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七、两种不同的社会观念
现代工商业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的异质性不仅表现在基本生产方式上，也相应地表现于人们的社会思想方式和社会行为方式以及经济、政治、法律制度方面。所有这一切，可以概括为两类绝然不同的社会哲学——义务本位观念与权利本位观念。
适应农业文明需要而产生的各种文化其基本观念大都具有很大的历史和地域局限性，与此同时它们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阶段，其文化中又有着许多超农业文明的内容，这些内容作为风俗、习惯、民族或国家特征当然不会随着农业社会的结束而消逝，至少在目前看得到的将来它们还会存在下去。但就在农业文明范围内而言，这些文化大都以自我为中心，力图强行同化周边民族乃至其他文化，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更常常采用各种残酷的强迫方式。因此从一产生开始它们之间就矛盾重重，冲突不断，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之间从信仰到观念，从行为到生活方式都互相对立，因此很难找到对话基础，更不可能产生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这些情况，当然使世界各大文化群落不可能在农业文明基础上汇集为统一的世界文化，甚至不可能形成世界性的文化主流，当然，交通、通讯和整个生产力的落后更是使这种统一成为不可能的主要原因。
不过，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不同甚至对立，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受共同的历史条件制约，从更高的层次看又有着许多本质上的共同点，这种共同点概括地说就是义务本位观念。包括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文化、儒教文化和其他文化在内的农业文明都有如下一些特征：一、义务本位，无论是假君权神授之名，还是直接以上帝或真主的名义进行统治，所有这些文化都规定下层人民有义务服从统治者，有义务遵守各种社会规范，不管这些规范是多么荒唐、苛刻，多么不人道，他们也没有权利提出异议，更不要说进行抵制和反对。二、等级森严，这种观念下的社会呈严格的金字塔结构，极少数人盘踞在社会顶端，他们通过对国家机器的控制统治整个社会，占人口大部分的劳动人民则在基层承受着整个社会的重压，同时，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等级森严，有的甚至完全不可逾越，因此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身份，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的身份为人处世。三、暴力至上，这种社会的权力只能依靠暴力夺取，也只能依靠暴力来维持，虽然正常情况下最高权力乃至许多上层人物的特权可以进行传承，但这些权力追根溯源通常总是依靠暴力攫取并且必然是靠暴力来维持的。四、严刑峻法，在正常情况下，这种社会虽然也靠律法来维持，但这些律法不仅严厉苛刻，而且通常伴有残酷的摧残人身的肉体折磨手段乃至截除人体器官的反人道酷刑。五、权威崇拜，为了统治需要，这种社会用宗教的和世俗的方式鼓吹各种权威崇拜，让世人敬畏神灵、敬畏祖宗、敬畏君主和官衙，感到自己卑微渺小，从而在精神上丧失反抗能力，屈从于当局的淫威。六、思想禁锢，这种社会还直接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像异端审判，焚书坑儒，腹诽罪，文字狱等等都是例子。七、禁欲主义，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要维持上层社会的奢侈生活，只能以让下层人民节衣缩食为代价，这样，在上层社会过着酒池肉林的奢侈生活的同时，却强迫下层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
在今天看来，这些观念、制度、作法都未免有失公正，然而，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当初它们的出现却是巨大的历史进步，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象征。因此，对人类社会发展来说，这种义务本位观念的出现和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它们作为阶梯，更高级的文明形式也就无法产生。因此，不加分析地一概否认它们的历史合理性是愚蠢的。
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义务本位观念和它的上述内容渐渐落后于时代了，人们开始对它们进行重新审度并提出了各种崭新的看法。而义务本位观念也开始表现出对社会进步的各种阻碍作用，就像迎风面积对汽车的阻力一样，前进的速度越快，其阻碍作用就越大，因此，当人类社会因工商业文明的出现而成几何级数地加速度发展时，义务本位观念的存在就成了许多国家无法完成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的根本原因。
那么，工商业文明所需要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观念、制度、作法呢？本文的姊妹篇《论权利本位观念的社会哲学》已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此我们仅作一点概括性的介绍。
所谓社会哲学，是指满足指导制定社会规范的各种需要并由官方认可、为社会绝大多数人接受、从而对整个社会生活起着统摄作用的基本观念体系。
工商业文明时代的社会哲学是权利本位观念，该观念有这样一些基本原则：
第一条是权利平等原则，即一切自然人，不管其任何区别，均平等地享有作为人的各项权利；第二条是主权在民原则，即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人权利是一切社会权力的源泉；第三条是由下至上组织社会的原则，为了确保“主权在民”，每一级社会权力均应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各级权力产生的顺序从本质上说应是从下至上逐级形成的；第四条是政府责任原则，既然政府权力来自民众，它就有责任反过来保障民众的一切权利，为民众谋取福利；第五条是个人权利与全民权利等值原则，因此，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就是对全民权利和整个权利体系的侵犯；第六条是基本权利优先原则，权利是多层次的集合，两个以上的人发生权利冲突时，同等条件下基本权利优先；第七条是国际监督原则，即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以及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以及任何个人均有权对世界上一切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监督，各国政府有义务接受监督并作出改正；第八条是权力越大义务越多原则，既然一切社会权力来自民众权利，并以为民众服务为自己任，那么，掌权者权力越大越必须遵守更多的社会规则，接受更多的社会监督，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
权利本位观念下的工商业文明的社会形态以交互作用彼此依存的市场经济和契约社会为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们的上层建筑必须是民主政治和法治法律，并最终建立一整套责任伦理。民主政治和法治法律也是交互作用二位一体的，它们不像市场经济契约社会那样可以自发长成，而是大部分社会成员主动选择并特意建构的结果，不进行这种选择和建构，工商业文明就不可能最终建立。责任伦理建立在“合理的利已主义”之上，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成了经济人，都必须靠谋利而生存，但这种谋利活动必须以不侵害他人和社会，尤其是不违反保护一切人与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为度，在此基础上培养人们的自信、自立、自律品质，并在经济活动领域之外超越自我，升华为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崇高的人。
从社会控制上讲，义务本位观念是政治至上或说政本位制，权利本位观念下则是法律至上或说法本位制。因为只有法律主上、法本位制才能保证一切人权利平等，才能保证社会程序社会规则不被当权者破坏，更不至于蜕变成当权者维护个人或集团私利的工具，而只能以为社会服务的成绩来维持或扩大其权力。法律至上还使社会规则作为一切人必须遵守的共同准则而导向社会规则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体化，从而促使整个人类世界进入高度整合时代，进入东西方几千年来社会贤达梦寐以求的“大同社会”。
当然，这种“大同社会”不是财产共有，和理想社会毫不相干，社会仍将充满各种类型的竞争，但都是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是规则之上的竞争。这样，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不仅仍然保留，而且得到了最大的强化，从而使世界能够飞速地发展进步。与此同时，对弱者生存权、温饱权的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也使贫困线以下的人能够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生活，并通过社会高速发展积累起来的财富不断为他们做进一步的改善，从而使整个世界上的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
下面，我们就从“三个阶段”“两种观念”的角度，来考察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的问题。
八、满清王朝：盖棺难以论定
从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可知，中国大陆官方对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极为称道，与此同时，他们也习惯于将满清王朝骂个狗血淋头，似乎有清一代都一直在丧权辱国，始终是腐败无能，必须对中国近代的惨痛历史负完全或说主要责任。
辜且不说这种看法隐藏着多少大汉族主义的偏见，从历史事实上客观地审度一下，我们也不难发现它是多么不公正的。
单说满清王朝给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文化增添了多少活力，恐怕远不足以表达满清王朝的历史功绩，实际上，正是它的统治将中国的农业文明推向了世界农业文明发展的顶峰。不幸的只是这一辉煌成就恰像黎明时的满月一样，无论它多么明媚可爱，面对更加灿烂百倍的西方工商业文明朝阳的冉冉升起，也只能黯然失色地消逝在地平线上。
这里，我们要强调，人类历史不是只有必然性和单因素因果性的简单事物，而是始终在多种可能性空间中选择出一种现实空间，这样，现实空间过去、现在和未来始终是由多种因素和无穷的变量决定的，正因此，历史在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同时，具体事变和具体前景永远是不可测的。这样，当我们探索中国近代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为何步履维限时，不妨对其他的可能性空间进行一点推演，当我们根据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探讨中国如何建设完整的工商业文明时，则不能不尽可能地寻求其所需的前提、条件、阶段、策略。当然，对过去的可能性推演必须适度，只能进行一次性假设，因为对可能性空间的假设如果有百分之一的现实性，那么两次假设就只有万分之一，因而只能忽略不计了。
就清王朝的历史来说，第一个值得讨论的可能性空间无疑是李自成的大顺王朝成功建立。若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个强大的满清王朝只能在长城之外崛起，通过蒙古向新疆和西亚一带发展，但因鞭长莫及，使西藏臣服的可能性极小。这样，西藏归附“大顺王朝”的可能性固然很大，借“大顺”和“满清”二强对峙之机自立自强也并非全无可能。必须指出，当欧风东渐之时，无论是二强对峙还是三强鼎立，对它们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均有好处，一者，在没有异族和少数民族统治的情况下，传统权威将会更巩固也更灵活，二来，世界历史已反复证明，竞争能使进步加速，垄断只能导致停滞衰退，因此二强对峙或三强鼎立或许使它们早已成为强大的现代国家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当代的中华民族也将至少缺少半壁江山。
从上述假设反过来看，历史上入关后的满清王朝，一大功绩便是促进了现代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在入关前后，满清不仅使蒙古、西藏、新疆以及朝鲜、越南先后拱手臣服，而且通过对藏族宗教势力和蒙古王公势力的笼络，大大加强了边陲地带少数民族与内地的联系。蒙藏上层势力因满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仅获得了很好的心理平衡，而且在中央政权中的地位空间提高，也大大增强了它们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满清因系少数民族统治，也极须蒙藏两族施以援手才易于维持其政权。这种情况对当时的汉族也许是个奇耻大辱，对中华民族的凝聚、融合、团结却是极大的幸事。正是从这里（乾隆时代）开始，中国人的夷夏观也从区分汉人与少数民族转变为区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标准。
也许有人希望作二级假设，“顺朝”消灭“清朝”，建立汉人的大一统天下，甚至要做第三级假设，“顺朝”像日本一样在欧风东渐之初即顺利转型并迅速成为世界强国。。不要说前面已指出假设一多现实性就会消失，单看中国近几百年来的历史就会明白，活力衰弱与国运不昌也使汉族不可能有那么好的命运
清王朝入关后的第二大功绩，是使中国传统文化再创辉煌。也许很多人对满清王朝攀上了世界农业文明顶峰，只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崛起面前才黯然失色这一观点难表赞同，但至少不能不承认以汉族为主体的古代中国在宋代以后活力下降，国势也相应衰弱，从而导致元、清两朝少数民族统治，并因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杂交复壮”效应，尤其是清朝贡献良多的事实。满清入关以后，为了获取中华文化的道统传承者地位，在大力收买笼络前明文化遗老的同时，其上层阶级也尽力地吸收消化传统文化。夺取精神统治权造成的更大驱动力，使“清代学术获得了空间巨大的成就。尤其是乾嘉汉学，可以说是国学史上最后也是最高一座学术巅峰。”（《新华文摘》94。5P73《中国：社会变革与儒学的演变》黄宣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时代，其最重要的象征当为《四库全书》的整理编篡，此外，《康熙字典》的问世也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些文化壮举，在人类的农业文明阶段，应当说都是空间绝后的。
第三，清王朝的建立，在农业文明范围内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不仅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农业基本建设，大力整治内河修筑堤坝，沿海海堤海塘的修复新建也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朝代，甚至整个台湾的农业开发和政权建设也都是在清朝完成的。1683年郑成功之孙郑克爽降清时，全台湾人口不过二三十万，开发地区限于台南周围百余里范围内，到19世纪末人口已达到三百二十余万，行政划分也由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省而独立建省。有三府，一直隶州，十一县，因而“在清政府统治下，经济发展特别迅速”（《近代史研究》1984第一期P5，《从历史看台湾与祖国大陆的骨肉联系》丁名楠），连向不为汉人政权重视的边境岛屿也得到了如此惊人的开发，内地本身当然要可想而知了。正因此，在乾隆时代，从整体上说，中国的国力已经举世无双。据世界银行的一份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已下降到百分之二左右了！），远远高于刚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和西欧地区。
第四，农业文明时代，国力的两大组成部分是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人口则是最主要的物力资源。满清王朝中国国力的极大提高也表现在人口的巨大增长和绝对数量世界第一上。中国自古以来就人口众多，公元元年前后已达六千万人，但由于周期性的社会动后，人口始终在一千万到五六千万之间徘徊。“公元十世纪，亦即宋代以前，中国人口始终未突破1亿，12到13世纪初叶，开始达到或略超过1亿。17世纪初叶，亦即明代盛年，大约为1.6亿。清代以来……增长却是空前的，1650年，大约仅有0.9亿，1740年上升至2亿，1820年达到4亿。“（《新华文摘》94五《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再认识》姜涛）应当说明，二十世纪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猛增的原因是现代医学的基本成就极大地降低了死亡率，而落后的思想观念又使它们未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因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形成生育方面的自律机制所致。中国清代人口的增长则完全是农业文明范围内的事情，在没有现代医学降低死亡率，提高平均寿命的条件下，只有长期的休养生息政策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才能使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从而养活如此巨量的人口。反过来说，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绝对数量的巨大也充分表明，以人口为国力之本的农业文明在满清王朝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
但是，不幸的满清王朝注定要吃力不讨好——它为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华帝国作再大贡献也难逃骂名，何况当西方列强对它群起而攻之的时候它长时间应对无方导致割地赔款国势日蹙呢？
欧洲工业革命开始之时，不要说中国绝对无法对之有何认识，就是西方圣贤又何敢望将以此征服世界？
故乾隆末年英国派人来华要求通商和互派大使，皇帝以上邦大国自居，根本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坚称“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应是可以理解的。
应当指出，这种情况，就当时而言，无论是满人还是汉人统治都不会有多少不同，因为几千年的“中央之国”地位迄今为此未受到任何真正的冲击，任何人只要在金銮宝殿上一坐就“登泰山而小天下”，仅仅是几桩小小的西洋玩物岂能撼动中华帝国唯我独尊的无上威严？总之，欧洲工业革命推向世界的商业文明真正威胁到这个农业帝国的生死存亡之前，谁也没法改变中国国力持续相对下降的可悲局面，为此指责满清王朝腐败无能对认识历史和开创未来均有害无益。
九、农业文明能“消化”工商业文明吗
前清在农业文明范围内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古老的传统文化一道，成了中国步入近代时不堪重负的历史包狱。
据说，莱布尼茨任柏林科学院院长之后为了发展科学事业，曾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八个国家的君主，波兰国王、奥国皇帝、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和满清的康熙皇帝写信建议在各国创设科学院，如果他的建议被清朝采纳，中国的科技在近代历史上将是何等辉煌！然而，对于没有任何理性科学传统的中国，尤其是没有任何近代思想观念的康熙来说，莱布尼茨的建议不啻对牛弹琴。禁锢新潮对维持古老而庞大的农业帝国是头等大事，否则，在儒学和传统文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就不会发生那么多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了。彼时，中国和西方都处于学术繁荣时期，但两者的意义却大不相同，可以说，正是这时的学术方向，决定了后来二者完全相反的命运。
通过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而取得了精神统治权的满清王朝，踌躇满志地用闭关锁国政策来维持政权，与此同时，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突破了宗教神学压制的欧洲，各国君主们则大力鼓励国民突破古代世界地中海的限制，向全球一切地方进军，以寻找殖民地和贸易市场。这样，在古代差不多是互不闻问的两个世界——以地中海为中心的西方文化和以儒教为代表的东亚文化，终于被欧洲人开辟市场以谋取利益的欲望驱使着而猛烈地碰撞在一起了。
前已述及，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巨大的同化作用。众所周知，高等文化的民族即使被低等文化的民族征服，往往也能反过来从文化上同化对方（如元灭宋、清灭明的结果），如果高等文化民族征服了低等文化的民族，通常低等文化民族当然只能接受被同化的命运，如非洲大部分国家虽已独立，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乃至官方语言都是英国化或法国化的。同等文化之间则常常是即使遭武力侵占，也很难从文化上征服，应当说，中国、日本、印度之类的国家之于欧洲，大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这对它们来说还仅仅只是事情的一面。
前面讲过，文化不等于文明，文化发展水平相近，不等于文明程度发展相同。东西方文化发生碰撞的特点，更是西方文化挟工商业文明之威对停留在农业文明水平上的东方文化进行攻击，因此，尽管根深蒂固的东方文化均对此进行了顽强的抵制，其结果却因各国对策的不同而大相径庭。
众所周知，印度给英国当了几百年殖民地，目前，它具有强烈的两重特征，一是从表面上看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很大同化，如上流社会以说英语，过西式生活为荣，从形式上讲连政治上也很民主了，但就社会结构和社会习俗而言，仍顽强地保留着许多传统文化的弱点，如种性制度至今未能完全根除，妇女仍然是嫁妆的奴隶等等，仿佛把一大块牛肉放在锅里煮，外面烂了，里面还是生的。可见这种强行同化是同而不化，并没有使印度提高到英国的发展水平，从整体上讲在今后的很长时间里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采取了另一种对策的日本，在今天却取得了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就，不仅从工商业文明方面取得了令原发地欧洲各国黯然失色的辉煌业绩，而且很好地保存了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并正借助于工商业文明成就使自己的传统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究其原因，不仅在于日本善于学习，更重要是不惮遭基督教文化部分地同化而主动地认同了工商业文明。
被动地全盘西化反而把事情搞夹生了，主动地认同却可以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工商业文明交相辉映，这就是印度的教训和日本的经验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上述对比还告诉我们，虽然历史地看西方文化和工商业文明曾互为表里，但归根结底重要的还是工业文明，故且不可像印度那样买椟还珠，而应像日本那样“买珠卖椟”。
至于我们面临的问题，则绝不像某些懦夫喋喋不休地那样西方文化挟工商业文明要把东方文化怎么样，而在于东方各国自己面对西方文化和工商业文明咄咄逼人的来势采取何种应对措施。失去自我而求“全盘西化”搞不好弄个“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以我为主而应对有方，则不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此而言，一国在近代的成就高低以及在未来的前景明暗，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历史和传统，而在于该国上下尤其是政府当局和社会精英的领导筹划。
中国的情况即不同于印度也不同于日本，我们没有经历作为殖民地被强行同化的历史，但也既没有保存好自己的传统文化，更没有在工商业文明方面取得什么值得炫耀的成就。回顾近一两百年的历史，不能不令人感慨万端，审度今天的社会现状，更让我们心情沉重忧虑不堪。
西方文化如何入侵中国的历史官方喉舌一直在聒噪不休，学术界也有大量细致的分析研究，国人恐无不耳熟能详，勿须笔者在此赘述。这里只提出一些要点进行讨论。
道光时代，满清统治集团仍像乾隆一样高高在上目中无人，傲慢无礼地拒西人于国门之外，讵料时移事易，中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因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崛起而一落千丈，鸦片的输入更使白银大量流失而瘾君子大量产生，从军事手段上说，则更落后于西方一个历史时代。在中国当局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除了被动挨打任人宰割之外完全无计可施，随之而不得不被迫敞开国门与外洋通商，并再三割地赔款，允许外人来华开矿建厂修铁路设租界。
这种局面形成之后，满清王朝仍然只是“以夷制夷”而不考虑社会变革，也就是说，他们只能看到中西之间的文化差异和水平上的距离，丝毫未能觉悟中国与西方文明发展阶段的不同，至于皇室所担心的，更只是上邦大国地位丧失殆尽，自己的政权本身也开始受到严重威胁。
少数较有眼光的官员虽然看出了总局面的严重性并找到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入门办法，却不仅未能得到最高当局的重用，而且屡遭排斥打击。如“国师”陈宝琛在奏折中指出：“古者夷狄之祸，或受患在偏鄙，或连兵仅数载，从未有合海外数十国蠢聚蜂起，扼喉隘开据腹心，钜创深如今日者”，因此“仅以前古驭夷之道治之，恐未尽也。”（转引自《新华文摘》P5，五P71《论陈宝琛与“前清流”》沈渭浣），这种眼界总算是突破传统认识的一个良好开端。另外像郭嵩焘出使英国时根据自己的实地观察发现“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并举出事实，说明欧洲的文明程度“实远胜于中国”，并写出《使西纪程》经总理衙门刻印出来，想让满朝重臣睁开眼睛看着外界。然而，他们的这些思想和行为不仅遭到围攻讨伐，而且政府也亲自出面下诏干预。不仅如此，当西方强行在中国北京建立使馆区时，像大学士徐桐之流还是采取驼鸟政策，眼不见为净，每当走过“银行商店栉比鳞次，电灯灿烂，道路开夷”的使馆区时竟“望洋兴叹，与鬼为邻”并绕道而行，由此可见，中国统治者顽固僵化到何种地步。
1860年代，也就是《中英条约》签订了之后，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强行闯入实施文明同化的攻势面前，才产生了作为转折开端的“洋务运动”。“中本西末”，“中体西用”“以夷制夷”观点的问世，实质上是不得不对西方文化作出反应的表现，它仅仅表明农业文明范围内的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入侵的抵抗策略，却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更高发展阶段的文明，不过，它也终究表明，我们的“中央之国”已经开始醒悟，自己绝不是世界的中心，甚至和对手相比还处于弱势地位的事实。
显然，“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从指导思想上说，它丝毫没有超出农业文明的范围，从目的上看，它也是为了维护农业文明的一整套观念和制度，就这方面看，它的意义不宜高估；但是，人类历史的飞跃从来都以过渡为特点，“洋务运动”在引进西方工业和技术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而伴随着引进工业和技术涌进国门的思想观念导致的历史转折，却成了中国认同工商业文明的真正开端，所以从客观上讲，正是“洋务运动”起到了在传统观念许可的范围内打破传统的突破性作用，由此看来，“洋务运动”的意义又决不可以低估。
西方文化如何入侵中国的历史官方喉舌一直在聒噪不休，学术界也有大量细致的分析研究，国人恐无不耳熟能详，勿须笔者在此赘述。这里只提出一些要点进行讨论。
道光时代，满清统治集团仍像乾隆一样高高在上目中无人，傲慢无礼地拒西人于国门之外，讵料时移事易，中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因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崛起而一落千丈，鸦片的输入更使白银大量流失而瘾君子大量产生，从军事手段上说，则更落后于西方一个历史时代。在中国当局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除了被动挨打任人宰割之外完全无计可施，随之而不得不被迫敞开国门与外洋通商，并再三割地赔款，允许外人来华开矿建厂修铁路设租界。
这种局面形成之后，满清王朝仍然只是“以夷制夷”而不考虑社会变革，也就是说，他们只能看到中西之间的文化差异和水平上的距离，丝毫未能觉悟中国与西方文明发展阶段的不同，至于皇室所担心的，更只是上邦大国地位丧失殆尽，自己的政权本身也开始受到严重威胁。
少数较有眼光的官员虽然看出了总局面的严重性并找到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入门办法，却不仅未能得到最高当局的重用，而且屡遭排斥打击。如“国师”陈宝琛在奏折中指出：“古者夷狄之祸，或受患在偏鄙，或连兵仅数载，从未有合海外数十国蠢聚蜂起，扼喉隘开据腹心，钜创深如今日者”，因此“仅以前古驭夷之道治之，恐未尽也。”（转引自《新华文摘》P5，五P71《论陈宝琛与“前清流”》沈渭浣），这种眼界总算是突破传统认识的一个良好开端。另外像郭嵩焘出使英国时根据自己的实地观察发现“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并举出事实，说明欧洲的文明程度“实远胜于中国”，并写出《使西纪程》经总理衙门刻印出来，想让满朝重臣睁开眼睛看着外界。然而，他们的这些思想和行为不仅遭到围攻讨伐，而且政府也亲自出面下诏干预。不仅如此，当西方强行在中国北京建立使馆区时，像大学士徐桐之流还是采取驼鸟政策，眼不见为净，每当走过“银行商店栉比鳞次，电灯灿烂，道路开夷”的使馆区时竟“望洋兴叹，与鬼为邻”并绕道而行，由此可见，中国统治者顽固僵化到何种地步。
1860年代，也就是《中英条约》签订了之后，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强行闯入实施文明同化的攻势面前，才产生了作为转折开端的“洋务运动”。“中本西末”、“中体西用”、“以夷制夷”观点的相继问世，实质上是不得不对西方文化作出反应的表现，它仅仅表明农业文明范围内的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入侵的抵抗策略，却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更高发展阶段的文明，不过，它也终究表明，我们的“中央之国”已经开始醒悟，自己绝不是世界的中心，甚至和对手相比还处于弱势地位的事实。
显然，“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从指导思想上说，它丝毫没有超出农业文明的范围，从目的上看，它也是为了维护农业文明的一整套观念和制度，就这方面看，它的意义不宜高估；但是，人类历史的飞跃从来都以过渡为特点，“洋务运动”在引进西方工业和技术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而伴随着引进工业和技术涌进国门的思想观念导致的历史转折，却成了中国认同工商业文明的真正开端，所以从客观上讲，正是“洋务运动”起到了在传统观念许可的范围内打破传统的突破性作用，由此看来，“洋务运动”的意义又决不可以低估。
作为东方文化中最古老最强大的国度，中国也是欧洲之外最先觉醒的国家，如果从此开始正确地提出问题并着手加以解决，那么整个世界的近现代历史或许会全面改写。然而，农业文明是不能消化工商业文明的，就像无论方法多么好，技术多么先进，创造永动机的努力只是白费时间一样，和不久以后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主动认同工商业文明比较起来，我们中国“走在人前落在人后”是理所当然的。
这里顺便谈谈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问题，许多御用学者认为，正是列强入侵和不平等条约导致了中国长期的贫困落后，若果如此，又如何解释日本作为一个更小更弱的国家却能迅速崛起，并在二十世纪初全面修订了不平等的条约呢？说到此他们或许忘了毛泽东的名言：决定一事物性质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内部而不在于它的外部。
尤其应当指出，所谓不平等条约本身也应当具体分析，其中至少包括这三种情况：一是问题重大，的确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问题存在，但对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客观上大有好处；三是本身就并非不平等而是平等的，属于将中国带入现代文明世界的正常交往之中，仅仅因为中国是被迫的，才貌似不平等罢了。
从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开始直至1901年的辛丑条约，其内容归纳起来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一、割地；二、设租界；三、赔款；四、在华特权；五、开放通商口岸；六、强行进入中国国内市场；七、强行要求互派使节长驻对方京城等等。
最令中国人切齿痛恨的，莫过于割地赔款，以战争胜负而决定这两者，可谓是典型的强盗逻辑，就像两人打架，打赢了的强迫打输了的赔钱一样，但是，在国际公法受到一切国家承认尊重之前，这种强盗逻辑却是世界公理，也是中国至今为当局所信奉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维持政权”的逻辑延伸。尽管可以说二战是真理战胜了强权，但战败国割地赔款仍是事实，所以，我们要痛恨的不应是割地赔款，而是义务本位观念时代留下来的强盗逻辑，解决这类问题的最终办法，则是在国际国内均遵守法治原则，使强盗逻辑永远地成为历史。若果如此，历史上割地赔款之类大坏事也能变成好事。设租界和各国在华特权，也是令中国人十分痛恨的事情，但这两者与前二者略有区别，固然也属不平等条约，但客观上租界对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作用却不可低估。除了示范作用之外，历史地看对我国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全面转型还有很多好处，如培养新型人才，带动经济发展，促成现代市民社会的生成等等，而以在华特权的治外法权为例，告诉了中国官府和百姓世界上除了像我们这样的专制统治之外，还有一种官员为仆民众为主的官民关系，告诉了中国人人家外国官府是怎样尽力保护每一个公民的，这对中国人社会政治观念的转变无疑也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同时，这两者对中国主权和领土的侵犯性质也较轻，属于可以随中国的社会进步而解决的问题。像迫使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强行进入中国国内市场，属于典型的工商业文明同化农业文明的行为，从一开始讲，获利更大的当然是西方列强，从最终结果上看，获益最多的还是我们中国，若非西方的强行同化，安知我国还将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农业社会里沉睡多少个世纪？至于强行要求互派使节长驻对方京城这一点，今天每一个人都明白这根本不存在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只是要求满清学会现代国际社会的基本交往方式罢了。而且正因此才使自我封闭的满清王朝认识到西方工业国家不仅“政教修明具有本末”，市政文明程度也确实大大高于中国，对把中国带入现代世界作用不小，因而也是天大的好事。
至今，中国人对所谓“不平等”条约都有那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误识，乃至把许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转型的事情也当成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环节，也就难怪一百几十年前的“洋务运动”并非日本明治维新式的恍然大悟，而是懵懵懂懂、似醒非醒了。
作为清朝也是中国出使欧洲的第一人，郭嵩焘在安排受清政府派遣到英国留学的学生时，发现中国仅让他们学习海军，且第一批仅为数十二人，而同期日本来欧洲学习的却以政治、经济、科技为主，甚至原来身为诸侯的也在那里学法律，原来做过户部尚书的也在那里学财经，且人数仅在英国的就是中国留学生的数十倍，为此，郭嵩焘曾呼吁清政府让各省多派留学生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建议留学生严复等人改学实用科目。然而面对昏庸的满清朝庭特别是愚昧守旧的官僚，不仅他的努力付诸东流，他自己不久也被迫销差回国并从此永不录用。
许多事实表明，当时中国有所醒悟的社会层面主要限于统治阶级中的执行阶层而非决策阶层，即以办理实务的臣僚为主，面对冥顽不化的决策集团，他们无论怎样陈词呼吁也难有大的作为。在这种情况下，从总体上看“洋务运动”在思想认识上进展缓慢，不能对工商业文明见微知著、融会贯通，在实践活动上则局限于官商经营、引进设备，根本没有致力于引进工商业进步的两大活力之源——市场机制和科技发展，致使这场运动费时漫长、耗资巨大而收效微弱，因此，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形成作用很小，对市场经济的建立更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通观后发工业国的成败经验，第一条要旨便是最高决策层具有直接决定作用，决策层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迅速成功就有了一定把握，否则必然步履蹒跚，第二个关键是市场经济的形成，只要能促成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完善，那么全社会向工商业文明的全面转型就能依次展开并呈不可逆转之势，与此同时，作为工商业文明力量之源的是大批具有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和进取精神的人才，故“西式教育”更是关系到最终成败的百年大计，“洋务运动”在这三个方面都只有教训，故其失败当属不可避免。这样，本应是中国步入工商业文明起点的该运动，因为力图用农业文明来“消化”工商业文明，其结果反而贻误了中国的社会转型进程，以致在中国徘徊不前的同时，日本却通过明治维新大踏步地赶上了欧美工业园。
甲午战争以中国一败涂地地结果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说到底是“洋务”与“维新”对社会进步作用不同的必然结果。“洋务运动”站在农业文明基础上为专制帝国寻求抵御工商业文明的手段（“以夷制夷”），以为靠花钱购买一点现代军火，以及搞一点官工官商依样画葫芦就能达到强国目的，根本没想到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为“富国强兵”提供造血机能，又怎么能战胜已迈过工业时代门槛的日本呢？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