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报纸主编们完成了学习贯彻总书记党庆讲话的宣传任务，于是，红色的专题头条渐渐可以让位于社会新闻，例如全国各地连发电梯事故，京沪高铁首度断电停车，云南那位被概括为“赛家鑫”的杀人犯判决死缓是否过轻，以及姚明退役。
重庆宣传官员也选择在新一周的第一个工作日里，出面否认“唱红歌累计花费逾2700亿元”，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的六段访谈，刊于今日山城各家媒体上，通稿原题写明“‘唱红’是健康有益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文章开篇说明发稿缘由：“有极少数人或不明真相有一些疑问，或立场不同有一些杂音”。六个被《重庆晨报》改为红色小标题的分别是：“红歌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唱红歌就是唱积极健康、催人奋进的歌”：“重庆‘唱红’高潮迭起、久唱不衰，源于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唱红’是一种群众性文化活动，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实际上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范畴”：“‘唱红’成本低成效大，是一项费省效宏、为民利民的民生工程”：“‘唱红’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的，不但没有耽误工作、影响经济发展，反而提振了人们的精气神，促进了重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中国文联邀请‘唱读讲传’晋京演出，与文化部联合举办2011（重庆）中华红歌会，目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
在以首页头条转发这篇访谈的凤凰网页面上，编辑们突出显示了何部长那段对“2700亿”的反驳：“2008年到2010年，重庆三年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累计才2277亿，说‘唱红’花费超过2700亿，这可能吗？即便是重大节日举行上千人的大型演出，每场演出的场地、舞美、音响、编导、交通等方面的开支，全市性的大活动一场不过二三十万元。”
华龙网为这篇“唱红歌健康有益”当即配发时评，《红歌好似一杯茶，但比茶更浓烈！》，以及《红歌为何是不朽的旋律？》
“2700亿”的说法源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据传上月他曾发言，“反对强制且用纳税人的钱唱红”，并指“重庆累计唱红10·4万次场，参与人数8000万，场地费服装道具一人150元，共计2·1亿元，每人次误工费、交通费加起来共计2700亿”，更因质问“如果全国唱红会是几万亿，为什么不用来搞医保？！”而赢得民间人士广泛喝彩。
三年以来，即便是90年党庆前后的那些日子里，“唱红”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提供了大量调侃素材，“西红柿”重庆更是在满网讥笑中高歌，市委书记薄熙来绝对是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中被民众讽刺最多者。根据《北京青年报》昨日引述，“辟谣联盟”的最新战果就是揭发所谓“薄熙来下一步准备提倡戴毛主席像章”为不实信息。
其实，重庆宣传官员出面为薄书记的理念做辩护，在上周已有一例。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独家专访，详解其走上“红色之路”的历程。在去年最后一天报到的刘台长强调，对改版为“省级卫视第一红色频道”非常认可，称“重庆在弘扬主旋律方面是走在前面的。鉴于这个总的氛围，重庆卫视就跟着大的趋势走。”
这位原先从事党政工作的干部，否认《北京日报》等媒体4月报道的“重庆卫视大规模裁员降薪”之事，更称在他的经典电影栏目定义中，甚至有《魂断蓝桥》这样的影片——“我们红色的概念不是说一定就革命或者反革命，它应该是健康的向上的、不会让人低沉是引导人们向好的向善的这一类的东西。”
文末，刘台长更是回应外界批评，称自己“不认可、不评论”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批评重庆卫视“走老路”之说——“收视率还是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在坚持弘扬主旋律这个基调下，要研究怎么提高我们的节目质量来提高收视率。”
二
重庆官员除了要用报纸网站来宣讲“唱读讲传”的好处，还需要缓解、对冲论坛微博中的如潮恶评。恰好，人民网今日正有一说，这家中共中央机关报下属网站用首页头条推荐一篇评论，由其舆情监测室署名，标明系“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系列开篇——《打通“两个舆论场”》。
文中引用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早年所论：“在当下中国，客观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忠实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人们在微博客、BBS、QQ、博客上议论时事，针砭社会，品评政府的公共管理。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改写了‘舆论引导新格局’。”
据该监测室所言，“在诸多社会热点问题上，网络舆论‘愈战愈勇’，搅动社会人心；而官方媒体屡屡‘失明’‘失语’，容易陷入新的一轮思想僵滞。‘自为’的民间舆论场，时现乱象，网上谣言满天飞，哀伤太多，戾气太重；‘自律’的官方舆论场，则趋于自我边缘化，而政府的公信力持续流失而致贫血。”
据其分析，民间舆论场之所以常常失去对官方媒介的信任，是因为“事件发生之初，官方反应迟缓，新闻发布没几句实话，反而指责群众‘不明真相’；在事件发展演变过程之中，总是试图以封堵信息甚至抓捕网民的手段，来打压或控制民间舆论场；在事态平息后，没有痛定思痛，反躬自省，认真修复制度的漏洞。而平时，官方媒介对群众焦虑的问题关注不够，正面宣传流于‘自说自话’，甚至‘自娱自乐’。”
此文显然撷取了《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此前的观点。作者重提当年中共“宣传鼓动的看家本领”，强调在一个“大众麦克风时代”，要“打通两个舆论场”，“呼唤民众的理性表达和有序参与，但政府显然负有更大的责任”，于是寄语官员：“从基本事实的认定到价值判断，乃至话语方式，与网民坦诚交流，形成交集……千万不要与主流民意对抗；不要违背经验常识，不要‘侮辱网民智慧’。”
两个“舆论场”的落差正有新例，且是发生在官方媒体相对不“自律”的广东。7月8日，《广州日报》等该省多家报纸，均以显要位置刊登《广州市综治委通报“6？11”大敦村聚众滋事事件》的消息，称增城骚乱中被问责人员六名，犯罪嫌疑人11名。不过，身居上海的《东方早报》今天就在头条评论中嘲笑“主流媒体舆论监督被弱化”，因为在这篇通稿中充满“某”字：“为什么问责官员不能写出全名，仅以‘×某’称呼？这个‘某’字暴露了什么，又回避了什么？”
这篇得到腾讯评论头条推荐的文章认可“网民智慧”：“资讯发达的今天，网友随手搜一下，微博上问一句，很容易查出被免职的官员‘刘某’、‘麦某’等到底何许人也。政府不主动说，公众也会知道，主动公布显得更积极、更有诚意；相反，掩耳盗铃用‘某’字搪塞，只会在‘增城事件’的伤口上撒盐，为流言发酵准备温床。”
作者引用了31年前《中国青年报》一篇点名道姓批评商业部部长王磊的文章，作为正面典型，然后感叹，现在“大道新闻不充分，小道消息才有市场；公开批评的渠道不流畅，民间积怨会埋得更深、变得更危险”，更表达期望：“直面群众批评，也须从公开信息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