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重大历史“看点”与个案
中国与欧洲的关系看起来是“经贸主导政治”那样的单纯。但是，在现实中，欧洲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暨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其因素与作用是非凡的。总括来看，晚清洋务时的技术引进以及中俄新疆战争时左宗棠对欧武器采购，乃至于上帝教系统被批准进入而带来的知识结构的更新，均是重大历史“看点”。
关于含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在内的上帝教系统的标志性作用[见图一]，我们能从邓小平的改革策略上看得出。允许上帝教体系（这里指前两者）在中国取得合法登记身份，是邓小平改革初期的一个重大开放策略，尽管现在合法登记的教会基本上官僚机构化。
图一：天主堂里的祷告者。（本文作者摄于2011年6月26日，礼拜日。）
在个案上，郭嵩焘出使英国（并兼驻法大使）的“日记事件”，其真实的历史影响绝不亚于洋务运动，尽管它比之整个洋务运动是微观历史。因为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大力称赞英国的民主政治，称之（今译）：“英国国家之所以国本牢固，国运长久，全在于议院有维持国家大政方针的义务也即道德责任。他们设立市长管理人民，也是为了顺从人民的心愿。国家或盛或衰，立国千余年终不灭亡，而人才与学问两大国家要务也传绵不绝，所以人才与学问皆为国家的维系之力。反观我中国，从秦汉以来，两千多年，正好采用了与英国相反的政治制度，并且能够明白两者区别的人几乎没有。”[1]
一、外交公文的权臣密奏“背景”
郭的日记不是私人述怀，而是按当时外交操作程序而写的官方报告，相当于现在被维基解密所盯准的“外交密电”。在当时，要印成公文集子分发官僚体系，并由此引发了国内强烈的反对，以至于郭嵩焘主动辞职了结该场风波。在这个微观历史“看点”上，我们也可一见传说中阴险、歹毒的慈禧有她人性的一面，经过代郭而任英法两使的曾纪泽传话：对无奈辞职（1879）的郭说：“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2]
晚清，乃至其灭亡前期，体制内开明人士或因外交事务而省悟或内政腐败之压迫，在今天“宏大叙事”历史视角之外，仍存在富于启迪意义的“向欧洲学习”的微观历史细节。较有分析意义的，一个早于郭嵩焘“日记事件”而发生在1874年——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部际委员会，外交部的初级形式）大臣文祥密奏放弃中国特殊论。另一个是晚于郭嵩焘“日记事件”的贵州巡抚林绍年实行宪政政治的改革建议，事在1904年。简单地说，从1874年权重大臣文祥密奏“效欧”，到1879年郭嵩焘因主张“学英”而致辞职，再至1904年林绍年建议宪政，三十年，体制内开明人士从未停止思考。或言之，追求“普世价值”的自然向往时有所现。
文祥提交密奏的时机是咸丰皇帝死、光绪皇帝继位的咸丰十三（公元1874）年冬天。此时文祥身体多病，自知不久于人世，因此急切又不失条理地向新皇帝（实际上是慈禧太后）提出政治改革建议。他的基本论点是：大清帝国政治落后，外国人可利用的“间”即打击机会太多，因此，大清帝国总处于战和两不利的弱势地位；国内政治体制落后，百姓与皇权离心，国家治理效率太低，也是外国人欺负大清帝国的重要原因。他在密奏中说：“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众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兴废成败亦以此。倘其国一切政治皆与民情相背，则各国始逞所欲为，取之恐后矣。”[3]
在这段话中，他把西方政治的议政机制与中国政治经典《尚书•洪范》进行了对比，即国家决策程序中的“谋及卿士”与“谋及庶众”均是《尚书•洪范》给定的宪法资源。给西方议政机制指出本土化路径是文祥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且他为了增加说服力，还告诫最高当权者：一旦政治违背民意，各国也会借机欺负该国当局。显然，这不只是对西方国际史的抽象，也是对大清帝国过去战和两不利病根的总追寻。为了说明其论不孤，文祥引用了咸丰时期曾任户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的著名学者王茂荫（1798-1865）在咸丰六年的奏论，即：“谓海外诸国日起争雄，自人视之，虽有中外之分，自天视之，殆无彼此之意。”引用王茂荫的论述增加了内政与外交的关联性，也等于劝诫最高当权者一定要放弃“中国特殊论”的陈旧思维，把自己视为世界格局中的普通一员，虚心进行适应时代的政治改革。
二、文化宿命或政治密码
文祥的密奏虽然未在当时公布，但是《清史稿》本传选入此文则足见其影响力之深，甚至可以推知它对体制外的革命者也颇有影响。革命者的目标乃是建立宪政国家。
没有相关史料证明慈禧对该奏的态度，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出文祥是深得慈禧信任的。光绪三年（1876），文祥去世，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表扬文祥，称其“清正持躬，精详谋国，忠纯亮直，诚恳公明，为国家股肱心膂之臣”。同时赠给太傅荣衔，予以骑都尉世职，谥号文忠。
按当时的国内政治环境看，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知性严重不足之限制，实行本土化宪政即“谋及卿士”与“谋及庶众”同时进行，可谓困难重重。另一方面，文祥以59（虚）岁年龄早死，不能不说是“天亡大清”的一个宿命信号。此后的岁月里，经过甲午海战之大败、戊戌变法之流产、庚子国难之重辱，体制内又有一位高官提出了宪政要求。不过，《清史稿•林绍年传》对此记载很简略，远无文祥传引文之详尽。林传有云：“绍年默察大势，非立宪不足以救亡，请预定政体以系人心，不报。”[4]
林绍年以贵州巡抚之职奏请立宪即预定政体的事情发生在光绪三十年（1904）。第二年，他到广西任巡抚，转过年来进京任职，“以侍郎充军机大臣、兼署邮传部尚书，授度支部侍郎”。其政改建议只是以“不报”处理，即最高统治者慈禧不采纳他的建议，但他并未遭受或明或暗的政治处分，一直宣统时代，他还是朝中高官，先是职任民政部侍郎，后又任弼德院顾问大臣。
林绍年的立宪建议未得采纳与实行，但他还是努力地进行技术化改革。比如，在度支部侍郎职位上出任河南巡抚后，他建议不再实行县丞及以下级别的低级官员易地做官的管理办法，因为那些小官不仅要在异地负担大量个人开销，而且人地两生而无办公效率。此项改革建议被朝廷采纳，大大减缓了低层官吏的政治与经济压力。
三、有积极取向的“新克宫之学”
非民主政治的封闭性即其故意制造与民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其本质特征。因此，不仅这个体系的政治话语（如红头文件）自身言明它需要“深刻领会”，而且，其历史比较性往往被现实的变革者所忽略。比方说，今天中国政治生活中普世价值观遭围攻，无非是郭嵩焘“日记事件”的微观历史重复与放大，而政治改革裹足不前，无非是文祥密奏与林绍年宪政建议之遭遇的重复。[5]
有作为的政治家也必须采用“克里姆林宫学”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政治安全，这就是温家宝访欧时“反对人权课”[6]的真实原因。在这个真实原因之外，逻辑地回溯历史，至少说明温家宝仍然在文祥与林绍年的“历史镜像”中奋力挣扎。比之卡梅伦的外交辞令，温更有婉转表态之意：
（一）卡梅伦说：“双方能够谈论民主，是我们关系牢靠的一个迹象。”[7]
（二）温家宝说，未来的中国将更加民主。“但他要求英国和西方不要对中国说教”，《印度时报》的相关报道如是说。
温家宝挣扎于“历史镜像”更局限于国内政治现实，他是在给“克里姆林宫学”做相应的延伸。所谓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可简称“克宫之学”），按《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的解释，是指“依据间接和暗示材料去分析苏联政治情况的破译术”[8]。它有两项经典性的内容：其一，要理解苏联国内正在发生的情况，不仅要有读懂白纸黑字的书面材料的能力，而且要有弄清字里行间微言大义的本领[9]；其二，各个领域的政策争议通常是借助伊索寓言式的语言或是一种晦涩难懂、暗码式的术语学来展开的，其目的就是要将意见交锋限制在发起者的范围内[10]。
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改革之艰难，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前苏联制度的复制之完整、依赖之深重。不过，温家宝关乎未来的“更加民主”的预期，是有积极取向的，可视为改进型的克宫之学。之所以出现改进型的克宫之学，比照历史条件，一方面有外交层面的现实压力即国际战略格局当中复杂的利益博弈，比如中欧共同看好的经贸关系解决不了因人权观念冲突而形成的武器禁运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内政的治理确实无法与其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相匹配，不仅胡锦涛在中共九十年党庆时要他的党员们面对“脱离群众”等四大危险，而且体制内的反腐学者并官控媒体也不再讳言“社会动荡，天下大乱”[11]。
在如此警示之外，克宫之学依然在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底层社会实际上处于新闻贱民状态。公众化的政治讨论对底层社会仍然是昂贵的新闻奢侈品，他们更多地被金字塔式的宣传低端机构左右所谓的见解。那些宣传机构是典型的谎言车间[见图二]。
图二：耗资巨大的光电大厦。（本文作者摄于2010年9月20日，一个县级城市的广电大厦外观。）
小结：战略影响的互相性
仍以温家宝最近的欧洲之行为例。尽管此行并未解决人权状况与武器禁运那样深层的战略问题，但中欧借助经贸升温而致的战略互动还是显现出来。短期看来，确如中国“新克宫之学”所表达的那样——温家宝再给欧洲带去信心[12]。
与此同时，欧洲并未选择四十年前（至今仍坚持的）基辛格式策略，即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或曰不将人权问题列入战略互动程序。尤其是，网络安全与网络自由在武器禁运政策之外，又成为一大战略关注点。或言之，它将是武器禁运政策解除之后的重要替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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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2] 有关历史细节均根据晚清与民初的笔记历史整理而成，具体可见綦彦臣著《宿醉的王朝：1860-1889晚清三十年》P110-111（九洲出版社，2008，北京）。《清史稿•郭嵩焘传》（中华书局，1977，第一二四七三至一二四七五页）未记“日记事件”的详细经过，而正是通过大量笔记历史的记载，才反映了事件的思想性影响。当然，就郭本人在纪实之外的世事评判而论，仍然较为传统，如其本传载其比较宋清政治而云：“宋以来大夫好名，致误人家国事。讬攘外美名，图不次峻擢；洎事任属，变故兴，迁就仓皇，周章失措。生心害政，斯莫为甚！”
[3]参见《清史稿•文祥传》，版本同上指郭传，第一一六九一页。
[4]《清史稿•林绍年传》，第一二三九0页。作为强劲的反腐败斗士，林绍年先是因支持御史赵启霖弹劾使用性贿赂手段得官的黑龙江巡抚段贵芝，而与掌权亦牵染此案的庆亲王奕劻闹反，退出军机处而出任河南巡抚。而后，在河南巡抚任上，他两次上疏，处分了百余名有经济问题或行政低效的官员。
[5]对于这个状况，我曾有对联讽刺。上联曰“温说温说温又说政治改革”；下联曰“胡讲胡讲胡再讲腐败亡党”；横批曰“真假难辨”。发在网易微博上，很快遭“私信”（即管理员删除）回复。有趣的是，发在博客（www.sihoen.blog.163.com）的随便说栏目却得保留。
[6]参见英国《泰晤士报》网站6月27日报道：“中国对英国说，不要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说教”；新华社《参考消息》6月29日译介，改编题目为：温总理坚决回应西方“人权课”。这个题目下，还有英国《每日邮报》、印度《印度时报》网站、英国广播公司的相关报道。
[7]同[6]，主引。
[8]、[9]&[10]参见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中译本P333，该条目。中译本，邓正来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11]参见李永忠（反腐学者）文章：“走出反腐困境亟需党内权力约束制衡”，载于《南风窗》杂志2011年第14期（P37-40）。
[12]此为《参考消息》6月27日综合德国之声电台网站、彭博社布达佩斯电、美联社布达佩斯电、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法新社伦敦电、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六种消息来源，而改编的题目。其副题是：英报称欧元区获得“一条生命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