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着“维稳”的旗号，大陆各地的国保和公安们都成了践踏《宪法》和伤害公民的无耻元凶。没有任何理由，不出示任何相关的法律依据，强行带人软禁、被迫失踪、被迫旅游都成了国保们掌握在手中的任意棒。维稳对象也在无休止的膨胀，民主异议人士、访民、法轮功成员、大批忧国忧民人士、甚至是许多曾经参加革命的爱国的老干部、老党员，都被视为“不稳定因素”与“危险分子”而遭到了无理的监控和打压。
非法判决刘贤斌，逮捕冉云飞、陈卫、丁矛、李双德，劳教华春辉、魏强，拘禁艺术家艾未未、黄香、追魂、成力、郭盖，举国上下恐怖弥漫。4、5个便衣近距离的监视和跟踪还不过瘾，而大批的便衣随时都会一窝蜂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实施绑架，匪耶？流氓耶？让路人是难以分辨，光天化日之下随时都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茉莉花革命”、贵州人权研讨会的周五聚会、“两会”，都成了国保公安为维稳而打压我们的日子。从新年以来的首次聚会（2月18日周五）至今，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不管是被强行带去软禁，还是回到家里，都被这些为“维稳”而献身的“四不象”小混混监控或跟踪着。甚至是在浴室里洗澡时，由于跟踪的人都是男的，可又想象着我有可能不在浴室而赶紧请示领导调女的来冲进浴室探视。我们夫妇与同事在贵阳市黔灵山公园晨练时，后面是5、6个人跟着，同事说“我怎么老感觉是被一群流氓跟着，也不知道你们市西派出所是在哪里找来这些鬼眉日眼的人？让人行走时感到十分的不自在。”
被非法软禁1个月（2月19日至3月18日），带走时母亲身体欠佳，软禁的日子牵挂年迈老母的心纠结着。3月5日的半夜时分，心窝的剧痛使我窒息得仿佛将要死亡，惊慌中向丈夫求救，丈夫慌忙叫醒了看守我们的市西派出所的何所长，他连夜开车把我送到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医治，急诊查血、照心电图、心律40，输液、输氧医生是忙活着，我却昏昏沉沉的任其医生摆布。天亮时随行的丈夫同何所长返回软禁我们的度假村，另外随行监控我的1男1女留下陪着我，派出所又来了几个人陪着。输液后窒息感没有了，疼痛感却似乎没有减轻的感觉。问医生我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医生却要我转外科确诊，当我听说一切又要重新检查时，我拒绝了医治，自己签字后离开了医院。请派出所的警员小牟帮我买了一些药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度假村。
第二天（3月6日）晚上7点，陈西要到教会去做祷告，我对国保说，希望与陈西一道去顺便看我的母亲。国保代某不同意，并说如果我在车上，他拒绝开车，无奈之下随同陈西强行离开度假村，监控我们的人也和我们一道打车回到了贵阳，为此使得国保和市西路派出所是出动了很多的警力来找我们。
当我的老母亲知道我是被非法软禁1个月后，她就问我是为什么要遭受如此的境况？我用一种最浅显易懂的道理给她谈了人权的问题，谈了贵州人权研讨会，并告诉她说，中国政府是在2004年就把人权问题写进了《宪法》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我母亲听后她说：“那你们没有错嘛，一定又是下面的坏人要整你们，因为那几天我看电视，都听到温家宝总理大谈要政治改革呢！”由此她那刚烈般的母爱怦然而出，80多岁的老人居然说出她要保护我，不管我是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她都要伴着我。为此，我后来再次失去自由时，是带着母亲一道被软禁的。
多年来，贵州人权研讨会一直在宣传和倡导的是人权的普世价值。帮助弱势群体，为他们维权讨公道。为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我们大家背负着的是强烈的使命感！让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幸福而有尊严，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的愿望，也是我们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每一个人的愿望！
现今国保警察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在制造更大的社会矛盾。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由，实行的维稳行动却是公然践踏公民的基本人权，不断损害公民的各项正当权益，如此的维稳彰显的却是政权的末日迹象。纳粹德国盖世太保和前苏联克格勃最终的下场，国保及公安们应该引以为戒。继续这样无以复加地践踏《宪法》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最终失去的是民心、是政府的公信力！
2011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