，公民社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尽管这些年已经有了不小进步，但我们仍然可以体会到这种阻碍几乎无处不在。这些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我们之所以今天看得很清楚，是因为这个体制经过60年的演变，它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让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同样是这个体制，往前推的话就会发现，以前的人们看不大清楚，甚至根本看不清楚。
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从20世纪初开始，应该说当时那一代知识分子经过了一个很痛苦的选择，最后有一批人选择了共产主义，他们认为共产主义适合中国的国情，也值得去为它献身，确实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把共产主义当做追求的理想，但是对于这个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革命所要建立的体制究竟如何，这个体制所包含的乌托邦性质，所包含的反科学性质等等，这些问题开始人们并不认识。我记得前面讲过，这些年有些海外出版的著作对中共批评得非常严厉，但是有一种倾向我认为是不对的，就是把中共创建政党的早期历史低俗化，搞革命的那批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宏大的理想，只是一帮投机分子。这些年海外这种声音不绝于耳，张戎是一个典型，辛灏年也是一个，辛灏年的Which is the New China，《谁是新中国》，那天李锐老还提到，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有个辛灏年啊？他写了一本《谁是新中国》，大概我们这个年龄的很难接受他的观点，言外之意似乎很看重这本书。其实我觉得这些作品恰好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中共早期的革命者，第一代共产党人，投机家可能有，但绝大部分人我相信还是满怀着一种理想，投身这个事业。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能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能够使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对于这样一场革命建立的体制究竟会产生什么问题，当时他们是看不到的，也不可能看到，因为这个东西本身还没有得到发展。不用说早期共产党人看不到，就是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了50年代，甚至60年代，当时绝大部分人仍然没有看到这个体制究竟有什么问题，问题在哪儿。可能有个别人看到了，储安平1948年就看到了，但是很怪，看到了他也没走，还是留下来了；不但留下了，还干了点儿事，当了《光明日报》的主编，最后还是被人拿下了，谁让他提什么“党天下”一类的东西呢？！这个是个别的，绝大部分人在50年代对“新中国”、对“党的领导”还是满怀信心的。胡风老先生是诗人，曾经用“时间开始了！”这样的诗句讴歌“新时代”。这句诗给人的震撼力非常大，以至于多少年以后，李慎之先生写那篇《风雨仓皇五十年》的时候还回忆说，自己当年曾反反复复地咂摸那句诗的滋味，“时间开始了”，我怎么就没想出这么好的词儿来呢！显然这个表述代表了当时绝大部分人真实的心理状态，真的认为时间开始了。1957年给党提意见，百家争鸣，很多人不仅是抱以善心，而且是抱以忠心地给党提出建议，可惜伟大领袖缺少雅量，没有能接受这个东西，而且反过来倒打一耙，整出55万右派来。我说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这样一个体制，这么一种制度，它的内在矛盾的积累，它的暴露，它的最本质的东西的逐渐显现，或者说得难听一点儿，它的原形毕露，是需要时间的，需要有个过程，就党专制这个体制来讲，它的原形毕露至少用了40年的时间，从1949年到1989年，体制内部包含的矛盾才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
我在《从五四到六四》那本书里有一个说法，就是认为1989年天安门事件，标志着这个体制的内在矛盾比较充分地表露出来，或者说这样一个制度遭遇了合法性危机，而这种合法性危机构成了中国批判理论建构的“前设性的条件”，这是我的书里谈到的，如果没有遇到这个危机的话，大概批判理论也很难去做。整个80年代，中国当时的改革开放和文化热很红火，但自觉地把这样一种批判理论的建设提到日程上来，而且把现存制度作为它的研究对象，在整个80年代几乎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确是1989年以后。当然最近这20年又有很大变化，因为威权体制继续演变，它的矛盾暴露得更充分了，体制所包含的内在冲突，各种各样的体制顽症也表达得更充分了，批判理论建构从研究对象自身发展成熟的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就可以做这件事了，有条件做这件事了。我的第一卷里面有对党专制体制的逻辑刻画，就是那28个命题。这28个命题不见得很全面，也不一定非常准确，因为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但是能把这28个命题归纳出来，而且从一种逻辑展开的意义上归纳出来，假如往前倒推20年、30年，这件事情是做不到的。
这是一层意思，就是说中国批判理论建构，从客观意义上来讲，要求研究对象、研究客体要在自身的成熟上达到一个相当的程度，它的矛盾展开要达到一个相当的程度，这个时候研究主体才有可能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去把握它。所以这是一种历史哲学的眼光。
研究对象成熟性的第二层意思
关于研究对象成熟性的问题，还可以有第二层意思。这个第二层意思就是：我们对于成熟的研究对象的理解和把握，不仅仅是对它的成熟形态的把握，而且这种把握还有助于我们反过来来观察、理解它的原初形态或者早期形态。说到这儿，我想引证卡尔•马克思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用到这儿我觉得很贴切。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面讲过这样一段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你咂摸咂摸这句话的滋味，是不是有一点嚼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你只有理解了人，一种更高级的动物，你才能更好地去理解猴子，才能更好地理解猴子身上所具有的一些人的特性，所以说你对高级的东西、更发达的东西、更成熟的东西的理解，反过来有助于理解那个相对不发达的形态，理解它的相对早期的形态，理解它的相对原始的形态。这是马克思讲的，他讲的这个意思在我们今天这个场合用，还是比较贴切的。大家熟悉马克思的经济学的话，你会发现他也试图把这个原理运用到他的经济学研究当中，比如说，他对一般意义上的劳动的抽象实际上就运用了这个东西，劳动在人类历史上从古就有，原始社会人类就有劳动，但是劳动的一些重要性质，特别是劳动作为人类体力和脑力支出的那种无差别特征，尽管在古代社会已经存在了，但是当时的人们很难去认识它，只是到了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的时代，那种劳动的无差别性，劳动的人类性，这种本性才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表露。当我们理解了劳动的这一性质的时候，反过来再来看更早期的人类劳动，你就会发现它在哪个地方表露了这个东西，哪个地方还没有达到这个东西。大家有兴趣看看《资本论》的话，它的第一卷里面有一段关于价值形态的起源、发展的阐述，其实就对这个原理的一个相当出色的、很精彩的论证，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肯定都应该讲过的。什么？没学过？不可能！从偶然的价值形态，到扩大的价值形态，到一般的价值形态，最后到货币形态，这个肯定学过，但是你是不是理解？就不好说了。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这个东西是这么引出来的，我们不管它的实践结论是什么，我说过马克思这套经济学理论从最后的结论来讲是错的，但是结论上的错误并不是说他的整个推论过程，在方法论上就一无是处，还是有一些值得参考的地方。
我们把这样一套看问题的方法运用到今天的政治学讨论上来，用到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上来，就可以说，成熟的中共党专制形态，如果我们对它有一个深入的、系统的理解的话，将有助于人们去理解建国初期的问题，去理解延安时期，甚至去理解江西的中央苏区时期，因为这个体制本身的确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会发现30年代的江西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在体制建构上面已经有1949年以后的体制的一些影子；延安时期虽然处在抗战阶段，不是很典型，因为有些和国民党妥协的产物，但是仍然能够看得出来49年以后的影子。所以如果我们对今天的体制有了一个比较成熟、深入的理解，我们反过来再去分析建国初期的50年代、60年代，反过来分析30年代到40年代的延安，反过来分析30年代初的江西瑞金，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将会迎刃而解的。你脑子有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方法论，肯定有帮助，所以这也是一种历史眼光。它体现了一种很深刻的历史哲学。如果缺乏这样一种历史眼光，那就容易出问题，至少就容易流于表面或浮浅。
我可以举个例子，最近正在搞一本书，纪念耀邦逝世20周年的论文集，准备明年出版，约请了一批作者，都是老共产党员，党内开明人士，跟他们接触比较多，聊了很多关于中共历史和当代史的话题。比如说胡绩伟，80年代的《人民日报》主编，当时和胡乔木一直在唱对台戏的，主张党报应该重人民性，人民性应该高于党性，六四的时候力倡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来制止戒严，这么一位老同志，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今年已经92或93岁高龄，跟这个老先生聊了几次，我很尊重他，但是跟他的接触当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胡老认为中国现在应该回到民主革命的口号上去，说得再准确一点儿叫回到新民主主义，老先生最近两三年发的东西都是在强调这个观点，他认为80年代是中国最好的时候，80年代胡赵新政，胡耀邦、赵紫阳当政的时期，那是中国最好的时期，胡耀邦、赵紫阳也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两位总书记，可惜都被邓给弄下去了，那么胡赵新政体现的根本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当年毛主席也赞成的、曾经试图推行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所以胡老的解释就是胡赵新政体现了对新民主主义的回归。
更典型的应该是于光远先生，于老写了一本书叫做《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从新民主主义论讲到“初级阶段论”。这本书从1988年开始写，一直写到1998年，十年，书并不厚，小册子，当时胡耀邦已经下台了，于老先生还专门找到他就这件事做了一个很长的交谈，据说胡耀邦也大体上赞成他的想法，这个想法简单地说就是，认为毛泽东在40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是正确的，50年代以后共产党抛弃了这样的东西，过早地进入社会主义，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改革开放其实是回到新民主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对新民主主义的继承。这是于光远老先生的一个大概的思路。但是这个思路我个人也不赞成。假如说1989年以前，于老先生写这样一本书讨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和初级阶段论的关系还可以理解，发生了六四事件以后还是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来考虑问题，而且居然用了十年来写这本书，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共产党的体制已经演变到这样一个程度，矛盾已经表露得如此充分，它所包含的最本质性的东西已经远远不是原来的新民主主义所能涵盖的了，这样的情况下你仍然在那样的逻辑下考虑问题，这就缺乏一点儿历史哲学的眼光了。
朱厚泽评“新民主主义”
最近就有一位党内的老同志对这个观点提出了批评。这位老先生就是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前不久在胡绩伟老先生和他的再婚老伴结婚15周年纪念的私人聚会的场合，朱部长就这个问题发了些议论，他说赵紫阳去世前曾提过，中国的改革统统推倒重来恐怕不行，还是要在两个基础上继续前进，一个是毛的新民主主义，一个是邓的改革开放。朱部长认为，从现实政治角度考虑，紫阳是对的，因为这么说可以获得更多人的拥护，对过去毕竟是个接续，不至于引起太大的矛盾；但是从学理层面看，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说新民主主义的提法在我们今天来看是不能接受的呢？简单地说，四条。第一条，关于时代判断，毛泽东在1940年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为什么叫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区别于孙中山式的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旧民主革命。毛认为十月革命以后，整个世界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时代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这是个时代判断，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整个世界进入了所谓“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革命虽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面进行的，但由于这个缘故，它的性质也已经变了，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而成为一种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它的大时代背景变了。毛泽东当时确实是这么讲的。朱部长就问，这么一个时代判断今天还能成立吗？今天我们还可以说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恐怕不能这么讲了吧！时代判断不成立了，时代判断大的背景不成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提法怎么还能成立呢？第二条，就是关于所谓无产阶级领导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之一就是它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的，而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这也是当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强调的。朱部长就说，你看无产阶级领导从哪里来的？还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革命那儿来的啊，但是那套东西现在还能说得通吗？说不通了，不行了。我党现在都强调三个代表，全民国家全民党，都不强调无产阶级了，所以这条显然也说不通。第三条，当年的新民主主义被认为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是共产党的低级纲领，它的高级纲领是走向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40年代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纲领当中非常明确的一条。我搞新民主主义是为了今后走向社会主义做准备。而这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已经能够证明，社会主义搞成什么呢？新民主主义就走到这么一个社会主义？50年代就开始搞什么农业合作化、三大改造，把所有的私人财产全部给没收了，所谓和平改造了，但改造了一圈，最后大家还得往回走，往回走还不能明确地承认我当年搞错了，还得说我这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什么的，搞一套似是而非的东西，显然又是问题。最后一条，朱部长说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建这样一个国家，名义上是实现了民族独立，但你只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或者说成为苏联的附庸，在这个意义上新民主主义是不是也变了味儿？这个就是朱部长表述的四条，最近的事情，在私人聚会的场合，发表了这么一篇宏论，这个材料在网上能够看到，不知道是什么人弄上去的。
朱厚泽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显然比我们的胡老要深入一些了。他这四条，前三条我认为讲得都很好，很精辟，最后一条我多少有点儿保留，因为虽然从整个国际国产主义运动的体系上看，1949年以后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确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但是你把它归结为就是苏联的附庸恐怕也不合适，至少不准确。其实当时的中苏关系还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在这个判断上面我有些保留。前面三条判断，我认为朱部长的分析都是到位的。
回到我们的主题，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就这样一个话题，得出类似像朱厚泽老先生这样的分析？是由于这个体制已经经过60年的发展、演变，它的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40年代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说法、主张，共产党的这样一些纲领，当时被认为非常正确、无比英明的纲领，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对时代的判断也好，对革命领导权的主张也好，对革命的未来前景也好，在这样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上面，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本身也是幼稚的。但是这一点，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60年前可不行。这么一个例子是不是能够说明猫头鹰只有到黄昏的时候才起飞的道理？共产党的体制有了这样一番演变、变异，它的矛盾充分地展开，在这个基础上来看它，包括看它的现在和看它的过去，我们的理解才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反过来说，像胡绩伟老先生的观点，在我们看来就显得有些陈旧了，不合时宜了，我们对胡老可以理解，93岁的老人还在每天关心国事，还在孜孜不倦地研究问题，非常令人钦佩，所以即便是观点上面我们不大同意，但是我对他的人格还是充满钦佩的。
毛派学者的主张为什么是错误的？
这算一个例子吧，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说“乌有之乡”有一批毛派的学者很活跃，在大众当中也很有影响，但是说老实话，我觉得他们的东西经不起分析。毛派学者有一个优点，他们不回避矛盾，他们对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问题，往往能够提出些很犀利、很深刻的见解，这方面他们比新左派强；但是，只要一谈到过去，一谈到文革，一谈到毛老人家，好像他们的智慧突然之间就变了，大脑构成似乎变了，变成一堆浆糊了。毛派里面一位学者叫张宏良的，北师大的教授，“乌有之乡”有他一篇文章，谈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要建立一种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张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高形式的民主，文革期间讲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讲普通人民大众对官员的监督等等，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民主形式。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张宏良的岁数跟我应该差不多，文革时候的事儿应该经历过的，人们现在对文革有很多反思，一般都承认文革当中的所谓民主实际上是一种毛式的恩赐民主，是在那样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毛泽东为了达到他的目的，而去动员底层民众打碎这样一个国家机器。这是一个历史事实，那么它是不是就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其实对此类问题的讨论用不着多深的知识，多高的智慧，结论是明摆着的。毛的所谓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同真正的民主，我们所说的宪政民主，相差十万八千里，更何况即便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在中国也没搞几天，“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一成立，上海人民公社那样的民主也就拉倒了，宣布完结了。至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有它产生的历史语境，也发挥过一些正面作用，老邓后来完全否定“四大”是不对的，但充其量“四大”只是一种言论形式，而不是言论自由的制度化设施。在文革中的许多场合，“四大”更多的是作为政治攻击手段来使用的，所以很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人都痛恨“四大”。总之，这些东西都需要分析，做扎实的、历史的分析，而张教授这样一种讨论问题的方式，从学理上来讲，他的毛病和漏洞非常显然。
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上，像这样的错误，或者这样一种认知上的幼稚，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这个制度已经演变了60年，你也看到这个制度存在的各方面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顽症、痼疾，怎么就不能把这个东西当做历史延续的过程对它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解剖、或者至少比较实事求是的研究呢？这个对人的智力要求并不高的。这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比刚才我所举的胡老那个例子还要典型一些。在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判断和逻辑判断上发生这种错误是不应该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毛派的学者共同存在的问题。遗憾的是，我们同毛派学者之间的探讨、沟通，不同意见之间的交流显得太少，我觉得这种交流是应该做的。咱们现在正在建一个网站，“建设网”，网站办起来以后，欢迎大家都来写文章，就这些话题进行一种平心静气的研讨。研讨的最终目的就是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认知水平。对我们过去的历史，对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现实，大家有个更理性的看法，有个更理智的判断。怎么才能更理性呢？今天我讲的东西是不是可以作为一种方式，那就是当研究对象已经发展到如此成熟的程度，我们反过来看它过去的某一个片段时，就应该能看得更清楚些。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做得更好一些，在今天、在共产党体制的性质早已大白于天下的今天，还出现关于文革的这种低级争论，显得我们这个民族有些弱智。
思想成熟：建构中国批判理论的主观条件
上半节咱们都是谈的客观条件，建构中国批判理论的客观条件，就是谈研究对象自身的成熟，下面我们谈主观条件，主观条件当然就跟在座的每位都有关系了。
所谓主观条件，简单来说我们要回答这么个问题，就是当客体，或研究对象已经成熟到这样一个程度了，它已经提供了被认识的可能了，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你作为研究主体，作为研究者本人，能否把握这个对象？又如何去把握这个对象？这是在考虑研究主体的时候要回答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中国的专制主义，或者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转型，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研究的对象，在座的各位不一定都想成为学者，你不是学者也没关系，你总是要和这个社会打交道的，你总要去理解这个社会，观察这个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话题跟大家都有关系。
从外部条件看，今天的社会背景、社会环境已经给我们做这件事情提供了可能。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环境总体来说还是开放的，特别是自己和自己比，跟30年前比，可以说我们已经开放得不得了了。以外来学术资源引进这一条为例，我去书店转悠，比如说万圣书园，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感觉是很强烈的，书看不过来，甭说别的，就说翻译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个领域的著作，几乎最主要的东西都翻译过来了，而且很快，根本读不过来。这个跟30年前、20年前我们上大学时是大不一样了，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书店里能够看到的本专业书也就是那么几种，60年代的一些灰皮书，偶尔在旧书店能够找到一点儿，那个时候可以把你需要的书读尽，找到一本新书就兴奋的不得了。我和你们提起过当年做论文的情形。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萨特，萨特晚期的《辩证理性批判》，现在你们可以看那本书的中文版，当时没有中文，法文我又不懂，只能看英文，1000多页，从头到尾看完以后写论文，后来我读博士学位时写哈贝马斯，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两大卷，也没有中文，也是看英文的，看完以后再写论文，就那么啃下来，当时能读书的范围就是可以把书读尽，你需要的有关的书可以读尽，现在是完全不可能了。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外来资源的引进，为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如果你真有那个心和志向来做这件事的话，已经创造了足够充分的信息条件。当然，更重要的是研究对象自身已经成熟到这样的程度，刚才我说了很多了，这一条非常重要，你只要有心去做，你就可以做，我说的是这个意思。虽然还有一些限制，比如说我们有些档案资料现在还有限制，公民、研究者去查阅档案现在还不能做到完全公开，这还是个问题，但毕竟正在逐渐地开放当中。所以环境的开放，外来资源的引进，研究对象本身的成熟等等，都构成了一种有利的因素，有利的条件，使得研究者有可能去做一个比较深入的、比较系统的研究。由于接触的信息不同了，资料不同了，研究者的认知结构会发生变化，视野会发生变化，只要你下功夫去读书，去勤于思考，就可以建立一个相对于前人来讲更加宏大的、更加科学的、更加合理的知识结构。只要你愿意做，你就有可能去做好。
这是第一点。当然，光有这点还不够，下面我说第二点。你真要去建立一套原创的学术，在知识的领域里有所创造，要拿出一点自己的东西来，在历史上留下一点自己的痕迹，还是要有勇气。毕竟，我们现在还不是一个充分自由的民主的社会，这是要承认的。刚才我说了很多，社会开放了，特别是自己和自己比开放了很多，各种各样有利条件也都具备了，但是有一条，就是我们的社会的确还有它禁锢的一面，“党”控制一切、垄断一切的体制，包括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仍然是一个现实，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从事一种原创学术，特别是批判学术，还是需要勇气的。大家都知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争，这些年又出现了毛左派，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毛派，我对毛派有表扬也有批评，批评刚才我说过了，不重复，表扬方面我觉得他们至少还有一点勇气，他敢于面对社会现实，他可以去批评这个社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没有回避这些问题，他批评得对不对另说，大家可以讨论，至少他敢批评。而新左是我不太满意的，新左拿出一个批判资本主义的架势来，批判国际垄断资本，但是一谈到国内的政治问题，他就绕着走了，他对国际资本可以大加讨伐，但是对于国内权贵资本的问题，对于造成权贵资本的制度性的原因问题，一般他是避开的，这是新左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新左一些很著名的学者，在80年代就崭露头角了，应该说“粉丝”也是很多的，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就有问题了，有点愧对自己的名声，也有误人子弟、误导社会之嫌。我的感觉，新左总体来说缺乏一种面对现实的勇气，不如毛左。如果说你不敢直面现存体制，不敢直面专制制度，还要故作一种学问状，这就有点儿滑稽了。表面看是旁征博引，说起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古今中外似乎无所不通，无所不晓，但是如果你根本不敢面对实际的现实问题，不敢面对最核心的问题，你的东西不是故弄玄虚，就是有伪学问之嫌。我的话说得苛刻了点，不大中听，但是的确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要想做真学问，还是需要一点精神上的勇气。有些毛左还敢批评现在的当政者，甚至对江时代也作些讨伐，跟新左还是有点儿不同，当然毛左的情况也很复杂，不管怎么讲，如果你真要从事这件事情，总应该有一点学术上的勇气，说得再深入些，就是做人还是要有一点基本的良知，这是我想强调的意思。
是不是说有勇气就够了？这是下面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我自己感觉是这样，有勇气固然重要，固然可嘉，但是有勇气不等于就能把批判理论建构这件事情做好。有勇气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那么什么情况之下才能把这样一种学问做好？这就引出了第三点，即善于把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和体验上升为某种普遍性理解。
观察者与参与者：中外学者的一个比较
我以为，中国今天的批判思想者，是双重角色集于一身：一重是观察者，从一种客观的、外在的、甚至是第三者的角色来观察这个社会，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他又是参与者，因为他所研究的对象，他自己也是溶于其中的，他不是一个简单纯粹的外在的观察者，就像外国的汉学家，或者是中国问题的观察家那样。老外对中国问题有时会发表很有意思的见解，甚至很深刻的见解，但是有一条，他基本上是作为一个观察者来发表意见，他不大可能作为参与者来感悟、介入、深入到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实际演变过程当中来，深入到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深处，这大概是一个外国观察家、一个外国学者很难做到，甚至永远也做不到的事情。即便他在中国住上两年，他也还是做不到，他基本的身份还是一个观察者。而我们自己就不一样了，我们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的演变，既是观察者，同时也是参与者，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之内，我们每天都要跟它打交道，我们每天都要体验这样一个制度带给我们的心灵上的紧张，行动上的困惑，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此我们是双重角色溶于一身，观察者和参与者两个东西我们同时在体验。
我们具有参与者的身份，不仅仅是观察者，这是个优点，因为你在参与的过程当中，这样一种体验会带来很多新的东西，有些是外部的观察者很难捕捉到的。所以我们的学问研究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去看一些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作品，往往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就是隔靴搔痒，或者不得要领。外国学者可能对中国某一个具体问题研究得非常深入，掌握的材料非常准确细腻，这种细腻程度我们自己都很难做到，这当然和他们的专业训练以及学科专业化发展有关系；但是谈一些更宏观的问题，或者谈一些和个人体验更有关的东西，他就往往会出问题，出差错，这个我们不能苛求人家。这就如同说让一个中国人去研究非洲、美国，除非你在这儿下了很大的功夫，住了十年八年，否则的话你在那里基本没有发言权。这也是我们反过来觉得有些外国人研究中国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参与者的身份和观察者的身份两个东西合而为一，这是我们的一个优点。但是这个优点处理不好也是缺点，因为你的观察毕竟是一个个人的观察，作为体验也是个体的体验，个体的体验和科学研究意义上的普遍性的理解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如果你限于自己的个人经验，个人生活经历，个人体验，把它局限在这样一个范围之内，那么这种体验反过来倒构成了一种研究上的限制，造成了一种不利。这就变成了缺点。所以我觉得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解释学的问题了。必须把这种个人体验上升为一种普遍化的理解，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就是说，你的这种体验不能仅仅停留在个人体验上，而是要通过某种形式把它转化、上升、提炼为一种普遍化的理解，这时你的个人体验才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你的观察者和体验者两者合一的优势才可以更充分地表现出来。
普遍性理解的解释学含义
黑格尔有个说法，叫做“熟知非真知”，用在这个地方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你自以为熟悉的东西，并不一定真的理解它。那么什么叫做普遍性的理解？如何去上升为普遍性的理解？这个问题又回到我们前几讲讲过的关于现代专制主义研究方法论的一些使用。在批判理论建构当中有很多的方法，比如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先把具体抽象为一般，然后再把一般反过来落实为具体，这里已经涉及到理解的普遍性问题。还有就是如何把一个孤立的、个体的东西看作是一个过程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把它看成是某种结果。从过程当中去把握对象，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这些都是需要去琢磨的，它们都和理解的普遍性有关。我再给大家念一段黑格尔的东西，我觉得讲的很不错。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面讲：科学既要描述形成运动的发展经过及其必然性，又要描述那种已经沉淀为精神的环节和财产的东西所呈现的形态。这是科学的任务，要描述这样一个东西。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黑格尔讲要有耐心，一方面，这是说必须忍耐这条道路的辽远，因为每个环节都是必要的。科学研究是一条漫长的路，追求真理是一条漫长的路，光有勇气是不够的，还要有一套科学的方法，所以这是一条漫长的、辽远的路，其中每个环节都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就是说，必须在每个环节里面都做“逗留”，都要停一下，因为每个环节自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形态。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他的早期作品，他已经把这个意思强调得很清楚。后来，在他的《小逻辑》、《大逻辑》里，这些东西表述得更多了，个体的规定性既被理解为整体的、完整的链条当中的一个部分，同时又被理解为具体、特殊，是完整性借以表达的一种形式。只有在全部的东西都成熟在握的时候，才可以说你对这个对象有了真知，而不再仅仅是熟知。
关于普遍性理解，大家还可以参考现代解释学。我的书里曾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第一卷“导论”第10节，那里谈到：
普遍性理解的根本标志是认识者把自己的思维前见也纳入批判活动的反思视野，在本体论、而非认识论意义上完成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历史性统一。加达默尔的解释学就是从这个地方才真正开始的。他援引海德格尔对“此在”的时间性分析，强调“解释开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解释的意义运动。”加达默尔还指出，“理解完全地得到其真正可能性，只有当理解所设定的前见解不是任意的”时候，才真正具备了现实性。
我以为，这种产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解释学洞见已经比20世纪初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之“意义”说前进了一大步。它在理解的本体论意义上回答了人文科学的客观性问题，把这种客观性归结为在时间之流中不断实现主客体之间、认识与实践之间、前见的形成与扬弃之间新的综合与统一的永恒的理解运动，从而扬弃了传统意义上人文科学主客体的对立。就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而言，我们已经看到，对象自身总体化发展的成熟和研讨、检视对象的手段的充分化，使研究者具备了形成有根据的、有效的理解活动之“前见解”或“前见”的可能；而各种类型的专制主义“本文”在拥有制度现代化整体思维作为前提与研究视域的理解中，将会获得更加清楚、更加透彻的释读。这就是说，虽然我们内在于我们由以成长、并迄今仍置身其中的专制主义社会，这对我们的认识来说似乎构成一种限制，但当批判思维成功地确立起某种标准，某种框架，该框架体现、而不是背离了理解所应具的普遍性品格时，“限制”就将转化为对“限制”的超越之反向条件，它可以使我们反过来更深入地、也更科学地理解专制主义。
关于个体作为批判研究的主体，要想承担这个任务，胜任这个工作，应该具备的主观条件，就谈这么多吧。
本讲小结
今天说了很多，从建构中国批判理论的客观条件谈到主观条件。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谈，这里再做个补充。我们谈主观条件基本上还是从研究者个体的角度来谈，如果从整体来讲，如果说，中国今天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应该有一批人，中国的思想者，中国的学者愿意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做些努力，建构一个中国的批判的学术，建构一个面对本土问题的原创性的学术，在这个方面，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又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我现在想说说这个问题。
前不久在德国法兰克福刚刚开了一个会，主题是“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影响”，这个会我参加了，也有些感想和感受，这些感受就和上述话题有关。我觉得，作为集体，中国当代学者去做这样一个事情，我们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缺乏批判学术的学术积累。我首先指的是我们本土的学术积累。刚才说了，时代已经成熟，研究对象已经成熟，作为一个政治现象，一种政治构造，中国共产党建构的这样一个制度，它的内在矛盾已经表露得很充分了；方向也很明确，我们要逐渐地解构这个制度，建立一个宪政民主制度，这都很清楚。我们要对过去的100年历史做出某种总结，甚至是清算，这件事情也很清楚，应该做。换句话说就是，猫头鹰确实应该起飞了，黄昏已经来到。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作为“猫头鹰”，我们的“翅膀”好像还不太硬，“眼睛”也还不太敏锐，就是说，我们的自身积累方面还有问题。这涉及到对过去整个中国学术传统的一种反思。大家知道，在1911年以前，前现代中国，那个时候中国的学术积累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积累。中国开始有现代社会科学，是最近100年的事情，中国的现代学术积累是在外力的冲击之下，是在外来学术的影响之下，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发生的，而且这当中又经历了很多曲折。民国时代曾经有一批很出色、很优秀的学者，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对本土文化的反思，也包括对西学的引进和消化，做了很多事情，可惜的是这个事情1949年以后被中断了，一直到80年代才重新提起。做一个大的概括的话，中国现代学术100年基本上还是一个对西方现代学术的引进、消化、借鉴的过程，一个“邯郸学步”的过程；真正去创造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的学术，我们不能说前人没有做过这个事情，但是总体来说做得很不够。新儒家学派有些人是在做这个事情，他们也有成就，但是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批判理论这个意义上来做，好像还很少。如果我们今天想去做这件事情，我们想去建构一个直面本土的批判哲学，以政治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作为基本支撑的这样一套批判学术，我们会发现以前似乎很少有人留下此类脚印。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努力有点儿从零起步的味道。也可能我自己孤陋寡闻，但我确实还没有看到、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在这方面做过比较系统的努力，或者尝试。
事实上，中国今天的批判理论建构者，做一个比较的话，和当年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思想家所面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我这次在法兰克福开了几天会，也参观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跟他们现在仍然活跃在舞台上的一些思想家做了交流，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会发现它的第一代思想家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一片空白的园地上开始工作的，实际上，他们当时已经有一个很深厚的学术上的传统来支撑他们。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最著名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等，这些人大部分是德国人，法兰克福学派本身就产生在德国，德国是一个盛产思想家的国度，盛产思想家、大文豪、音乐家，当然也出产了希特勒。总之，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民族，它的思想家从莱布尼茨算起，哲学大师就层出不穷，从康德到黑格尔到谢林，包括叔本华、尼采，这些哲学大师构成了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思考的丰厚的土壤。还不仅如此，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思想家活跃在上个世纪20年代、30年代，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创立于1923年，1930年霍克海默出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当时欧洲的思想界不仅仅是德国，其他国家也有很活跃的人物，法国有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柏格森，奥地利出现了弗洛伊德，就是那位精神分析理论大师，这些都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思想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你们要是看一看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的历史，去追寻一下当年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者的足迹，他们在思考当时所面对问题的时候能够运用的理论资源，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确太幸运了，大量的东西可以供他们选择，就是这个样子。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关注的是经济问题，是工人运动，后来逐渐转向文化问题，转向所谓上层建筑问题，在转向当中，他们发现心理学是一个重要环节，必须要填补上，这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成为他们关注的要点。总之，在他们的早期活动历史当中，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理论资源可以供他们选择，而且很多资源就是他们本土的资源。当然，我还没说最大的资源，就是马克思本人的东西，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的左翼思潮，就是新马克思主义，New Marxism，他们是有这个资源的，而且他们自己就是这个传统的传人。
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面向本土的批判学术，在这样一个对比的意义上，我们就不幸得多了。我们缺乏这种批判的、而非歌颂的传统。60年以来，党国发展出无与伦比的歌颂传统，唯独缺少批判的传统，批判就不行，批判就被关在监狱里面去了。甚至我们过去的前现代文化中，大概也是歌颂的传统比较多，批判的传统不能说没有，还是有的，但是好像比较微弱。我不否认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那些真正留下来的不朽名篇，里面不乏高扬主体人格的东西，但它在我们中国古代的社会建构、精神建构里面没有能够成为一个支配性的东西。这是我自己的一种判断，也可能有不同意见。简言之，在我们自己的传统当中，鲜有一种科学的、系统意义上建构的批判学术，我们缺乏这种传统。这增加了我们的困难。
从集体的角度看批判学术的建设，还有一个重要议题，那就是科学总是要在争论中、在辩论中发展。一个人独处，也可以搞出伟大的学问，像康德，那是天才。其实康德也吸取了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很多精华，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独处”只是形式上的。法兰克福学派则是典型的学者群体，也充分发挥了作为群体的优势。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虽然也署作者的名字，但很多文章是集体反复讨论、争辩的结果。法兰克福学派出了许多学术大家，而且代代相传，不是偶然的。学术大家、中家、小家之间可以相互影响，学术就是在这种相互碰撞中进步的嘛！
和德国人相比，我们这方面的劣势也很明显。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学术群体。这些年，国内涌现出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但很分散，各搞各的。更何况大部分还要考虑尽量保留国内的“话语权”，也就是在国内媒体上公开发言的机会，没有下定决心用更彻底的、更直言了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学术和政治主张。这种情况下，大家互动、交流是有困难的，无法在一个语境内、一个水平上交流。这是个实际情况。
但是，我不认为这种状况会这么持续下去。中国缺乏批判学术的传统，也缺乏建构这种东西的氛围，都不假；但困难也是一种机会，也提供了一种历史机遇。能不能在这样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开出一片园地，做出一点事情，这的确有赖于今天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有出息。咱们读书班提供了这么一个场合，大家来交流这些话题，非常好。刚才我提到了，我们要创办一个网站，叫“建设网”，建设网的任务首先要服务于中国的宪政转型，服务于我们国家转型期的建设，这一块更多的还是针对社会的现实需要，从操作层面来推进这个事情；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在原创学术的建构上做出努力，建设网也会设计出专门的栏目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创造相应的氛围。此外，还有个想法告诉大家，就是想在条件成熟时成立某种工作机构，叫工作室也好，研究室也好，通过这个机构，培养一批人才，让原创学术建设方面的努力“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希望能够有一批年轻人参与进来，怀抱一种志向，为建构我们自己的原创学术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这是一种设想，能不能做到不敢说。希望能做到。
（讲座时间：2008年11月15日；根据录音整理、修订）
──《观察》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