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傍晚时分，驻守武昌的新军革命党人因惧于满清政府将对新军中的革命党大开杀戒的谣言，揭竿而起，炮轰湖广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澂，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仓惶弃城逃走，革命党人光复武昌。
谁也没有料到的是，武昌枪声竟撞响了满清王朝的丧钟。从辛亥年八月十九日首义至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时间仅126天，一个存在了二百多年的王朝就此轰然倒下，速度之快不仅令国人意想不到，也使当时的西方各国甚感惊异。当时法国驻日本大使就表示从未看到过这么样的例子，一个庞大的帝国竟然在几个礼拜的时间结束了自己。而国内媒体更是惊呼：自汉唐以来，亡天下未有若斯之速也。
其实，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清廷早已方寸大乱，在京的王公大臣顾不上捍卫祖业而是选择立即出逃。王锡彤在其《辛亥纪事》中描绘到：京中闻鄂讯，大惊扰，京官眷属出京者途为之塞。京汉车上拥挤甚，妇孺尤多。远隔三千里而逃难者已如此之多，群众心理皆知清之必亡矣。有人更是统计当时京官逃避天津日以千计。首义后的第五天，清内阁致电各省都抚说：现在革党肇乱，谣诼四起，最足摇惑人心，希每日发一电，只用一安字已足，籍慰悬系。
而身居北京的英国公使朱尔典也有文字对清廷当时的表现进行了记载：今则谕旨如川流之不息，混乱异常，且常自相矛盾，朝廷对人民愈加信服，人民则对于其言愈加冷淡。（《辛亥革命》第八册）因此，满清的覆亡之速虽让人略感意外，但却完全在情理之中。
抢占天时的革命党：从1644年满洲十万铁骑入关到1911年武昌首义之时，满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已有267年，这一落后的游牧民族建立的少数政权在1840年后不断遭遇西方世界的沉重打击，很快面临崩溃。1851年洪秀权用近乎妖邪的说教差点使清王朝灭亡，此后，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开始成为大多数反清志士的选项。
孙文从1894年起就打起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但直至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前，孙文在政治上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他从1895年10月广州起义失败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16年时间在中国土地上居留的时间总共只有9天。他对清末民初中国历史的影响远没有以后国、共两党吹嘘的那么深远。他之所以被称为”国父”，实在是国民党为了一党之私的政治需要大肆宣传的结果。
革命党与武昌首义
革命党的真正兴起开始于黄兴、宋教仁等人领导的华兴会。1904年10月，成立不到一年的华兴会企图在湘鄂两省起事，一举推翻清王朝，事败后，黄兴、宋教仁等人亡命日本。这群深受经世致用儒家学说影响的湖南人，在日本又马不停蹄的组建了当时革命党的全国性组织中国同盟会。虽然孙文在日本人的策划下被推为盟主，但在最初的70多位会员中，属于孙文一派的充其量只有7人，不足全数的十分之一。而湘、鄂两省就有近40人，超过半数，这些人中绝大多数又是华兴会成员，黄兴则是华兴会的主要领袖。
同盟会的成立算是革命党把影响力扩张到了全国的范围。但从一开始革命党就没有把底层民众列入自己反清动员的名单之内，或者说，革命党人基本上没有进行过社会动员。他们开始是借助会党的力量起事，孙文如此，黄兴也是如此。新军兴起后，他们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策反新军士兵上面。因此，当清廷于1908年8月宣布预备立宪，1909年各地建立谘议局，立宪派势力形成全国影响后，革命党声势立刻被日益高涨的立宪改良声浪所掩盖。1911年农历3月29日，同盟会集全党之力发动广州起义，结果以陈尸72具的败局告终。此役过后，孙、黄士气顿挫，孙文再次匿迹海外，黄兴也整日闭门不出。
好在早已与孙文分道扬镳的宋教仁一直不屑于孙文只在自己老家广东一隅折腾的搞法。1911年7月，宋教仁另立旗号，建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着手在长江流域发展势力，伺机举义，宋教仁把反清起义的中心定在湖北的武昌和江苏的南京。
在黄兴、宋教仁亡命日本之前，华兴会就着手在湖北新军中做策反工作。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科学补习所的组织，这个机构与科学没有任何关系，它不停地把有反清倾向的青年人拉进革命党里，然后又送进湖北新军中。这一工作并没有因为黄兴、宋教仁的逃亡而停止下来，几年过后，清王朝精心组建的新军第八镇，绝大部分的士兵不是誓死效忠朝廷的军人而成了欲置清王朝于死地的革命党。
正当革命党的领袖们与清王朝作了无数次蚂蚁与大象般搏斗遍体鳞伤，垂头丧气之际，辛亥年8月19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给了他们一个意外之喜。
据有关宋教仁轶闻记述，武昌起义前，宋教仁还卧病在床，当他听到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党人于10月9日被杀的消息时，不禁肝肠寸断，连呼”完了！””完了！”，而到第二天接到革命党举义并已克复武昌的消息，竟喜得从床上一跃而起，病也霍然而愈。
比宋教仁还兴奋的是黄兴。武昌枪响后，宋教仁虽然因自己不听谭人凤之言早日赶赴武昌领导起义错过历史机遇深感遗憾，但此时，宋教仁却没有头脑发热。他认为当下的重点应在南京举义响应武昌，以避免武昌陷于孤立。他力劝黄兴立即前往南京，掌握新军第九镇，以图掌控东南半壁。但黄兴却执意前往武昌，并强行拉上宋教仁与自己一同前往。10月28日，武昌起义后18天，黄兴与宋教仁来到武昌。黄兴前往武昌客观上带来三个后果：一、让岌岌可危的武昌抗击清军的形势暂时稳定下来，并使湖南出兵支援武昌，武昌的坚持又为更多的省份加入反清行列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时间。二、袁世凯对武昌民军一直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他的目的是要观察全国对民军和清廷的态度。在战事进行不久，他就派湖北襄阳人刘承恩为信使，试探黎元洪的态度。由于黎并非自己主动站出来反清，这时的他头脑里并没有十分清晰的政治计划。所以他给袁世凯的回信使袁世凯产生黎元洪有就抚之意。袁世凯在给清海军统制萨镇冰的电文中，有：”黎元洪有就抚之意，前请舰攻某地，姑缓谋之。”之语。而黄兴到武昌后，却在11月9日给袁世凯回了一封态度鲜明的书信。他在信中说：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黄兴明确提出只要袁世凯能加入反清行列，并对清廷反戈一击，那么清王朝倾覆之后，当拥立袁世凯为民国首任总统，黄兴的态度为以后南北和谈开启创造了先机。三、黄兴在武昌抗击清军以失败退出，导致他在全国民军中声望巨损，这也使他在被推举为临时中央政府大元帅时心存犹豫，并促使他下决心力挺刚回国的孙文领导政府，这就直接成就了孙文成为临时中央政府第一任总统，从而使孙文这个手拿外籍户口的投机者在民国肇造之时迅即获得巨大声誉，孙文的迅速崛起又为民国以后坎坷的命运埋下巨大隐患。
而宋教仁显然是革命党中最有远见且最具建设能力的领袖。来武昌后，面对这个脐带都还没剪掉的新生政权，宋教仁立即着手为它规划未来。首先他向已经独立或正在独立的各省发出组织全国会议团的通告，明确提出建立一个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政权的设想：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卒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即莅沪集议。（《宋教仁集》427页）其后他又与汤化龙一道制订出了具有宪法性质的《鄂州临时约法》，在这部约法里，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制度得以初步确立。而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又以此为蓝本，颁布了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临时约法，致使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体制成为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
武昌首义之时，湖北革命军就指出革命旨在排满而不排外，并声言保护在华外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这让西方各国自武昌枪响后始终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欧美各报开始称赞中国革命领袖在革命之初就能注意不侵犯外人商务及生命财产，各国舆论都表示对中国革命极表同情，并力劝本国政府严守中立。伦敦泰晤士报就说：各国均有自救之权利，毋需他国干预。英国每日邮报：革党当得英人同情深望成功，且言假使列强协助不良政府使其人民经历惨遇，反致兵连祸给，乘间窃发，以夺中国土地，一旦中国强盛反伤感情。苏格兰报：欧洲人当协助中国使之脱离专制政体，方为人道且可冀世界渐进平和均势之局。这样的言论当然完全站在了革命党一方。
而日本所有报纸则天天攻击德国积极帮助清廷：有德国军官若干曾于九江受伤，兵工厂一役，德国战舰曾给（清军）军火子弹。如此等等。
显然，各国舆论对革命党首义的同情，使西方各国政府很快把南方民军视为交战团体而严守中立，这从客观上促使反清烈火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蔓延开来。
革命党的幸运在于，武昌首义后，随即在湖南由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也获成功。而在武昌局势最为危急的关头，在宋教仁协调下的江浙联军又一举攻下东南重镇南京，短短一个月时间里，东南半壁已大多落入民军之手，这就更加巩固了在运动之初革命党人的发言权和领导地位。随后革命党即于1912元旦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民国是一个确立了三权分立政治制度的宪政民主政权，它的政府组成人员也几乎是清一色的革命党。在与其他势力的赛跑中，革命党无疑占尽先机。
坐拥地利的袁世凯
武昌起义后，清廷派陆军大臣荫昌统帅新军驰援武汉。但新军中除了禁卫军，吉林之三十二镇，黑龙江之协成旅外，其余军队都是袁世凯的旧部。这些军队虽表面受荫昌节制，但却出工不出力，他们一直徘徊在孝感与信阳之间无法前进。情不得已之下，荫昌乃奏请袁世凯出山以督率开往湖北的新军。
10月19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湖北总督，谕令所有鄂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袁世凯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着袁世凯会同调遣。
这时的袁世凯已在自己的老家河南漳德洹上村之洹河上垂钓三年。袁世凯名为赋闲，实则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但他又怕刺激当时的摄政王、光绪皇帝的弟弟载沣，引来杀身之祸。因此他经常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手持钓竿，在洹河之上，故作悠然自得之状。
晚清七十年里，自洪杨变乱，曾国藩崛起，中国局势为之一变。变乱之前，只有皇家的军队，名义上也即国家的军队，而从无私人武装。特别是满清王朝，变乱之前是不可能让汉人独自带领军队的。但曾国藩督率的湘军实质上就是一支私人武装。几十万大军，从高级将领到最底层的士兵，只知效忠曾国藩一人。曾国藩的湘军模式深深影响了以后一百多年的中国政局，以致今日中国军队仍为一支私人武装，而毫无国家化的迹象。从曾国藩的湘军始，后有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北洋军，蒋介石的黄埔军，毛泽东的井冈军。这些人一代一代，凭借手中的枪杆子，成为中国大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有的甚至成为一代独裁者。
光绪二十九年，清廷设立练兵处，主持全国常备军编练事宜，由庆亲王奕匡主持，实际负责此事的却是直隶总督袁世凯。自天津小站编练北洋新军起，袁世凯就逐渐把当时这支全国最精锐的军队打造成了地地道道的袁家军。到光绪三十二年，北洋六镇次第成立，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全国共有二十六镇，其中大部分属袁世凯旧部。
为防止袁世凯势力过于膨胀，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已是垂暮之年的慈禧将袁世凯调任机军大臣。但此时袁世凯羽翼已丰，放眼大清已无人可以匹敌。宣统继位后，载沣摄政，他虽然懦弱无能，没有政治头脑，但他却把戊戌政变光绪皇帝遭囚禁的旧恨记在袁世凯头上，加之此时的袁世凯位高权重，载沣有意将他杀掉，只是顾忌此举有可能动摇大清国本才不得不作罢，但他仍下令着袁世凯开缺回籍。回到洹上村的三年里，袁世凯并没有消停过。不仅清廷贵胄、权臣如奕匡、徐世昌、那桐等人经常与他互通声气，就是当时声振全国的立宪派领袖也把他当作挽救国家危亡的不二人选。
1911年6月6日，张謇决定访袁。当天，张謇自汉口起程北上京师的同时致电袁世凯：”别几一世矣，来晚诣公，请勿他出”。途中，张謇于次日傍晚车抵河南彰德洹上村访袁，并与之长谈。他俩自山东军营一别，已有27年没有见面了，会谈一直至午夜方结束，张謇谢绝了袁氏留宿的好意而回车住宿。尽管是子夜时分，但张謇仍余兴未了，提笔在日记中写下了对袁氏的好感：”道故论时，觉其意度视二十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其论淮水事，谓不自治则人将以是为问罪之词。又云此等事，乃国家应做之事，不当问有利无利，人民能安业，即国家之利。尤令人心目一开”。
张謇此行的随从人员刘厚生曾这样评价这次的两人会晤：”张謇不过是一个书生，并没有多大势力。袁世凯是一个罢斥的官吏，亦无实在权柄，怎样两人一夕之谈，竟能决定清廷之命运呢？事实是如此，张謇本身并无势力，而当时咨议局议员，的确是各省社会的优秀分子，的确能有领导当时一般社会的能力，而张謇的声望，又足以领导各省咨议局。世凯虽然身居彰德，其蓄养的政客甚多，岂有不知近情？而至于袁世凯呢，自身有一手训练的精兵十余万人。旧时代的军队，一向属于个人，而不是属于国家的。世凯虽在彰德，仍有猛虎在山之势，亦为张謇所十分明了。当謇初晤世凯时，世凯对张謇的来意不明，谈吐之间，一昧闪避，专打官话。后来见謇坦白的态度，诚恳的语言，已完全明了謇的本心，不由得不把自己的意见略略吐露。世凯于送张謇出门时，很恳切地对张謇说：’有朝一天，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刘厚生：《张謇传记》181页）
后来国、共的所谓史家都称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其实他们掩盖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1911年的中国，影响最大，实力最强、唯一能使中国走向稳定的人物只有袁世凯。
袁世凯与张謇合作的时机因武昌枪响而到来。但此时的袁世凯并没有理睬清廷要他马上出山镇压南方民军的谕令。这时候他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与张謇的洹上之盟，但一生做事谨慎的袁世凯需要时间看清时局。在武昌首义之前，袁世凯忍气吞声，或许只为做一个曹操式的人物，但这之后，他的脑袋里未必没有出现过取清廷而代之的大胆想法。袁世凯不是李鸿章，更不是曾国藩，事易时移，时代把他推向了历史舞台的最前端。
10月27日，清廷不得不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袁世凯调遣。面对危急万分的时局，清王朝无奈之下只得将自己的命运放到袁世凯手中。而在此之前，袁早已派人向湖北民军传递出与清廷意愿完全相反的信息：袁世凯可与革命党合作。
很久以后有野史对袁世凯与南方民军的交战进行了非常有趣的描述。袁世凯的部下冯国璋对袁的用兵之道大感不解，1911年11月1日，冯国璋率部攻陷汉口，立功心切的冯国璋正欲一举拿下武昌，却突然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袁世凯对冯国璋大谈了一番拔树理论，他说满清王朝正如一棵枝繁叶茂、盘根错节的大树，硬拔肯定不行，只能对其左右摇晃，使其根系松动。
袁世凯的拔树做法果然收到奇效。从10月16日起，张謇、刘廷琛、世续等人不断上疏攻击亲贵内阁，而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更是要求清廷立即成立责任内阁，他在电文中说：内阁一日不成立，即内乱一日不平息。在巨大的压力下，11月1日，亲贵内阁解散，袁世凯被授为内阁总理大臣。
11月13日，袁世凯到达北京，清王朝谕令京畿各镇及各路军队，并姜桂题所部均归节制，这样大清军队全部落入袁世凯手中。此时的袁世凯思路明晰，步伐紧凑。11月22日，袁世凯奏请暂停入对奏事各事项，其办法规定：除照内阁官制召见国务大臣外，其余召见官员均暂停止。各部例行及属于大臣专行事件，毋须上奏。这样，袁世凯就改变了清王朝260多年来任何命令都以上谕行之的传统制度，剥夺了清朝皇帝直接过问国事的权力。而对袁世凯的这一办法，清廷的上谕是：内阁总理大臣面奏关于入对奏事暂停事项，开单呈览，着依议。对满清王朝而言，此举无异是向袁世凯举手投降。
对于清廷起用袁世凯，当时西方各国舆论均持欢迎态度。上谕一出，汉口一家由德国人办的日报就评论道：袁世凯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在这个国家碰到空前困难的时期，如果还有人能够出来挽回局势，我们相信，也只有袁世凯了。（《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363页）德国公使哈豪森在致本国政府的电报中提出：袁世凯必须得到支持，因为只有他是稳定的保障。英国政府的态度则是：我们一向对于袁世凯极为尊敬，并怀有非常友好的情感。我们愿意在中国看到一个十分坚强的政府，它能公平地处理对外关系，维持国内秩序。（《英国革命蓝皮书》1912年40页）12月16日，日本在一份递交俄国的备忘录中说：根据日本政府的意见，适应中国现状的最好办法，是建立一个名义上由清廷统治，而实际上由汉人管理的政权。（《辛亥革命史》前揭书 241页）
当南方民军还在与清军进行拉锯战时，袁世凯已迅速控制中国北方，并将满清王朝的最高权力掌握到自己的手中。面对武昌首义后瞬息万变的国内局势，袁世凯挟持清室，坐拥京城，手握重兵，取得了无人能及的地利之势。
博得人和的立宪派
1911年10月10日晚，坐在从汉口沿江而下的轮船上的立宪派领袖张謇看到武昌方向火光冲天，”横亘数十丈不已”。到了安庆，他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一直致力于立宪政治的张謇认为武昌事件正好可以用来向朝廷施压。因此，10月16日，他就代山东巡抚孙宝崎，江苏巡抚程德全草拟了一份奏请朝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的奏折，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求清廷解散皇族内阁，实行真正的宪政。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远远超出张謇的想象。这个满清王朝的状元，致力宪政运动近十年的立宪派全国领袖，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不得不转变观念。11月13日，他与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人一起发出赞成共和的电文，并拒绝就任清廷新内阁大臣职务，在辞职的电文中有这样的内容：与其殓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之中。
在时代潮流的巨大熔炉里，不到一个月时间，张謇完成了自己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宪政的立场转换。
而立宪派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梁启超此时仍身在海外。对于新军的武昌首义，梁启超不可能无动于衷。11月8日，他在给徐君勉的信中就说道：夫痛恨满人之心，吾辈又岂让革党？而无如此附骨之疽，骤去之而身且不保，故不能不暂借为过渡，但使立宪实行，政权全归国会，则皇帝不过坐支乾修之废物耳。国势既定，存之废之，无关大计，岂虑其长能为虐哉？吾党所坚持立宪主义者，凡以此也。……
今兹武汉之乱，为祸为福，盖未可知，吾党实欲乘此而建奇功焉。梁启超所谓奇功，指的就是他一直主张的在中国建立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政治。
武昌首义后，为了实现自己为之奋斗了十几年的政治梦想，11月16日，梁启超乘坐日轮天草丸冒险从日本回到国内。他本欲联合手握重兵的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等人，挟持清室，实行宪政。他在致徐君勉的信中曾透露了自己的企图：今日所欲办之事，则一面勒禁卫军驻宫门，以备非常，即逐庆、泽，而涛自为总理，杀盛（指盛宣怀）以快天下之心，即日开国会。当选举未集时，暂以资政院、谘议局全数议员充国会议员，同时下罪己诏，停止讨伐军，极言今日时势不容内争……政府一面仍下诏废八旗，皇帝自改汉姓，满人一切赐姓，以消除怨毒……若果能办到，则缘由武汉一逼，而国会得有实权，完全宪政从此成立，未始非因祸得福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61页）
然而国内一行，梁启超根本没有得到实现上述政治理想的任何机会。此时的国内，已没有几个人赞同他的君主立宪主张。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中，梁启超把自己的愤慨之情全部发泄了出来：呜呼！吾中国大不幸，乃三百年间戴异族为君主，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今此事，殆成绝望，贻我国民以此极难解决之一问题也。
梁启超一直认为，美、法这样的民主共和制不适宜于中国。要想使中国长治久安，最好的办法是效仿英国人，实行虚君共和。而要顺利实施这一体制，又以让现皇统虚存代价最小，最易于操作。
但现政权却久施暴政，失信于民，使梁启超为中国未来设计的虚君共和制度根本无法实施。因此，他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中感慨到：夫国家之建设组织，必以民众意向为归，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呜呼！以万国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谁之罪也？是真可为长太息也。（《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四四至四五页）
1901年6月，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一文，从那时开始，他就为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政治鼓与呼。梁启超的立宪主张在190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立宪派的政治势力也一步步成长起来。到1906年，清廷终于下诏在全国仿行宪政。
从1906年起，立宪团体纷纷成立，立宪派的领袖人物也纷纷由幕后走向前台。到1909年，借助各地谘议局的合法地位，立宪派人士完成了自己形式上与实质上的全面结合。
立宪派得到民众广泛认可与支持来自于两次全国性的维权运动。一次是政治维权的国会请愿，一次是经济维权的保路运动。
国会请愿运动共有三次：自1910年1月至1911年1月。当时，立宪派人士不仅自己要求朝廷速开国会，还在全国范围里公开征求民众签名支持。据相关资料显示，第一次的签名者有20万人，第二次超过30万人，而第三次组织者计划发动2500万人以上签名，其后签名者虽没有达到预定目标，但较前两次人数却大大增加。不仅如此，在第三次请愿中，立宪派还组织民众走上街头，以表达对朝廷的不满，人数最多的省份参加的民众有上万人，这大大提高了立宪派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当时倾向立宪的报纸也加入到国会请愿运动之中。运动其间《时报》就以时评方式进行宣传：去岁属鸡，有高唱一声，唤醒国魂之象。今岁属犬，有猛厉无前，奋击直追之势。故今年之国民当为奋励之国民，对于专制之政府，对于野蛮之官场，种种以奋励手腕对付之。呜呼！愿我国民勿垂尾短气如委巷无家之狗也。
政治上之改革，必非一二人之力所可冀成功。泊夫人人皆引改革政治为己任，则目的之远，不俟终日矣。
1911年6月，清廷宣布铁路国有。这一政策直接涉及湘、鄂、川、粤等多省民众的经济利益，且人数巨大。以川汉铁路所在的四川省为例，四川当时全省共约五千万人，除了极贫不愿入股的千余万人，以及边区山城视铁路无足轻重的二千万人外，其余二千万人均在川汉铁路拥有股权。当清廷宣布铁路国有之后，立宪派的四川领袖蒲殿俊、罗纶、潇湘、邓孝可等人立即发起”和平争路”维权运动。这种维权运动本质上就是群众运动。郭沫若在其《反正前后》一文中记录了罗纶的一次演讲，在他的演讲中，民众的情绪完全被他激发了出来：”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给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他接着便号啕大哭起来，满场便都号啕大哭起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汪。””我们要反对，我们要誓死反对呀！汪汪汪……”。罗纶的演讲带来哭声一片，自然也带出了民众对满清王朝的满腔怒火。我们从武昌首义后短短一个月内就有14个省响应起义不难看到，立宪派发动的维权运动对辛亥革命有着多么巨大的推动力。
立宪派虽然主张君主立宪，但经过与清廷的几次交锋，大多数的立宪派人士已对清王朝深感绝望，有些人甚至产生了用革命的方式推翻这一腐朽政权的想法。因此，1911年的各省独立运动虽然大都由革命党人发起，但谘议局中的立宪党人无不加入这场革命，没有一个省份的立宪派人士与革命党为敌。
在武昌首义后宣布独立的14个省中，有很多省份的都督和民政长都是立宪派人士。如首义的武昌新军在起义的第二天就来到谘议局，并恳请谘议局议长，立宪派领袖汤化龙出任军政府都督。汤化龙因自己不擅军事而向革命党人推荐黎元洪也得到大家的认可。后来汤化龙还出任了军政府的民政长，也即省长一职。据相关资料显示，立宪派人士出任都督与民政长人数超过总数的一半，足见立宪派的人和之势。
武昌首义虽然打响了反对清廷的第一枪，但如果不是袁世凯对清廷心存贰心，有意放纵南方势力的分裂，则不可能出现一个月之内就有14省独立的势态。
袁世凯最初的目的或许只求清廷能够真正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改良，由自己出任掌握实际最高权力的内阁总理大臣。他虽然不是曾国藩，但一手推翻清王朝由自己取而代之的历史骂名袁也不想背在身上。因此当他被载沣以”养疴”为名赶回老家之时，他选择了隐忍不发以静待天时。武昌枪响在袁世凯看来就是他东山再起的绝佳机会。与张謇想法如出一辙的是，张想利用武昌之事向清廷提出建立真正宪政的要求，袁则想利用武昌事件把清廷的最高权力夺取到自己手中。
因此，面对武昌首义，张謇于10月16日就上书朝廷要求解散皇族内阁。而袁世凯此时却运用权谋开始筹划自己的未来。在10月19日清廷起用袁世凯平乱的第一时间里，袁就朝着清王朝目标相反的方向努力。
1911年11月1日，袁世凯来到湖北督师，驻节孝感萧家港。这一天，上谕也到达前线:”袁世凯现授内阁总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同日，奕匡、那桐、徐世昌总协理大臣及载泽、载洵、傅伦、善耆等亲贵大臣均上奏辞职，袁世凯取得了足以控制朝政与指挥军队的权力。而在此之前，他已命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求和。
刘承恩是袁世凯的旧部，又是黎元洪的同乡和朋友，早在袁世凯来鄂之前，他就给黎元洪写过两封信，转达袁”和平了结，早息兵事”之意。对于刘承恩的来信，一向做事稳重的黎元洪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11月1日，也即袁世凯被授内阁总理大臣的当天，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了第三封信，黎仍未回信。袁世凯乃亲自致函黎元洪，表达善意，黎元洪这才复信:”公果能来归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279页）
从袁世凯清未期间对立宪的态度和直隶总督任内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并未象后来国、共所谓史家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阴谋家。在清廷起用他时，他向朝廷提出的六项条件中有四项就是为了缓和当时激烈的社会矛盾：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此次起事之人；四、解除党禁。
1911年11月12日，就在南、北双方激战正酣之际，袁世凯却派出代表同湖北民军议和。袁的代表开门见山地提出：我辈要求改革，无非为达真立宪之目的，今朝廷已宣布实行立宪，且开党禁，是则吾辈之目的已达。
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袁世凯此时只是想以自己为首对现政权进行立宪改良而没有取而代之的想法。
袁之所以改变初衷并非自身的原因而实在是革命党与立宪派两方对他的承诺。先是黎元洪明确提出只要袁世凯对清廷反戈一击，那么民国首任总统非袁莫属，后来黄兴虑及双方大势为尽快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也对袁作出同样的承诺，加上张謇一直在南方各种势力中运动，并保证袁出任民国第一任总统，才使袁世凯下决心逼清室退位。
客观地说，如果没有袁世凯的存在，我们无法预见到1911年的那场革命会走向何方，有何结局。即使革命党中最有远见者如宋教仁当时的想法也是一面长驱北伐，一面对清廷高官实行暗杀行动。我们姑且不论北伐后南北双方的输赢，仅仅因战火蔓延给百姓造成的流离之苦，我们就无法估量。
幸运的是，面对历史抉择，当事三方选择了相互妥协而不是中国传统政治中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党让出了政府，袁世凯则表态赞成民主共和，立宪派放弃了君主制度，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国才得以诞生。对此，英国伦敦每日记事报说：英国深望中国此次革命能一洗腐败政治，得以独立主权组织有秩序之政府与世界各国交好。
英国泰晤士报则对清帝退位和中华民国的诞生给予极高评价：此种惊人之革命竟成为历史上之事，实非能料。大凡革命收功之日，每多杀人流血之事，而支那革命之范围如此其大而最后竟不血一刃告捷，成功历史殆无前例。（《民立报》1912年2月16日）
谁也没有料到的是，武昌枪声竟撞响了满清王朝的丧钟。从辛亥年八月十九日首义至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时间仅126天，一个存在了二百多年的王朝就此轰然倒下，速度之快不仅令国人意想不到，也使当时的西方各国甚感惊异。当时法国驻日本大使就表示从未看到过这么样的例子，一个庞大的帝国竟然在几个礼拜的时间结束了自己。而国内媒体更是惊呼：自汉唐以来，亡天下未有若斯之速也。
其实，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清廷早已方寸大乱，在京的王公大臣顾不上捍卫祖业而是选择立即出逃。王锡彤在其《辛亥纪事》中描绘到：京中闻鄂讯，大惊扰，京官眷属出京者途为之塞。京汉车上拥挤甚，妇孺尤多。远隔三千里而逃难者已如此之多，群众心理皆知清之必亡矣。有人更是统计当时京官逃避天津日以千计。首义后的第五天，清内阁致电各省都抚说：现在革党肇乱，谣诼四起，最足摇惑人心，希每日发一电，只用一安字已足，籍慰悬系。
而身居北京的英国公使朱尔典也有文字对清廷当时的表现进行了记载：今则谕旨如川流之不息，混乱异常，且常自相矛盾，朝廷对人民愈加信服，人民则对于其言愈加冷淡。（《辛亥革命》第八册）因此，满清的覆亡之速虽让人略感意外，但却完全在情理之中。
抢占天时的革命党：从1644年满洲十万铁骑入关到1911年武昌首义之时，满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已有267年，这一落后的游牧民族建立的少数政权在1840年后不断遭遇西方世界的沉重打击，很快面临崩溃。1851年洪秀权用近乎妖邪的说教差点使清王朝灭亡，此后，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开始成为大多数反清志士的选项。
孙文从1894年起就打起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但直至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前，孙文在政治上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他从1895年10月广州起义失败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16年时间在中国土地上居留的时间总共只有9天。他对清末民初中国历史的影响远没有以后国、共两党吹嘘的那么深远。他之所以被称为”国父”，实在是国民党为了一党之私的政治需要大肆宣传的结果。
革命党与武昌首义
革命党的真正兴起开始于黄兴、宋教仁等人领导的华兴会。1904年10月，成立不到一年的华兴会企图在湘鄂两省起事，一举推翻清王朝，事败后，黄兴、宋教仁等人亡命日本。这群深受经世致用儒家学说影响的湖南人，在日本又马不停蹄的组建了当时革命党的全国性组织中国同盟会。虽然孙文在日本人的策划下被推为盟主，但在最初的70多位会员中，属于孙文一派的充其量只有7人，不足全数的十分之一。而湘、鄂两省就有近40人，超过半数，这些人中绝大多数又是华兴会成员，黄兴则是华兴会的主要领袖。
同盟会的成立算是革命党把影响力扩张到了全国的范围。但从一开始革命党就没有把底层民众列入自己反清动员的名单之内，或者说，革命党人基本上没有进行过社会动员。他们开始是借助会党的力量起事，孙文如此，黄兴也是如此。新军兴起后，他们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策反新军士兵上面。因此，当清廷于1908年8月宣布预备立宪，1909年各地建立谘议局，立宪派势力形成全国影响后，革命党声势立刻被日益高涨的立宪改良声浪所掩盖。1911年农历3月29日，同盟会集全党之力发动广州起义，结果以陈尸72具的败局告终。此役过后，孙、黄士气顿挫，孙文再次匿迹海外，黄兴也整日闭门不出。
好在早已与孙文分道扬镳的宋教仁一直不屑于孙文只在自己老家广东一隅折腾的搞法。1911年7月，宋教仁另立旗号，建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着手在长江流域发展势力，伺机举义，宋教仁把反清起义的中心定在湖北的武昌和江苏的南京。
在黄兴、宋教仁亡命日本之前，华兴会就着手在湖北新军中做策反工作。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科学补习所的组织，这个机构与科学没有任何关系，它不停地把有反清倾向的青年人拉进革命党里，然后又送进湖北新军中。这一工作并没有因为黄兴、宋教仁的逃亡而停止下来，几年过后，清王朝精心组建的新军第八镇，绝大部分的士兵不是誓死效忠朝廷的军人而成了欲置清王朝于死地的革命党。
正当革命党的领袖们与清王朝作了无数次蚂蚁与大象般搏斗遍体鳞伤，垂头丧气之际，辛亥年8月19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给了他们一个意外之喜。
据有关宋教仁轶闻记述，武昌起义前，宋教仁还卧病在床，当他听到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党人于10月9日被杀的消息时，不禁肝肠寸断，连呼”完了！””完了！”，而到第二天接到革命党举义并已克复武昌的消息，竟喜得从床上一跃而起，病也霍然而愈。
比宋教仁还兴奋的是黄兴。武昌枪响后，宋教仁虽然因自己不听谭人凤之言早日赶赴武昌领导起义错过历史机遇深感遗憾，但此时，宋教仁却没有头脑发热。他认为当下的重点应在南京举义响应武昌，以避免武昌陷于孤立。他力劝黄兴立即前往南京，掌握新军第九镇，以图掌控东南半壁。但黄兴却执意前往武昌，并强行拉上宋教仁与自己一同前往。10月28日，武昌起义后18天，黄兴与宋教仁来到武昌。黄兴前往武昌客观上带来三个后果：一、让岌岌可危的武昌抗击清军的形势暂时稳定下来，并使湖南出兵支援武昌，武昌的坚持又为更多的省份加入反清行列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时间。二、袁世凯对武昌民军一直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他的目的是要观察全国对民军和清廷的态度。在战事进行不久，他就派湖北襄阳人刘承恩为信使，试探黎元洪的态度。由于黎并非自己主动站出来反清，这时的他头脑里并没有十分清晰的政治计划。所以他给袁世凯的回信使袁世凯产生黎元洪有就抚之意。袁世凯在给清海军统制萨镇冰的电文中，有：”黎元洪有就抚之意，前请舰攻某地，姑缓谋之。”之语。而黄兴到武昌后，却在11月9日给袁世凯回了一封态度鲜明的书信。他在信中说：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黄兴明确提出只要袁世凯能加入反清行列，并对清廷反戈一击，那么清王朝倾覆之后，当拥立袁世凯为民国首任总统，黄兴的态度为以后南北和谈开启创造了先机。三、黄兴在武昌抗击清军以失败退出，导致他在全国民军中声望巨损，这也使他在被推举为临时中央政府大元帅时心存犹豫，并促使他下决心力挺刚回国的孙文领导政府，这就直接成就了孙文成为临时中央政府第一任总统，从而使孙文这个手拿外籍户口的投机者在民国肇造之时迅即获得巨大声誉，孙文的迅速崛起又为民国以后坎坷的命运埋下巨大隐患。
而宋教仁显然是革命党中最有远见且最具建设能力的领袖。来武昌后，面对这个脐带都还没剪掉的新生政权，宋教仁立即着手为它规划未来。首先他向已经独立或正在独立的各省发出组织全国会议团的通告，明确提出建立一个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政权的设想：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卒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即莅沪集议。（《宋教仁集》427页）其后他又与汤化龙一道制订出了具有宪法性质的《鄂州临时约法》，在这部约法里，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制度得以初步确立。而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又以此为蓝本，颁布了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临时约法，致使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体制成为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
武昌首义之时，湖北革命军就指出革命旨在排满而不排外，并声言保护在华外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这让西方各国自武昌枪响后始终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欧美各报开始称赞中国革命领袖在革命之初就能注意不侵犯外人商务及生命财产，各国舆论都表示对中国革命极表同情，并力劝本国政府严守中立。伦敦泰晤士报就说：各国均有自救之权利，毋需他国干预。英国每日邮报：革党当得英人同情深望成功，且言假使列强协助不良政府使其人民经历惨遇，反致兵连祸给，乘间窃发，以夺中国土地，一旦中国强盛反伤感情。苏格兰报：欧洲人当协助中国使之脱离专制政体，方为人道且可冀世界渐进平和均势之局。这样的言论当然完全站在了革命党一方。
而日本所有报纸则天天攻击德国积极帮助清廷：有德国军官若干曾于九江受伤，兵工厂一役，德国战舰曾给（清军）军火子弹。如此等等。
显然，各国舆论对革命党首义的同情，使西方各国政府很快把南方民军视为交战团体而严守中立，这从客观上促使反清烈火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蔓延开来。
革命党的幸运在于，武昌首义后，随即在湖南由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也获成功。而在武昌局势最为危急的关头，在宋教仁协调下的江浙联军又一举攻下东南重镇南京，短短一个月时间里，东南半壁已大多落入民军之手，这就更加巩固了在运动之初革命党人的发言权和领导地位。随后革命党即于1912元旦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民国是一个确立了三权分立政治制度的宪政民主政权，它的政府组成人员也几乎是清一色的革命党。在与其他势力的赛跑中，革命党无疑占尽先机。
坐拥地利的袁世凯
武昌起义后，清廷派陆军大臣荫昌统帅新军驰援武汉。但新军中除了禁卫军，吉林之三十二镇，黑龙江之协成旅外，其余军队都是袁世凯的旧部。这些军队虽表面受荫昌节制，但却出工不出力，他们一直徘徊在孝感与信阳之间无法前进。情不得已之下，荫昌乃奏请袁世凯出山以督率开往湖北的新军。
10月19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湖北总督，谕令所有鄂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袁世凯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着袁世凯会同调遣。
这时的袁世凯已在自己的老家河南漳德洹上村之洹河上垂钓三年。袁世凯名为赋闲，实则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但他又怕刺激当时的摄政王、光绪皇帝的弟弟载沣，引来杀身之祸。因此他经常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手持钓竿，在洹河之上，故作悠然自得之状。
晚清七十年里，自洪杨变乱，曾国藩崛起，中国局势为之一变。变乱之前，只有皇家的军队，名义上也即国家的军队，而从无私人武装。特别是满清王朝，变乱之前是不可能让汉人独自带领军队的。但曾国藩督率的湘军实质上就是一支私人武装。几十万大军，从高级将领到最底层的士兵，只知效忠曾国藩一人。曾国藩的湘军模式深深影响了以后一百多年的中国政局，以致今日中国军队仍为一支私人武装，而毫无国家化的迹象。从曾国藩的湘军始，后有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北洋军，蒋介石的黄埔军，毛泽东的井冈军。这些人一代一代，凭借手中的枪杆子，成为中国大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有的甚至成为一代独裁者。
光绪二十九年，清廷设立练兵处，主持全国常备军编练事宜，由庆亲王奕匡主持，实际负责此事的却是直隶总督袁世凯。自天津小站编练北洋新军起，袁世凯就逐渐把当时这支全国最精锐的军队打造成了地地道道的袁家军。到光绪三十二年，北洋六镇次第成立，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全国共有二十六镇，其中大部分属袁世凯旧部。
为防止袁世凯势力过于膨胀，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已是垂暮之年的慈禧将袁世凯调任机军大臣。但此时袁世凯羽翼已丰，放眼大清已无人可以匹敌。宣统继位后，载沣摄政，他虽然懦弱无能，没有政治头脑，但他却把戊戌政变光绪皇帝遭囚禁的旧恨记在袁世凯头上，加之此时的袁世凯位高权重，载沣有意将他杀掉，只是顾忌此举有可能动摇大清国本才不得不作罢，但他仍下令着袁世凯开缺回籍。回到洹上村的三年里，袁世凯并没有消停过。不仅清廷贵胄、权臣如奕匡、徐世昌、那桐等人经常与他互通声气，就是当时声振全国的立宪派领袖也把他当作挽救国家危亡的不二人选。
1911年6月6日，张謇决定访袁。当天，张謇自汉口起程北上京师的同时致电袁世凯：”别几一世矣，来晚诣公，请勿他出”。途中，张謇于次日傍晚车抵河南彰德洹上村访袁，并与之长谈。他俩自山东军营一别，已有27年没有见面了，会谈一直至午夜方结束，张謇谢绝了袁氏留宿的好意而回车住宿。尽管是子夜时分，但张謇仍余兴未了，提笔在日记中写下了对袁氏的好感：”道故论时，觉其意度视二十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其论淮水事，谓不自治则人将以是为问罪之词。又云此等事，乃国家应做之事，不当问有利无利，人民能安业，即国家之利。尤令人心目一开”。
张謇此行的随从人员刘厚生曾这样评价这次的两人会晤：”张謇不过是一个书生，并没有多大势力。袁世凯是一个罢斥的官吏，亦无实在权柄，怎样两人一夕之谈，竟能决定清廷之命运呢？事实是如此，张謇本身并无势力，而当时咨议局议员，的确是各省社会的优秀分子，的确能有领导当时一般社会的能力，而张謇的声望，又足以领导各省咨议局。世凯虽然身居彰德，其蓄养的政客甚多，岂有不知近情？而至于袁世凯呢，自身有一手训练的精兵十余万人。旧时代的军队，一向属于个人，而不是属于国家的。世凯虽在彰德，仍有猛虎在山之势，亦为张謇所十分明了。当謇初晤世凯时，世凯对张謇的来意不明，谈吐之间，一昧闪避，专打官话。后来见謇坦白的态度，诚恳的语言，已完全明了謇的本心，不由得不把自己的意见略略吐露。世凯于送张謇出门时，很恳切地对张謇说：’有朝一天，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刘厚生：《张謇传记》181页）
后来国、共的所谓史家都称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其实他们掩盖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1911年的中国，影响最大，实力最强、唯一能使中国走向稳定的人物只有袁世凯。
袁世凯与张謇合作的时机因武昌枪响而到来。但此时的袁世凯并没有理睬清廷要他马上出山镇压南方民军的谕令。这时候他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与张謇的洹上之盟，但一生做事谨慎的袁世凯需要时间看清时局。在武昌首义之前，袁世凯忍气吞声，或许只为做一个曹操式的人物，但这之后，他的脑袋里未必没有出现过取清廷而代之的大胆想法。袁世凯不是李鸿章，更不是曾国藩，事易时移，时代把他推向了历史舞台的最前端。
10月27日，清廷不得不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袁世凯调遣。面对危急万分的时局，清王朝无奈之下只得将自己的命运放到袁世凯手中。而在此之前，袁早已派人向湖北民军传递出与清廷意愿完全相反的信息：袁世凯可与革命党合作。
很久以后有野史对袁世凯与南方民军的交战进行了非常有趣的描述。袁世凯的部下冯国璋对袁的用兵之道大感不解，1911年11月1日，冯国璋率部攻陷汉口，立功心切的冯国璋正欲一举拿下武昌，却突然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袁世凯对冯国璋大谈了一番拔树理论，他说满清王朝正如一棵枝繁叶茂、盘根错节的大树，硬拔肯定不行，只能对其左右摇晃，使其根系松动。
袁世凯的拔树做法果然收到奇效。从10月16日起，张謇、刘廷琛、世续等人不断上疏攻击亲贵内阁，而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更是要求清廷立即成立责任内阁，他在电文中说：内阁一日不成立，即内乱一日不平息。在巨大的压力下，11月1日，亲贵内阁解散，袁世凯被授为内阁总理大臣。
11月13日，袁世凯到达北京，清王朝谕令京畿各镇及各路军队，并姜桂题所部均归节制，这样大清军队全部落入袁世凯手中。此时的袁世凯思路明晰，步伐紧凑。11月22日，袁世凯奏请暂停入对奏事各事项，其办法规定：除照内阁官制召见国务大臣外，其余召见官员均暂停止。各部例行及属于大臣专行事件，毋须上奏。这样，袁世凯就改变了清王朝260多年来任何命令都以上谕行之的传统制度，剥夺了清朝皇帝直接过问国事的权力。而对袁世凯的这一办法，清廷的上谕是：内阁总理大臣面奏关于入对奏事暂停事项，开单呈览，着依议。对满清王朝而言，此举无异是向袁世凯举手投降。
对于清廷起用袁世凯，当时西方各国舆论均持欢迎态度。上谕一出，汉口一家由德国人办的日报就评论道：袁世凯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在这个国家碰到空前困难的时期，如果还有人能够出来挽回局势，我们相信，也只有袁世凯了。（《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363页）德国公使哈豪森在致本国政府的电报中提出：袁世凯必须得到支持，因为只有他是稳定的保障。英国政府的态度则是：我们一向对于袁世凯极为尊敬，并怀有非常友好的情感。我们愿意在中国看到一个十分坚强的政府，它能公平地处理对外关系，维持国内秩序。（《英国革命蓝皮书》1912年40页）12月16日，日本在一份递交俄国的备忘录中说：根据日本政府的意见，适应中国现状的最好办法，是建立一个名义上由清廷统治，而实际上由汉人管理的政权。（《辛亥革命史》前揭书 241页）
当南方民军还在与清军进行拉锯战时，袁世凯已迅速控制中国北方，并将满清王朝的最高权力掌握到自己的手中。面对武昌首义后瞬息万变的国内局势，袁世凯挟持清室，坐拥京城，手握重兵，取得了无人能及的地利之势。
博得人和的立宪派
1911年10月10日晚，坐在从汉口沿江而下的轮船上的立宪派领袖张謇看到武昌方向火光冲天，”横亘数十丈不已”。到了安庆，他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一直致力于立宪政治的张謇认为武昌事件正好可以用来向朝廷施压。因此，10月16日，他就代山东巡抚孙宝崎，江苏巡抚程德全草拟了一份奏请朝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的奏折，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求清廷解散皇族内阁，实行真正的宪政。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远远超出张謇的想象。这个满清王朝的状元，致力宪政运动近十年的立宪派全国领袖，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不得不转变观念。11月13日，他与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人一起发出赞成共和的电文，并拒绝就任清廷新内阁大臣职务，在辞职的电文中有这样的内容：与其殓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之中。
在时代潮流的巨大熔炉里，不到一个月时间，张謇完成了自己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宪政的立场转换。
而立宪派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梁启超此时仍身在海外。对于新军的武昌首义，梁启超不可能无动于衷。11月8日，他在给徐君勉的信中就说道：夫痛恨满人之心，吾辈又岂让革党？而无如此附骨之疽，骤去之而身且不保，故不能不暂借为过渡，但使立宪实行，政权全归国会，则皇帝不过坐支乾修之废物耳。国势既定，存之废之，无关大计，岂虑其长能为虐哉？吾党所坚持立宪主义者，凡以此也。……
今兹武汉之乱，为祸为福，盖未可知，吾党实欲乘此而建奇功焉。梁启超所谓奇功，指的就是他一直主张的在中国建立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政治。
武昌首义后，为了实现自己为之奋斗了十几年的政治梦想，11月16日，梁启超乘坐日轮天草丸冒险从日本回到国内。他本欲联合手握重兵的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等人，挟持清室，实行宪政。他在致徐君勉的信中曾透露了自己的企图：今日所欲办之事，则一面勒禁卫军驻宫门，以备非常，即逐庆、泽，而涛自为总理，杀盛（指盛宣怀）以快天下之心，即日开国会。当选举未集时，暂以资政院、谘议局全数议员充国会议员，同时下罪己诏，停止讨伐军，极言今日时势不容内争……政府一面仍下诏废八旗，皇帝自改汉姓，满人一切赐姓，以消除怨毒……若果能办到，则缘由武汉一逼，而国会得有实权，完全宪政从此成立，未始非因祸得福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61页）
然而国内一行，梁启超根本没有得到实现上述政治理想的任何机会。此时的国内，已没有几个人赞同他的君主立宪主张。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中，梁启超把自己的愤慨之情全部发泄了出来：呜呼！吾中国大不幸，乃三百年间戴异族为君主，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今此事，殆成绝望，贻我国民以此极难解决之一问题也。
梁启超一直认为，美、法这样的民主共和制不适宜于中国。要想使中国长治久安，最好的办法是效仿英国人，实行虚君共和。而要顺利实施这一体制，又以让现皇统虚存代价最小，最易于操作。
但现政权却久施暴政，失信于民，使梁启超为中国未来设计的虚君共和制度根本无法实施。因此，他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中感慨到：夫国家之建设组织，必以民众意向为归，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呜呼！以万国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谁之罪也？是真可为长太息也。（《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四四至四五页）
1901年6月，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一文，从那时开始，他就为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政治鼓与呼。梁启超的立宪主张在190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立宪派的政治势力也一步步成长起来。到1906年，清廷终于下诏在全国仿行宪政。
从1906年起，立宪团体纷纷成立，立宪派的领袖人物也纷纷由幕后走向前台。到1909年，借助各地谘议局的合法地位，立宪派人士完成了自己形式上与实质上的全面结合。
立宪派得到民众广泛认可与支持来自于两次全国性的维权运动。一次是政治维权的国会请愿，一次是经济维权的保路运动。
国会请愿运动共有三次：自1910年1月至1911年1月。当时，立宪派人士不仅自己要求朝廷速开国会，还在全国范围里公开征求民众签名支持。据相关资料显示，第一次的签名者有20万人，第二次超过30万人，而第三次组织者计划发动2500万人以上签名，其后签名者虽没有达到预定目标，但较前两次人数却大大增加。不仅如此，在第三次请愿中，立宪派还组织民众走上街头，以表达对朝廷的不满，人数最多的省份参加的民众有上万人，这大大提高了立宪派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当时倾向立宪的报纸也加入到国会请愿运动之中。运动其间《时报》就以时评方式进行宣传：去岁属鸡，有高唱一声，唤醒国魂之象。今岁属犬，有猛厉无前，奋击直追之势。故今年之国民当为奋励之国民，对于专制之政府，对于野蛮之官场，种种以奋励手腕对付之。呜呼！愿我国民勿垂尾短气如委巷无家之狗也。
政治上之改革，必非一二人之力所可冀成功。泊夫人人皆引改革政治为己任，则目的之远，不俟终日矣。
1911年6月，清廷宣布铁路国有。这一政策直接涉及湘、鄂、川、粤等多省民众的经济利益，且人数巨大。以川汉铁路所在的四川省为例，四川当时全省共约五千万人，除了极贫不愿入股的千余万人，以及边区山城视铁路无足轻重的二千万人外，其余二千万人均在川汉铁路拥有股权。当清廷宣布铁路国有之后，立宪派的四川领袖蒲殿俊、罗纶、潇湘、邓孝可等人立即发起”和平争路”维权运动。这种维权运动本质上就是群众运动。郭沫若在其《反正前后》一文中记录了罗纶的一次演讲，在他的演讲中，民众的情绪完全被他激发了出来：”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给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他接着便号啕大哭起来，满场便都号啕大哭起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汪。””我们要反对，我们要誓死反对呀！汪汪汪……”。罗纶的演讲带来哭声一片，自然也带出了民众对满清王朝的满腔怒火。我们从武昌首义后短短一个月内就有14个省响应起义不难看到，立宪派发动的维权运动对辛亥革命有着多么巨大的推动力。
立宪派虽然主张君主立宪，但经过与清廷的几次交锋，大多数的立宪派人士已对清王朝深感绝望，有些人甚至产生了用革命的方式推翻这一腐朽政权的想法。因此，1911年的各省独立运动虽然大都由革命党人发起，但谘议局中的立宪党人无不加入这场革命，没有一个省份的立宪派人士与革命党为敌。
在武昌首义后宣布独立的14个省中，有很多省份的都督和民政长都是立宪派人士。如首义的武昌新军在起义的第二天就来到谘议局，并恳请谘议局议长，立宪派领袖汤化龙出任军政府都督。汤化龙因自己不擅军事而向革命党人推荐黎元洪也得到大家的认可。后来汤化龙还出任了军政府的民政长，也即省长一职。据相关资料显示，立宪派人士出任都督与民政长人数超过总数的一半，足见立宪派的人和之势。
武昌首义虽然打响了反对清廷的第一枪，但如果不是袁世凯对清廷心存贰心，有意放纵南方势力的分裂，则不可能出现一个月之内就有14省独立的势态。
袁世凯最初的目的或许只求清廷能够真正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改良，由自己出任掌握实际最高权力的内阁总理大臣。他虽然不是曾国藩，但一手推翻清王朝由自己取而代之的历史骂名袁也不想背在身上。因此当他被载沣以”养疴”为名赶回老家之时，他选择了隐忍不发以静待天时。武昌枪响在袁世凯看来就是他东山再起的绝佳机会。与张謇想法如出一辙的是，张想利用武昌之事向清廷提出建立真正宪政的要求，袁则想利用武昌事件把清廷的最高权力夺取到自己手中。
因此，面对武昌首义，张謇于10月16日就上书朝廷要求解散皇族内阁。而袁世凯此时却运用权谋开始筹划自己的未来。在10月19日清廷起用袁世凯平乱的第一时间里，袁就朝着清王朝目标相反的方向努力。
1911年11月1日，袁世凯来到湖北督师，驻节孝感萧家港。这一天，上谕也到达前线:”袁世凯现授内阁总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同日，奕匡、那桐、徐世昌总协理大臣及载泽、载洵、傅伦、善耆等亲贵大臣均上奏辞职，袁世凯取得了足以控制朝政与指挥军队的权力。而在此之前，他已命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求和。
刘承恩是袁世凯的旧部，又是黎元洪的同乡和朋友，早在袁世凯来鄂之前，他就给黎元洪写过两封信，转达袁”和平了结，早息兵事”之意。对于刘承恩的来信，一向做事稳重的黎元洪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11月1日，也即袁世凯被授内阁总理大臣的当天，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了第三封信，黎仍未回信。袁世凯乃亲自致函黎元洪，表达善意，黎元洪这才复信:”公果能来归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279页）
从袁世凯清未期间对立宪的态度和直隶总督任内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并未象后来国、共所谓史家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阴谋家。在清廷起用他时，他向朝廷提出的六项条件中有四项就是为了缓和当时激烈的社会矛盾：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此次起事之人；四、解除党禁。
1911年11月12日，就在南、北双方激战正酣之际，袁世凯却派出代表同湖北民军议和。袁的代表开门见山地提出：我辈要求改革，无非为达真立宪之目的，今朝廷已宣布实行立宪，且开党禁，是则吾辈之目的已达。
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袁世凯此时只是想以自己为首对现政权进行立宪改良而没有取而代之的想法。
袁之所以改变初衷并非自身的原因而实在是革命党与立宪派两方对他的承诺。先是黎元洪明确提出只要袁世凯对清廷反戈一击，那么民国首任总统非袁莫属，后来黄兴虑及双方大势为尽快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也对袁作出同样的承诺，加上张謇一直在南方各种势力中运动，并保证袁出任民国第一任总统，才使袁世凯下决心逼清室退位。
客观地说，如果没有袁世凯的存在，我们无法预见到1911年的那场革命会走向何方，有何结局。即使革命党中最有远见者如宋教仁当时的想法也是一面长驱北伐，一面对清廷高官实行暗杀行动。我们姑且不论北伐后南北双方的输赢，仅仅因战火蔓延给百姓造成的流离之苦，我们就无法估量。
幸运的是，面对历史抉择，当事三方选择了相互妥协而不是中国传统政治中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党让出了政府，袁世凯则表态赞成民主共和，立宪派放弃了君主制度，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国才得以诞生。对此，英国伦敦每日记事报说：英国深望中国此次革命能一洗腐败政治，得以独立主权组织有秩序之政府与世界各国交好。
英国泰晤士报则对清帝退位和中华民国的诞生给予极高评价：此种惊人之革命竟成为历史上之事，实非能料。大凡革命收功之日，每多杀人流血之事，而支那革命之范围如此其大而最后竟不血一刃告捷，成功历史殆无前例。（《民立报》1912年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