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十六、军阀混战：罪在袁氏错在孙梁

在中国历史上，每逢改朝换代差不多都有或长或短一段军阀混战时期，其中最著名的也许要数妇孺皆知的三国时期了，由于艺术家们的加工，那段历史国人差不多都耳熟能详。

“名不正则言不顺”，翻开《三国演义》，每次军阀开战总是“师出有名”，而且往往是一方“挟天子以令诸侯”，另一方“奉天子衣带血诏特来讨汝”。

民国初年，法统观念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但和历朝历代一样，无论哪一方发动战争、起义、暴动都是有着“名正言顺”的理由，只不过是旧瓶装新酒，打出了一些时髦的招牌罢了。

也许，这些战争从当事人看来都有充分的理由，但距离这段历史愈远，人们愈会发现它们与《三国演义》中军阀开战的理由没有两样，尤其是在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的时期，这些战争的性质说到底无非都是按义务本位观念的权力至上信条行事，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种逻辑与权利本位观念下“主权在民”，“自下而上地组织社会”等原则当然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无论哪一方取得胜利，都只是暴政的胜利，都不会承认权利本位观念的全部准则可以立即实施——但是，它们通常还不敢完全否认实施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只是将之推向遥远的未来，更糟糕的是以后甚至出现了以虚伪的道德理想主义根本否认权利本位观念的现代专制主义——而民主政治的建设则仍然要靠和平地争取基本人权一项项从头开始做起。

的确，从历史行程上看，较进步的力量取得胜利的概率要大一点，但战争所遵循的法则，主要还是以军事实力为背景的弱肉强食。尽管人心背向在其中起着很大作用，它与战争胜负却只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并没有决定作用。再者，“人心背向”会随着政治军事集团的行为变化和社会形势发展而经常变动，即使某一政治军事集团一时确实是众望所归并因此而获得了胜利，谁也无法保证它掌权后就能继续获得人心。因此退一步说就是权力应以“众望所归”为转移，要保证这一点，也只能回到定期普选的权利本位观念上来，若用一时的人心背向说明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那么历届王朝都可以宣称自己是“民选”政权了。总之，战争并不能保证民众信任的政治军事集团必然获胜，国内战争的胜负与工商业文明所要求的通过公民权利授权自下而上地建立社会权力体系之间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与此同时，当社会进入军阀混战时代之后，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的问题就从“怎么办”和“谁来办”再一次倒退为“谁来掌权”“用什么办法夺权”，也就是和转型并不直接相关的方面了，无论从哪一种角度说，这都是非常可悲的历史大倒退。

当然，身在历史事变之中的人是无法完全摆脱历史制约的，上述说法并非完全无视各次战争和参战各方对历史进步的不同作用，但也必须指出这种作用的价值只限于十分狭窄的范围之中。从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历史的主导者如果改变他们的活动方法，几十年军阀混战和随后一党专制本是可以避免的这一角度来看，更应当说历史罪人虽首推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但孙中山和国民党，梁启超、汤化龙和进步党的举措失当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前已述及，辛亥革命中革命派对革命成功起了关键性的引导作用，从而导致清庭被它自己属下的北洋势力倾覆，事实表明，这一成功无疑助长了孙中山对暴力的盲目崇尚情绪，使他在此后的几年中变得有点视战争如儿戏的意味了，先是于1913年发起“二次革命”，然后于1917年发动了“护法战争”，并成立了南方政府与北洋政府抗衡，采取联小军阀打大军阀的策略三翻五次发动战争。须知，在辛亥革命后，革命派主动放弃武装从策略上看可能略嫌太早，却正因此使他们在政治上大得人心，权力这时虽掌握在北洋势力和地方势力手上，但它们此时也还并未蜕变成军阀，如果孙中山始终坚持政治斗争原则，那么整个形势也没有理由恶化成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从不为地方势力军阀化提供口实上说，梁启超蔡锷护国也同样应采取和平方式。孙中山、梁启超因为社会堕性力量开历史倒车侵犯民主政治原则而以政治家身份号召拿起刀枪以对专制者进行外科手术时，那些本身就拿着刀枪的军人又怎么会不以武力自卫，乃至通过战争扩大地盘，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呢？譬如今天中共治下魏京生仅想收买银行股票为民主运动提供经济方便就被当作“阴谋颠覆政府”的罪证，北洋势力和地方势力作为军人在平民舞刀弄枪杀杀向营房的时候不走军阀化的道路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毫无疑问，正是孙中山，梁启超的这些作法，打开了军阀混战这个潘多拉的匣子。

要说明这一论点，我们不妨对民初的几场战争进行一些分析。民国初年的第一场战争，是孙中山于1913年发动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的起因，是孙中山怀疑袁世凯指使他的内阁代总理赵秉钧派人暗杀了宋教仁并不顾国会反对向英法美俄德借款扩充军备，遂公开号召全国武力讨伐袁世凯，故历史上又称为“讨袁战争”。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这年七月，方声涛、林虎、李烈钧等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并通电讨袁，许崇智在福州会同刘通、黄光弼等胁迫孙道仁通电响应，但刚部署就绪准备前往江西，湖口军事已经失败。湖南都督谭廷闿于七月二十五日宣布独立，后来见势头不好，于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取销。此外除陈炯明于七月十八日在广东宣布独立外，国民党还在南京、上海、安徽宣布独立，但也都相继失败。后来，国民党还在各地组织了一些规模不大的民军起义，在北洋军队的严密控制下，不久也全都偃旗息鼓。

孙中山贸然发起“二次革命”，以为又会像“武昌起义”一样获全国响应，然而，他却没有想到，与北洋势力同出清庭母腹的地方势力，怎么会和他一起武装反袁呢？他更没有想到，就是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作为立法代表，大部分也都反对他这样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行为，何况这场战争也缺乏充分的组织准备，不仅没有统一的指挥部署，发动的时间也不一致，更没有哪一支部队表现出了贯彻孙中山革命意志的高昂士气，因此，就是从军事上讲，也是一次完全失败的冒险行动。

然而，这场战争的负作用却绝不能低估，因为它对前清遗留下来的地方军政长官拥兵自重的欲望，却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刺激作用，不仅使没有参加这场战争的各种地方势力开始故虑以自治的名义闹独立，而且就是举行起义的陈炯明之流又何尝是为了拥孙反袁呢？从他们此后的一贯行径来看，大都也不过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罢了。

民国初年的第二场战争，是1915年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由蔡锷、唐继尧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这场战争因其形式上的正义性而被历史学家和艺术家大为称道，但他们似乎都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1913年，黎元洪首倡军民分治，而袁世凯面对各省都督自成王国的局面正要实行中央集权，故于1914年6月将各省都督一律裁撤，在北京建将军府供他们居住，并封以各种将军称号以便控制，然后另选他认为无碍于自己行使权力的合适人选予以督军职务，这些督军下去之后只管军队不管民政。应当说，无论袁有什么个人意图，这种军民分治的作法是现代国家管理的起码要求，在和平时代，任何人执政最终都要走这条路，并且必须谨防军人干涉政务，因此，他的作法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值得正面肯定，哪怕他的最终目的是为自己称帝扫清道路，也必须把称帝本身与军民分治的性质分开。事实上，由于几千年专制制度的影响，自袁世凯到蒋介石以至毛泽东一旦大权在握均有帝王思想，至少是唯我独尊的独裁倾向，惟其如此，我们更不能不把他们应历史必然性的要求采取的施政措施与个人的倒行逆施区分开来。蔡锷作为当时革命气氛最浓的西南地区的实力人物和当时最有才华的将领，当然不能不是军民分治时需要优先考虑的人物，因此，袁世凯特地将蔡锷留在北京住于将军府中。到袁世凯准备称帝之时，蔡锷自然又成了重点防范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蔡锷于公于私对袁均十分不满，无论为个人还是为国家计秘密离京回滇发动护国战争，应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举动，但过分夸大这场战争的价值而无视其副作用，无疑是用偏狭的道德评价代替理性的具体分析，对正确的认识历史并没有什么好处。

更重要的是，护国战争虽然以袁世凯被迫放弃帝制，继而忧恐而死的喜剧结局告终，但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实际作用，却是促成了地方势力，尤其是西南地方势力的军阀化，而滇军以反袁称帝为名打到哪里，哪里就成了他们用武力强占的地盘。如果在辛亥革命时期，蔡锷就应戴戡之请派唐继尧滇军一个混成团，以借道之名占领了贵州，到护国战争时，又进一步占领了四川并让戴戡当了四川省长（据《文史资料选辑》十五辑《辛亥以后二十五年贵州军政概述》陈弦秋）。众所周知的是，在整个二三十年代的军阀混战中，以护国之战出名的滇军一直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孟祥才的《梁启超传》评议多欠公允，但他的下一看法却是比较客观的：“西南地方实力派，以云南唐继尧、广西陆荣廷、贵州刘显世为代表。他们参加反袁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其次是为了抢占别人的地盘，当他们本身的力量通过反袁战争膨胀以后，就挟着抢地盘的野心向邻省扩张。唐继尧坚持大云南主义及其向四川的扩张，陆荣廷坚持大广西主义及其问广东的扩张，演成了以后西南内部一系列的战争。护国运动的主要军事力量就是他们的军队。”（P210）

因此，无论护国战争的发动理由多么冠冕堂皇，对于造成中国此后的军阀混战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毫不犹豫的断言，这场战争虽因袁世凯称帝的倒行逆施引起，但从历史的角度说，梁启超、蔡锷为抢在国民党人前面举“义旗”而不采用政治手段“护国”，却千真万确是开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先河。因为其导向错误而将中国社会进一步拖进了失序的泥潭，其结果虽然在形式上阻止了袁世凯称帝，实质上则是使统一的国家权力终于走向瓦解。

民国初年的第三场战争发生于1917年。因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提议对德宣战引起广泛争议，并导致低能的大总统黎元洪要应国会之请免去国务总理段祺瑞之职，力主宣战以挟战自重的地方实力派则组成督军团赴徐州开会，决定改组总统府，甚至要强行解散国会，安徽督军倪嗣冲首先宣布独立，张作霖等十余督军纷纷响应，并一起威胁要复辟清室，而山东、直隶、河南各省均派重兵威胁北京，导致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副总统冯国璋为推卸责任又向国会辞职，黎元洪迫不得已又出下策，应李经义之请电召张勋入京调停，结果反被其恃武力要求解散国会，并终至上演复辟闹剧。最后，黎元洪被迫逃往日本大使馆，致电南京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并特任段祺瑞为总理，方在段的运筹，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进行党人协助下平定复辟。

张勋复辟虽被迅速粉碎，各省督军的军阀化趋势却不仅未能逆转，而且在中央政权权威的衰弱中进一步加剧，但是，如果不是接踵而来的第四场战争，其演变情况也尚属未知。

前已述及，进步党人——主要是其领袖梁启超、汤化龙以粉碎复辟的功臣自居，与段祺瑞合谋废旧法定新法，废旧国会另组新国会，使中国的法统陷入全面危机，不仅对他们个人和进步党，更对国家铸成大错。

段祺瑞、梁启超、汤化龙的这一作法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非议，还在复辟发生时，南方国民党领袖和各督军省长就发表宣言通电，主张恢复旧国会和黎元洪继续担任总统。粉碎复辟后，在国会和总统问题上，各方更是争论不休。这一情况如果在民主政治基础强大的国度，当然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严重问题，然而，此时的中国却民权未伸，根本不存在第三等级或市民社会对社会权力的制约，因为如前所述，后发工商业文明国家的市民社会只有靠创造出一个强大的市场经济基础来才能产生，而中国社会自清末维新变法失败，整个转型已完全失序，对转型起序化作用的中央政权和约法的权威再一崩溃，社会当然只能回到“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军阀时代！

可悲的是，已习惯于“革命”的孙中山自以为真理在手正义在胸，问题还在争论之中，他就于1917年7月20日发表宣言，邀请议员南下广州另组政府。7月21日，海军总长程璧光和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发出护法宣言，率海军南下在广州拥护孙中山，从而揭开了民初第四场战争——护法战争的序幕。

护法战争名称冠冕堂皇，其实不仅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与北洋系的北方政府在打仗，名义上在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属下的大小军阀之间同样在不断地火拼，而组成南方政府的大人物中，也没有哪一个不是在借护法之名设法扩大自己个人权势的。

1917年9月11日，云贵、两广四省宣告成立护法军政府，由非常国会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以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但唐、陆均受职而不到任，作为前清遗留下的地方势力，他们支持南方政府不过是为了借此机会提高身价而已。不久之后，陆荣廷就操纵一些议员，以非常国会名义改组军政府，将元帅制改为总裁制，举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林葆怿、岑春煊七人为总裁，而以岑春煊为主席，这样，不仅把他们自己抬得和孙中山一样高，而且利用岑春煊为主席，将孙中山的地位大大压低。当然，这一政治举措的更重要目的，还在于把自己从中国一隅的地方军阀抬高为名义上的中央政府要员的同时，用军事手段名正言顺地扩大自己的地盘。这样，不光前清遗孓与孙中山有根本分岐，他们自己之间也矛盾重重，在随后的几年中，南方政府属下的滇军、桂军、粤军及他们更下一层的大小军阀中开展的战事几乎比南北之间的更加频繁而激烈，而以孙中山——蒋介石为代表的正统国民党人的党军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逐渐打出来的。因此，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虽然为国民党开创了武力夺权的崭新局面，却因分裂中央政权而造成了前清遗留下来的地方势力正式走上军阀道路，导致中国陷入几十年军阀混战的可悲历史，他的历史导向错误是不容否认的，他作为民主政治家做出这种事情来是与他的意愿南辕北辙的。对此，孙中山本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并非毫无认识，1918年5月，他因得悉将元帅制改为总裁制而以岑春煊为主席的计划后向非常国会辞去大元帅职并发出通电说：“其时滇桂之师皆由地方问题而起，而所以宣告自主者，其态度尤属暧昧，似尚置根本大法于不问。……顾吾国之大灾，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册第十六辑黄绍闳《旧桂系的兴灭》P190）当然，他是不会认为自己对形成这种局面负有重大责任的。

总之，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袁世凯、张勋之流当然是造成军阀混战的罪魁祸首，国民党、进步党却也负有误导历史的重大责任。说到这里，有必要顺便谈谈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其他一些不容忽视的误导。

孙中山在其遗嘱中说“积四十年之经验”在于“唤起民众”，的确，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是需要通过思想启蒙来开启全体民众的权利意识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众通过积极行使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来促成市场经济和契约社会的建立与发展，使民众通过积极行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来促成民主政治和法治法律的产生和完善。如果孙中山“唤起民众”的目的正在于此，那么他作为中国缔造民主共和政治的伟人是当之无愧的，可惜，他的目的并非进行权利意识启蒙，而是“致力民国革命”，革命者，暴力夺权之谓也，因此，即使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民主共和，也将本应一步到位的启蒙变成了第二步，何况孙中山本人并不十分重视中国社会的权利意识启蒙和民主政治建设，相反还几度因故而用“革命”手段来另起并非那么民主的炉灶，这样，他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无意中将“革命”从手段变成了目的。可以说，他的作法不仅误导了国民党，甚至误导了共产党和二十世纪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以致随后的几十年中暴力夺权一直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有枪就有权，有权就有一切的强盗逻辑和盲目、空洞却又充满浪漫色彩的“革命”诡辩长时间地延误着权利本位观念的启蒙与教化，致使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历史重任迟迟无法完成。

孙中山的建党思想也与民主政治的要求相悖离，不仅始终对国民党进行家长式领导，在为了加强领导而组建中华革命党时，竟要求全体党员对他个人宣誓效忠，这种作法与一个生张民主共和建设的伟大政治家的人格无疑相去甚远，以至他们中的二号领袖黄兴坚决反对并愤而出走，另一个曾一度十分接近他们的地方实力人物者同盟会员唐继尧也断然拒绝，并在和友人王九龄讨论此事时愤愤不平地指出：“打指模和宣誓，是对人格的绝大侮辱。”显然，作为中国创导民主政治的先行者，孙中山的这一作法与民主政治家的应有风范是格格不入的。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度里，他的优秀品质没有被后来的领袖人物继承，恰恰是他的这一专制遗风，却被蒋介石廓张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并最终被毛泽东发展为“史无前例”的专制顶峰——“三忠于”“四无限”“五统一”（要求全中国人民“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泽东要“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要全中国人民“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步伐、统一行动”。）

在党内实行非民主的组织制度，在党外自然也会表现非民主的政治主张。民主政治的成熟形式之一是政党政治，但孙中山领导国民党时从未在建立政党政治方面进行建设性工作，对它最好的政党政治伙伴进步党从未表现出应有的善意，这方面情况前面已有充分阐述，在此不再重复。

总之，孙中山作为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跃迁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人物，由于其个人思想、理论、行为的欠缺和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的悖离，而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当然，我们把从慈禧、光绪、袁世凯、黎元洪、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本世纪中国实际统治者系列仔细审视一遍，就不难发现近一百年来的国家领导人中却还是只有孙中山一人真正毕生在致力于缔造民主共和政治——尽管他也是这些人中对国家的实际控制权最小的一个。既然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家都远不如美国先贤更深刻地理解并身体力行民主政治真谛，那么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一波三折的基本原因当然是一目了然的，同时，有什么样的土壤就能长出什么样的庄稼，过分苛责政治家个人也并没有多大意义，真正要解决中国社会向工商业文明全面转型的历史重任，还是需要今天的中国人进行深入反思，并努力投入建设性的社会活动中去。无论在市场经济还是在民主政治方面，只有建设性的活动才能够创造新的时代，这或许是孙中山的国民党、梁启超、汤化龙的进步党在民国初年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促成随后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所留给我们的最重要教训。

十七、民族主义与“救亡的自我实现”

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的“救亡”呼声在近代史上差不多持续了一百年，尽管“救亡”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但“民族主义”精神则始终贯穿于其中。因此，要分析“救亡”，就不能不首先分析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观念。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观念可以说有一个由外至内，又由内至外的指向性转变过程。尽管满清的少数民族统治已持续了两三个世纪，在欧洲工商业文明入侵之前，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基本上处于潜伏状况。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的民族主义观念开始高涨，它的指向是外向性的，即主要针对西方列强。由于“百日维新”的失败，体制外的政治力量维新派、立宪派尤其是革命派相继崛起，民族主义观念的指向开始内转，“驱除挞虏、恢复中华”作为它的最鲜明标帜，表明民族主义差不多成了大汉族主义的代名词。辛亥革命的最大作用，正是完成了驱除挞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从这时开始大肆泛滥的民族主义情绪再次外转，虽然同是针对外国势力，前后则有三次不同的对象，一是“五四”时期因西方列强歧视中国，不将战败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利归还中国而交给日本，二是二十年代因基督教文化入侵而掀起的反基督教运动，三是三十年代的日本侵略中国。

首先，我们来看看民族主义在“反清排满”方面究竟起了些什么作用。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下，孙中山的“驱除挞虏”并没有表现为传统农业文明中的民族复仇，这是应当肯定的历史进步，同时，以缔造共和为依归的辛亥革命本质上包括了以“主权在民”为宗旨的内涵，这更是值得称颂的，但是，本文前面的反复论证早已充分说明，辛亥革命的民族革命实质使它动员起来的力量并不是民权而是清庭内部的汉族官僚，因此，辛亥革命的结果也不是朝伸张民权建立民主政治的方向演进，从这种角度说，民族主义在“反清排满”上虽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转型却造成了一定的阻碍。然后，我们再对民族主义在外向针对方面的作用略加探讨。

义和团运动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民族主义情绪第一次大爆发，也是保守、愚昧的农业文明抵制基督教文化包裹着的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典型事例。当时中国人对欧洲文明与文化的认识，可引范文澜的这段介绍为例：“天主教徒入中国，它被大多数人看作‘奸诱妇女，诳骗病人眼睛，取婴儿脑髓，室女红丸’的邪教（海国图志可为代表）。外国兵枪炮猛烈，但也被看作‘其腿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跌倒不能起身的直脚人（林则徐可为代表）……有奇术又有棍棒的义和拳很自信能与外国人对敌。天津义和团揭贴说‘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兵法易，助学拳，要打鬼子不费难’。所谓‘兵法易’，原因是神仙助人学拳，足见义和拳在群众中取得信仰，主要由于他有神拳。”而义和团反帝的办法可用他们的宣传口号为证：“挑铁道，扒电杆，旋再毁坏大轮船，”以为这样就能使“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甚至有义和团六十人在载漪带领下闯入皇宫大呼要“杀洋鬼子徒弟（光绪帝）”。正因此，中共的御用历史学家范文澜也不能不承认：“义和团运动是以落后的宗教迷信为形式，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内容的群众运动”。这种民族主义使中国和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既不能抵制西方的入侵，也丝毫无助于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转型。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性质的运动中，“五四”无疑是是一场参与阶层最广泛，历史影响最深远，社会作用最复杂，也最难简单地予以评价的一场运动，它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均影响到了整个中国的现当代历史。这场运动虽然高扬着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但由于日渐偏狭的民族主义作崇，不久之后民主的呼声反而被空洞而激进的理想主义压倒，结果竟然导致个人迷信与绝对专制借尸还魂。由此可见，民族主义在此再次起到了干扰了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的作用，至少，它的过度膨胀削弱了工商业文明理念在中国的启蒙与教化。

由日本侵华而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激情本是最自然也最值得赞颂的事情，作为一场被迫进行的伟大战争，它的作用不仅在于顽强抵抗敌国的入侵，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与现代工商业文明的代表英美结盟，从而不光使我们站到了胜利者的一边，而且站到了代表最强大最进步的国际力量一边，本来，这种情况将对中国向工商业文明转型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多灾多难的中国却再一次让这种民族主义起到了干扰转型的相反作用——原因只在于它为打着理想主义招牌的苏俄式现代专制主义钻了空子，接着趁任何国家建立市场经济、进行工业革命都必然要出现的转型中的混乱状况夺取了政权并导致长达三十年的历史性倒退，这样，客观上民族主义情绪再次起到了阻碍转型的作用。

以上情况表明，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应当承认，一个没有民族主义激情的国度是无法在现代世界自立的，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说表明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它本身是一种值得嘉许的精神。但是，它也和年青人身上的激情一样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受到什么样的暗示就可能向什么方向爆发，只要没有正确的理性引导，它就会变成一种有害无益的破坏性力量，乃至被开历史倒车的阴谋势力利用。中国要自立自强就需要有自尊心和凝聚力，从这种意义上说也的确需要有民族主义精神，但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必须受权利本位观念的社会哲学制约，必须从保证一切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与建立市场经济——契约社会入手，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全国民众的生产热情、创造热情和政治热情，并像日本那样虚心向他国学习，逐渐敞开国门，允许各种意识形态，各种宗教信仰自由发展，从而使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增强活力，更新自我，杂交复壮，进而崛起于现代世界，而不是拒洋人于国门之外，抵制一切外来文化或仅接受某一种外国思潮并奉为神明而排斥其他一切。

总之把民族主义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或建立在理想主义基础上只能阻碍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转型，只有从权利本位观念的社会哲学——即一切人权利平等、主权在民的原则出发，才能使它变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辅助工具，因为整个世界的繁荣兴旺有赖于每一个国家的发达富强。

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本身的问题有所认识之后，我们再来谈谈所谓“救亡”的问题。

许多当代学者已经指出，从辛亥革命到三十年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由于国难当头而心系救亡，这就造成了在社会哲学上大都反而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阵营一面——大谈特谈义务本位观念的反常现象。

有学者认为，尽管启蒙和救亡“这两个方面在深层历史目的上并无二致，都是为了历史的更新发展，但它们在对历史的认识和具体价值指向上却是背道而反的。”“西方与中国的强制性对话，使两方均有双重角色：西方列强即是中国人的先生，又是敌人；中国人则既是学生，又是被欺凌和被侵略者——启蒙救亡二者各自调适此痛苦。”（孔范今）这种看法从现象上看是不错的，但是，“救亡”作为治标之策不仅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正如我们在《论权利本位观念的社会哲学》中已经指出的，它使“五四”启蒙话语反而宣扬了义务本位观念，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应为国家再次误入专制主义泥沼负责），而且贻误了社会转型，推迟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

不妨对“救亡”进行一些分析，所谓“救亡”指的是在欧风美雨侵袭下，中国社会内部掀起的一阵阵抵制列强入侵，从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地位方面进行自救的思潮和运动。本文一开始就已提纲挈领地说明，西方列强入侵的实质，乃是工商业文明在基督教文化包裹下向农业文明地区扩张并加以同化的过程，这种高级文明同化低级文明的巨大力量对被同化者来说是不可阻挡的，因此，它们唯一的自救办法是不惜部分地被基督教文化同化而主动地认同工商业文明，只有这样，才能反过来拯救自己的传统文化。可是，中国的“救亡”活动从政治上说几乎都没有主动地全面认同工商业文明，而是用保守愚昧的农业文明（义和团）用颠覆清庭的改朝换代（辛亥革命及随后的“五马分尸），用反对宗教信仰自由（反基督教运动），用抵抗外国侵略等手段。这些“救亡”活动的历史价值固然要具体分析，但无论它们取得多大成功，均只能解决一点燃眉之急，不能消除中国随时可能再次陷入危亡之地——尤其不可能消除因本民族本国统治者造成的危亡——的根本原因。

正因此，在抗日战争给“救亡”打上句号的四十多年之后，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不能不再次提出中国将会被世界开除“球籍”的问题。

这里的原因说简单也简单，无非是中国到他们提出“球籍”问题时为此，仍然没有建立作为工商业文明基础的市场经济——契约社会，更没有确立民主政治与法治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用什么高明的办法“救亡”，面对工商业文明基础上建立的世界市场的包围和高压，它总是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中，何况“救亡”的结果是再次回到闭关锁国的专制主义老路，中国又怎么能不面临“球籍”问题呢？
反观世界，我们知道，非殖民化和民族国家的普遍形成是二十世纪的历史潮流，不要说那些有漫长历史的古国，就是一直处在部落社会也就是史前状态的落后地区，也大都开始独立建国了，甚至像狮城那样的弹丸之地，仅仅因为华人居民占多数，都成立了自己的国家新加坡！

二十世纪的世界现实清楚地表明，历史的发展趋势绝不是在走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弱肉强食，彼此吞并的“丛林法则”时代。人们或许会说，二十世纪的非殖民化和国家独立正是包括中国“救亡”运动在内的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从现象上看，这话的确不错，但请不要忘了，绝大多数国家的独立并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行使“民族自决权”的结果。以欧美为代表的工商业文明固然曾将殖民化现象带到全世界，资本主义势力在全世界寻找市场并且以自己的法则支配整个世界也是事实，但工商业文明同化世界既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是人类历史的伟大进步，同时，工商业文明的特点正是进步神速，它在欧美本身也表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尤其是人道主义和人权至上价值观的快速发展，此外，它的根本利益并不在于攫取他国土地，奴役异族人民，而在于不断地开拓市场。因此，无论它在早期发展中给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多少灾难，就成熟的工商业文明给世界带来的历史结果而言，必然是通过普遍地确立市场经济一契约社会而普遍地促成民主政治一法治法律，从而使一切殖民地国家和人民拥有“民族自决权”。所以，殖民地和一切落后地区普遍独立建国，恰恰是工商业文明的必然产物。

从这种角度说，“救亡”的需要只是近代中国采取的一种错误对策的产物，它的特点是既想抗拒被工商业文明的表象基督教同化，又未能很好地认同工商业文明。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国际压力使中国的各种社会、政治、文化危机层出不穷，只好在“救亡”的旗号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从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不仅逃脱了被同化或被迫一再“救亡”的命运，反而成为灭亡中国的真正威胁这一事实看，则可以说中国从来都没有“救亡”的需要，不过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愚昧和错误弄出了一出“救亡”的“自我实现的预言”的喜剧罢了。

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就是你预感到某个不幸的事件将因他人而发生，就加强对他人的某种担忧和防范，这一来反而使那种不幸事件出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于是你的预言变成了促成双方向那种不幸局面演化的实际行动，最后不幸而言，从而自食其果。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救亡”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鲜明地表现了中国人因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而饱偿恶果的进程。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戊戌政变”时期，这是“救亡”问题的产生阶段。面对工商业文明的同化压力，清庭迟迟未能主动认同，终于开始设法认同时，却又一再失策，导致认同活动暂时失败，国家陷入危亡之地。但是因为国家太大，情况太复杂，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矛盾重重，中国人民中蕴藏的反抗能量也使它们望而生畏，因此，它们不可能像对待中国周边的一些小国那样实行全面的殖民统治，于是，列强之中，“瓜分”中国之议一时甚嚣尘上。但此议说到底也不过是列强之中少数人的妄谈，即非某国的国策，更非列强的共识。正是清庭未能领导中国认同工业文明，使列强中有瓜分中国之议，导致了中国民众和在野势力（维新派、立宪派，尤其是革命派及知识阶层中）的“救亡”意识产生和发展。

第二阶段是从义和团到反基督教运动，这是“救亡”呼声高涨阶段。“救亡”是中国在认同工商业文明方面步入误区的表现，义和团运动代表着“救亡”运动早期以保守愚昧的方式抵制天主教和外国势力包裹着的工商业文明，反基督教运动则代表“救亡”运动中期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抵制基督教文化包裹着的工商业文明。自古以来，在专制主义横行的中国，没有政府的默许，任何社会团体都是无法公开地长期存在的，就像后来毛泽东怂勇支持红卫兵和造反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样，慈禧太后为了对抗西方列强因为“戊戌政变”而给她施加的压力，才想到利用“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否则，像红卫兵、义和团这样的暴民运动组织在专制国家的强大专政工具压迫下是怎么也不可能长期公开存在的。而义和团作为受慈禧太后利用的人民力量，因排外主义的民族传统被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和外国人在中国开矿山修铁路破坏“风水”等原因激发，在全国各地如星火燎原，似蚁聚蜂起，动辄几十万人。当慈禧因恐外交使团要求“太后归政”而狂怒地宣称“我不能再压制义和团”，于1900年六月颁发宣战上谕，令义和团充当先锋时，义和团开始与侵略者顽强战斗，尽管牺牲惨烈，但始终前赴后继，英勇不屈。作为农业文明对工商业文明的抵制，义和团运动当然必败无疑，但是，这场运动所表明的中国人民中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和所蕴藏的强大爆发力，则使列强瓜分中国之妄谈从此烟消云散（虽然列强恐分脏不匀引起战争阻碍瓜分计划的实现，但那终究只是次要的原因）。纵观义和团运动始末，使列强瓜分中国之议的原因也在于此，使列强打消瓜分中国念头的原因也在于此，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或反过来说败也萧何，成也萧何。应当说，中国人民的确从义和团运动中汲取了一定的教训，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盲目排外主义从此开始收敛，清庭也从慈禧开始认识到“洋务运动”是走不通的死胡同而赞同变法，并于1901年1月29日下了预约变法的上谕，从此中国开始了全方位认同工商业文明的进程。然而，不幸的是“救亡”思想却并未因此销声匿迹，中国人也并未把全部精力主要放在认同工商业文明、确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方面。“救亡”作为对工商业文明同化中国的逆反式夸张表达，将中国只有通过认同工商业文明以求自新这一艰难的历史性课题，错误地转换成对外来势力的简单抵制，其深刻的心理原因在于对此时的中国人而言，只有将一切社会问题归咎于“夷狄之祸”才易于取得共识，尤其易于在下层民众中产生同仇敌恨的狂热激情，在市场经济编织的横向社会未能成型之前，这也是最具有传染性的情感和最好的煸动民众关心政治的口实。正因此，它才和反清意识合流（如孙中山称“使中国脱离殖民化的危机是保卫亚洲的第一步，为了拯救中国，我与同志们正准备发动革命，打倒清朝”）造成了打断颇有希望的清末新政的辛亥革命，同时使社会转型受到了民族矛盾问题的干扰，并演变为几大汉人势力的争权。

尽管如此，中华民国总算在法律上承认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形式上认同了工商业文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进步。不过，“救亡”的阴影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当今学者所云“启蒙与救亡”的矛盾问题大抵也发生在这一时期。原因在于辛亥革命不仅未能改变中国的国际环境，也未能真正解决中国认同工商业文明的问题，而是陷入内乱的泥潭，因此，从上自下国人的心理状况仍一如从前。这样，“救亡”不仅在“五四”运动中扮演了掀起激进主义高潮的主角，而且通过“五四”和激进主义影响到中国大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从而将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的历史任务再度延续。

随后，“救亡”又以反基督教的形式作了喜剧性的表演。二十年代，本是中国迄今为止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状况最好的时代，在古今中外各种意识形态百家争鸣的极好形势下，基督教在中国有所发展也属正常现象，何况它对中国的现代科学文化教育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呢？然而，仅仅因为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次大会并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华归主》的调查报告，中国就掀起了一场自义和团以来规模最大的反基督教及其在华传教事业的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持续了6年，而且连中国进步思想界主将蔡元培在内的许多著名文化人都卷入其中。固然，《中华归主》以其书名所包含的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的征服意向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但这毕竟只是包括一些中国信徒在内的基督教中的某些人宗教狂热意识膨胀的表现，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众所周知，在欧美各国，进入工商业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帜本身就是政教分离，宗教只是私人的事情，工商业文明时代的意识形态特征是多元化和信仰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虚弱不堪的中国竟感觉到因此而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并因此而导致“各地非宗教同盟纷纷以《中华归主》中触目惊心的数字来警醒国人，号召国人为摆脱被基督教征服的命运而斗争”，于是，百家争鸣局面被文化上的排外主义干扰，权利本位观念的启蒙工作被义务本位的说教代替，“救亡”意识再次无来由地高涨起来。思想界自身误入歧途，还怎么能教化出具有工商业文明时代观念的民众呢？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国社会仍然从上至下都处于沸腾状况，但所唤起的民众力量却既不用在发展市场经济也不用在伸张个人权利、实现民主政治上，而是用来互相仇杀以争夺社会统治权。

在天下大乱内战频仍中不仅全面的社会转型无从谈起，国力当然也在持续下降。由于中国幅原辽阔以及列强势力的存在，上海之类东南沿海城市在稳定中也获得了一点发展，但除此之外的内地均进展缓慢，尤其是许多农村地区，已达到清朝大治天下以来从未有过的衰败程度，这里仅举信手拈来的一例为证：“汤玉麟统治热河达五六年之久，……一再预征（地亩税）由民国二十年竟有征到民国五十年和六十年的，人民完纳不起，怕吊打住牢，有些人将地契文书贴在门窗或树上，向四方逃荒而去。劳苦人民在隆冬三九的季节，多数糊不上窗纸，八九岁的男女孩子都赤光光的浑身连一条线都没有。我于1933年1月中赴开鲁慰劳冯占海义勇军的途中，在建平县北约五六十里处汽车抛锚，投宿太平沟老农张平家，……张平老汉……问：‘若是日本鬼子打过来，是不是要比现在还厉害？’”

中国人因侈谈“救亡”而迁延建立工商业文明的时间，并且百余年来一直唯恐亡于欧美，唯恐亡于基督教文化，致使社会转型任务迟迟不能完成，结果，反使本来为我国不屑一顾的东洋岛国日本在转型中富强起来后真正成为要用武力灭亡中国的头号敌人了，至此，“救亡”的第三阶段作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终于到来了！

固然，自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扩张野就日益增强，但是，蚊子不叮无缝的蛋，如果中国不步入“救亡”的历史误区而避免在内斗内乱中消耗时间、精力，不失去这宝贵的历史机遇，并通过确立市场经济自立自强，区区日本又怎敢冒然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

可惜的是，中国人既没有因侥幸摆脱亡国惨祸而彻底改变命运，也没有从“救亡的自我实现”中汲取什么经验教训。

前已述及，军阀混战使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从清末的“新政”一直退到“谁来掌权”，而日本入侵之前，蒋介石治下的国民党武装夺权已进入关键阶段，他虽绝不会搞民主政治，但其政府毕竟全面任用从英美归国的现代化建设人才，从而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契约社会奠定了班底基础和政策基础。的确，这是一个血腥的政权，但今天我们知道，在它之前打算完成“新政”的清庭和在它之后宣称要建立“社会义市场经济”（而且是在闭关锁国开历史倒车三四十年之后！）的中共政权也莫不如此。因此，日本以“9.18“和”7.7“事变为两大标帜开始灭亡中国，其最大的罪恶不在于杀人放火，而在于毁灭了中国从三十年代开始完成工商业文明的基础建设——市场经济与契约社会的创建工作这个百年大计！

如果此次“救亡“仅以日本战败为结局，那么中国从二战结束后开始也就该正式进入了向工商业文明全面转型的历史时期。然而，众所周知，抗战爆发前原已失去市场的苏俄式道德理想主义者却借“救亡的自我实现”导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机，获取了足以问鼎中原的军事力量，并根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农业文明时代的政治逻辑达到了目的。无论现代乌托邦被吹得怎样天花乱坠，暴力夺取的政权还是需要依靠暴力来长久维持，而一个崇尚暴力的政权又怎么会轻易承认工商业文明的社会哲学——权利本位观念以及“权利平等、主权在民”等原则呢？

更糟糕的局面出现了！

“救亡的自我实现”成了义务本位观念——专制主义政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回观返照的契机，这样，成功的“救亡”结果反而成了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再次回到闭关锁国、重建一元化专制政治的序幕。

综上所述，即使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民族主义情绪的善良意愿是为了反对侵略和维护国家的正当权益，即使“救亡”表现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许多代人为振兴中华而前赴后继的崇高献身精神，由于它们缺少权利本位观念的指引，延缓了向工商业文明——市场经济——契约社会——民主政治——法治法律的转型，因此，从客观作用上看，均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
说到这里，还应着重指出，直到今天，官方所鼓吹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以愚昧为前提的爱国主义仍然是中国回归世界文明主流的重要精神障碍。

十八、结论：逆向前进，捷径原是迷途，回归主流，倒退才能前进

1994年五月号《新华文摘》的《论点摘编》介绍了一篇题为《知识主体社会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选择》（汤潮）的文章，该文的其他论点尽可商榷，但他认为“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不是‘追赶’，而是‘超越’”的看法，则实在不能不令人愕然。不要说从现实中讲这种看法荒谬绝伦，就是从语言逻辑上都讲不通，只要存在差距，落后者不追赶上领先者又从何谈超越呢？

一名学者有什么样的看法，这倒无关紧要，问题在于：不想“追赶”只想“超越”正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写照，也是我们进行历史的反思时得出的最大教训。

毛泽东搞“大跃进”、“超英赶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结果是面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令中国几千万人因此饥饿而死。

孙中山强调“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其结果则是革命战争流血无穷，四十年的军阀混战，数千万人命丧黄泉。
原因很清楚，不思追赶而欲超越，必然无视现实可能性而乱抄捷径，于是错把沼泽当作坦途，凌虚蹈空亢奋无比之余，陷入泥潭之中久久不能自拔，结果是事倍功半、欲速而不达。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百日维新”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国近现代政治历史的特征就是一厢情愿地为“超越”而寻求捷径，却没有考虑到，在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所有这些捷径都是迷途。

康有为的捷径还仅仅是不讲究策略，无视专制政治的千年沉疴、官僚集团的老奸巨滑和即得利益集团的反抗力量，天真地以为借助帝王的权威“杀几个二三品守旧大员”，就能硬性贯彻自己的意志，将从欧美学到的纸面上的东西不分轻重缓急一古脑儿地和盘托出。

孙中山的捷径则是崇尚欧美最先进国家的政体，一心用暴力方式推翻清庭以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因受历史条件局限，所确立的政治结构及其运作方式不能如意之时，又急急忙忙地一再发动战争，仿佛这样做理想政体很快就会变成现实。

中国共产党的捷径就更加离奇，它认为只要夺取了政权便可以用政治和法律手段跨跃“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而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说到底它以为可以根本不搞市场经济——契约社会和民主政治——法治法律而获得比欧美更高的文明，办法只须宣布将一切私有财产变为全民所有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

然而，所有这些走捷径搞“超越”的结果，无非是让中国人民在他们的高调中大吃苦头，其最终的结果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持续下降，

乃至从清朝乾隆时代的百分之二十下降到百分之二，人均收入也在世界上的排名中下降到最贫穷国家的行列，大约第一百位左右，从政治上说，不仅仍然奉行一元化专制，其封闭保守的程度也和乾隆时代没有多少差别。

应当承认，邓小平主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在中共党史而且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从此开始，中国人真正汲取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不仅放弃了盲目的“超越”高调，而且逐步对政治、文化上的激进主义进行全面反省，并导致了一个以“历史性的倒退”为特征的时代到来。

首先是分田单干使农村从七十年代末倒退到五十年代初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前，然后是从允许个体、私营企业存在和发展直至宣布搞市场经济，这就使整个中国的经济制度倒退到五十年代的所谓“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前。

无须说明，中共决定大张旗鼓地建立市场经济同时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作法，无非是做了清末“维新变法”“新政”和国民党执政后要做而未做成的事情的基础部分。

这样，无情的历史给中国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折腾了将近整整一百年之后，还是不能不从后开发国家认同工商业文明的第一步做起，即在通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从上至下地促成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的同时，创造出一个市民化的社会。
为此，今天中国的政局形式也和一百年前高度相似：一百年前是一个满族老太婆垂帘听政，并先后操纵了两个儿皇帝，一百年后则由一个老头子二线指挥，总共竟控制了三任总书记！

而且同样的，老太婆死后清庭再也推不出一个像样的权威人物来控制局面，老头子死后当局也不可能再维持强人统治政策。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正走向成熟，市民社会也不会像传统社会那样容易发烧，那样容易发生暴民运动，国家也不再是由少数民族统治着，整个世界更早已进入权利本位时代，没有什么问题不能通过伸张民意和谈判协商来予以解决。走向民主化的国际社会为我们提供的“后进优势”，使中国人更能理性地看待这一事实：动态化的工商业文明的经济基础与静态化的很大程度上是农业文明的上层建筑必将发生剧裂冲突，但绝不应该也不可能用第二次“辛亥革命”来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

应当说，邓小平作为20世纪20年代留学法国的留洋学生，作为中共“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虽身处一个与完成这一重任毫无理论关系的政党，却因自幼受工商业文明的薰陶而在掌权的垂暮之年突破了该党的教条，倡导了市场经济和契约社会，显然，他的接班人如果不能完成他将遗留下来的民主政治和法治法律方面的任务，也就不配称为他的后继者。同样的，如果说邓小平完成经济转型是依靠敢于开历史倒车——使中国的经济制度从七十年代末退回五十年代初，那么他的接班人要完成上层建筑方面的转型，则需要更大胆地开历史倒车，即从一党专政倒退到民国初年的“约法”时代，召开“临时国会”，重建政党政治！

不必说明，这里所谓倒退到民国初年只是指以权利本位观念为指导，承认权利平等主权在民等原则以切实保障中国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使今天的全国人大真正担负起议政和立法的重任，同时广泛邀请海内外各种政治力量举行圆桌会议，并在国际监督下举行公开、公正的选举等等，则是完成“倒退”的几个必经阶段。

一听到要开历史倒车，许多人就会觉得无法忍受，然而，迷途知返是聪明的作法，有错不改才是真正的耻辱。近现代政治历史已清楚地昭示我们，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在追赶世界文明时大抄捷径的结果是反复大偿恶果，并最终陷入了一元化专制下闭关锁国的传统性迷途之中。正因此，只有大踏步地倒退，我们才能避免重蹈从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的复辙，而回到民国初年就确认了的上层建筑形式，即民主政治和法治法律的正确方向上去。

不惜部分地被基督教文化同化而主动地认同工商业文明，就要在市场经济、契约社会的基础上建立成熟的民主政治和法治法律，只有这样，才能为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而如何避免重蹈从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的复辙，从一党独大局面有序地倒退回民国初年即已形成的约法至上的政党政治时代，正是今日中国所面临的政治历史课题。

1996年元月28日中午完稿于武汉家中

后记

本书共收长短论文十五篇，时间跨越十四年，除少数几篇在海外刊物上发表过外，其余均是初次问世，作为参照中心收入的《和平宪章》（草案）及其意见书当然不在此列。

按笔者的设想中国大陆民主运动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应抓住时机开办一所“民运学校”，这种学校里当然要开一些民主和人权方面的基础理论课。《权利本位观念的社会哲学》正是为假想的“民运学校”撰写的讲义，因为在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上，参透了“权利”二字的真谛，其他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而今天的当局只要承认权利至上和主权在民这两条原则，一元化专制的任何教条都将立刻灰飞烟灭，民主政治的基石也就随之而确立。也正因此，《和平宪章》的第一条建议就是要当局按当代国际标准保障中国人的人权。归根到底，民主政治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虚幻的“全体人民当家作主”，而如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所云，在于它是“人权的最好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讲，《和平宪章》的理性与实践本身用一句话说，也不过是为了伸张人权，使中国社会更有人性更讲人道，而本书的出版则除了能为民运作一点铺垫工作外，更希望它能促进中国权利本位观念的普及。

作为必须自谋生计的职业化民运人士，抓紧出狱后的一点时间完成此书后，就要再次回到市场中为下一段时间的政治活动准备点饭钱了。身居与外界隔绝的武汉家中，成书之际的唯一心愿，就是希望这本书不致于再像以前所写的几本书那样不是被当局没收就是因无处发表而变成明日黄花，从而为《和平宪章》活动的再度开展奠定基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