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研究者甚多，对于整风到反右的具体过程，出入不大。但对“整风”到“反右”的突然转向，始终让人疑惑不解，众说纷纭。事情过去50年了，这个突然转向的原因何在？还是不得要领。阴谋也好，阳谋也罢，只要我们就事论事，这个争论多半没有什么结果。不过，当我们把“反右”运动置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置于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报告的反对个人崇拜，并由此将党章中删除涉及毛泽东思想的相关部分，以及紧接其后的匈牙利事件，八届二种全会大讲阶级斗争的政治背景中，这个从整风到“反右”的所谓阳谋，反倒更加真实地显现在我们面前。而对这个背景的解读，就不得不从胡绳所说的八大的一桩悬案说起。所谓八大的这桩悬案，就是指毛泽东在八大之后不久，出尔反尔，否定八大政治决议案，其理由令人啼笑皆非。这个理由是什么呢？“是被迫签字，临时匆忙签的字”。如此天大的事情，自己参与修改达21次并亲自定稿的决议，伟大领袖竟能以如此理由来否定，无赖嘴脸可见一斑。对党内尚且如此，对党外那些民主人士无论如何对付都在情理之中。这件事发生在八大之后、八届二中全会之前，时间大约在56年的10月左右。

中国共产党在“八大”第一次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并把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建设作为今后党的主要任务。为了避免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八大”决定加强党内民主，反对个人迷信和专断。并以苏共20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为契机，在党内提倡集体领导，淡化具有个人崇拜色彩的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共产国际也好，之后的苏联老大哥也好（包括斯大林），从来就是不予理睬。在中共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正式文件的交往中，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一般都不会出现，即使是毛本人批发的文件也是如此。对此，胡乔木解释说：“这与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关。”（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因此，在八大通过的党章里删除了与毛泽东思想有关的章节，可以把它解释为考虑到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加强集体领导等等。总之，只要在面子上说得过去，既无伤大雅，又得到实际效用，应该是相安无事的。

问题是，毛泽东是信奉“不搞一个主义，即使当上了领袖，在其活着的时候就有可能被人打倒”的人。（王明：《中共五十年》第16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在延安整风花了多大的力气才树起的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这八大一开，这个权威就不提了？在七大时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是因为“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胡乔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373页，人民出版社）那么现在就没有这个需要了？没有毛泽东思想全党的思想也能统一了？因此在八大讨论时，一些代表对此有些议论，刘少奇这样解释到：“毛主席对全党的领导是在七大上确立的，现在即使我们不谈它（意指毛泽东思想），每个人也都清楚。”（《打倒刘少奇―——反革命刘少奇的一生》，北京第四人民医院井冈山战斗队，1967年5月）

事情真如刘少奇讲的那样？其实不然。在1956年7月《人民日报》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以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话题。这股“逆流”对毛泽东本人的冲击不可低估，并成为紧接其后相关事件的一个重要诱因。虽然他在公开场合对斯大林问题不得不敷衍几句，在背后他讲得更多的则是对斯大林要三七开，这把刀子不能丢之类的东西。而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却大量登载了中国社会各界的种种议论。人们不仅为赫鲁晓夫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感到震惊和不解，而且已经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党内有没有个人崇拜？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内部参考》1956年2月28日第37号，第293-295页）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

对于与苏共20大秘密报告互动的国内动态，毛泽东的恼怒可想而知，但他却能深藏不露，装出一副胜似闲庭信步坦荡来。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双百方针竟由毛泽东认可正式出台了！对于双百方针，国内多以正面的评价为主；国外的政治家和研究者恰好相反，始终是把双百方针与反右运动看作是个互动的整体，而并不太关注整风与反右的关系。在毛泽东公开场合大讲双百方针之时，他背后却是念念不忘斯大林主义这把刀子。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就突然冒出一句：“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2页）就是一个明证。这次讲话的时间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与他提倡双百方针是同一时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两面三刀可见一斑。由此可知，八大通过修改党章删去与毛泽东思想相关的部分，无论毛泽东表面上怎么讲，同意也罢，赞成也好，都不过是违心之论。不但“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的说法可以说明这点，紧接其后的这桩“悬案”更能证明这点。

胡绳在《谈党的“八大悬案”》一文中写到：“党的八大时发生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大会通过一个政治决议案。可是过不久，毛主席说不行，是错误的，他不能接受。说当时他是被迫签字，临时匆忙签的字。”八大政治决议案哪里错了呢？既然这是不对的，那对的又如何呢？胡绳说：“在决议上主要矛盾提了三点。毛主席似乎主要攻最后一点，为什么不攻前面两点？可以说是攻其要害，因为第三点带点理论性。……所以毛主席在这时候有些想法，和起草决议的人处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这个历史背景是什么呢？都是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在这个前提下，毛主席还有点保留，就是阶级、阶级斗争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所以后来他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这在决议中没看到。”（胡绳：《谈党的“八大悬案”》，《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作为理论家，胡绳把这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理解，情理之中。但真是理论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段话，有必要多说几句，因为这句话后来浓缩、演变成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阶级斗争”。讲阶级斗争，就要讲无产阶级专政，于是这就成了一对概念，一个范畴。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事实上也在提醒诸位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是什么？是暴力，是国家机器。懂得这一点，就懂得了毛泽东理论之争背后的实质。那么，阶级斗争在我们政治生活中是理论问题吗？不是。从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其间政治运动无数，哪一次不是讲的“阶级斗争”？从党外到党内，从地主、资本家到知识分子，最后干脆整到农民头上。农民算什么资产阶级？算！算资本主义的尾巴，有了这根资本主义的尾巴，当然就能割到农民那里去。当年那些农民已经讨口要饭了，也能称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潜台词就是要专政啦！要整人啦！所以，阶级斗争在我们那个年代里，没有什么理论的含义，不过是根打人的棍子、暴力镇压的武器。就如同延安整风时期，所谓教条主义一样，就是拿来制服张闻天等人的棍子。只不过阶级斗争这个棍子，比教条主义这根棍子更血腥！打遍中国无敌手，一直打到继续革命那里去。有阶级斗争作先锋，有无产阶级专政为后盾，这天下岂有不服之理？而这根棍子，恰好是苏共20大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八大在党章中删去与毛泽东思想相关章节这个背景下，最能维护毛泽东皇权政治的法宝。

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了毛泽东对八大政治报告的态度，但要把八大的政治决议反掉，凭“他是被迫签字，临时匆忙签的字”这个理由，确实是拿不出手的无赖说法，不过毛泽东自有他的办法。事情也很凑巧，东欧的政治反抗加剧了，这无疑给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大讲阶级斗争、大批八大政治决议提供了依据。二中全会是56年11月10日召开的，距离八届一中全会不过42天。11月14日，毛泽东作临时发言就明明白白地说了：“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这才是他推行双百方针、整风的大鸣大放背后的真实。显然，这才符合毛泽东本人一贯的政治本色；而所谓双百方针、帮助中共整风，对热衷于一党专制的毛泽东来说，却是一个反常、一个真正的180度的大转弯。与此同时，毛泽东通过八届二中全会公报发出另一个信号：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从1957年下半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这就是57年整风运动的由来。对于“整风”这个概念，党外人士未必明白就里，而对党内人士来说，岂有不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的道理？这个“整风”的厉害，刘少奇清楚，周恩来也清楚，毛泽东就是靠延安整风，整倒了党内反对派，成就了以他为核心的大一统。其斗争之残酷、血腥，不是过来人是不可能理解的。毛泽东整风提议的动机何在、目的何在，这对党内的诸君来说，没有哪个不清楚。

整风运动有没有针对党内政敌的动机？当然是有的。不过，由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特殊地位，以及党内体制的原因，党内的各派力量，尚不足以撼动毛泽东。因此，即使毛泽东对党内摆出一副攻击的姿态，不过是敲山震虎，提个醒、吓唬吓唬而已。即使要整，也是少数、个别的，尤其是那些对一党专制毫无感觉，也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的那些愣头青。如此一来，那些跟着反个人崇拜转的、甚至想借此出徐州的人来说，不说是心惊肉跳，至少也知难而退了。毛一提出要搞整风运动，对党内的威慑足矣；对党内而言，提出整风之日，就是整风结束之时。既然如此，这个整风为什么还要搞下去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个沛公不在党内，而是在党外的民主党派。

对于整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重要的只有一条：即整风是关门还是开门。毛主张要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而刘少奇则主张在党内关起门来整风；除此之外，在研究从整风——反右运动的大量文献和资料里，面上的东西歧见并不多。而这个“歧见”，恰好是说明整风是假，反右是真的关键所在，也是证明从整风到反右的突然转向是个伪命题的关键所在。在众多的研究中，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所谓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还有章乃器、黄绍泓、龙云、费孝通、浦熙修等人的诸多“反党”言论。还有人考证说，正是因为罗隆基讽刺毛泽东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的时候，毛内心深埋的屈辱感再度勾发。并把这当成毛泽东从整风突然180度转向而“反右”。还说从此不但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走入深渊，连带着数亿中国人开始几十年的灾难。如此说来，这个罗隆基才是一言而兴亡天下的活神仙，比毛泽东的一句顶一万句还厉害？无稽之谈！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国内的反个人崇拜、直接针对毛本人的激烈言词，天天都由新华社的《内部参考》送到毛的桌子上。前面提到的那些言论，比罗隆基偏激者有的是。毛泽东听到的多得很，岂在乎罗隆基的一句话？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是要不要党外人士介入整风，而这才是问题的要害。试想，如果没有邀请党外人士来帮助整风，没有党外人士提意见，哪里还有反右不反右的问题。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还真是花费了一番心计；正是因为这条暗藏杀机的意见，才可能把那些与中共整风本无任何关系的党外人士联系起来；党外人士，自然也包括民主党派。

对于民主党派，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无论如何都是了解的。尤其是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样的头面人物，对他们的政治态度不会不知道。要他们来帮助中共整风，无疑是自找麻烦。但毛泽东偏要这样做，以至他不惜和党内高层产生分歧。毛泽东的动机何在？在反右运动没有开始之前，这姑且算是谜，但反右运动开始后，毛的动机昭然若揭。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的政治理念，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毛泽东心里当然是清清楚楚的。这与他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为党和国家塑造了可行百年的体制和模式。这就是在个人崇拜的旗号下，意识形态上的严格管理和舆论一律，政治体制上的一元化领导和人治”（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二○○五年四月初版）的政治理念分明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根本就是水火不容。对党内，与毛泽东思想不一致他都不能容，何况你党外？能容你一时，也不过是策略罢了，要修理诸位，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况且，他已经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打造好了“阶级斗争”的金棍子，至于何时下手，那就看他如何造势了。而眼前，反个人崇拜的国际背景，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强调集体领导，政治决议讲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变，这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就会无动于衷？那好，我就让你们来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你们还心有余悸，那就请你们来帮助党整风。其实，象章伯钧、罗隆基这种政治思想的人，要么他不说，要说，不外就是民主法制、反对一党专制、外行领导内行那一套。对于让他们彻底臣服、成为政治花瓶的目标来说，这正是毛泽东希望听到的。

除此之外，请党外人士来帮助共产党整风，则是毛泽东整人惯用的一个狠毒的伎俩，这就是借力打力、挑起群众斗群众。我们现在看到的多是在高层对整风的鸣放，其实更多的则是基层对各级党的领导的鸣放；提得最多的是对基层党组织的官僚作风、外行领导内行这类的问题。而这些恰好是基层干部最不愿意听到、最反感的。当毛泽东一说要反右，基层干部在整风时的那口恶气当然就撒在右派们的身上。要不然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右派是如何被整治下来的？而且被整得那样的血腥、那样的恶劣、那样的悲惨？在这个意义上讲，整风同时也是他发动基层干部参与整治民主党派的一个手段；这种因提意见在基层形成的对立，使基层干部自觉地成为了一党专制的当然打手。这种伎俩，毛泽东在党内屡试不爽，一直用到文革的各派群众组织之间。而在反右时，他利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而挑起党内与党外人际之间的矛盾，并利用这个矛盾围剿知识界却被人们忽视了。

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强调的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他的英明睿智、幽默风趣，温热了知识分子因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而灰冷的心，也扭转了民主党派当于建国后寿终正寝的看法。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写到：“陡年来，经过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受到了多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分子原本已起了变化。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而著名翻译家傅雷在听了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傅雷家书》增补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8页）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两千年的皇权政治，封建文化在他们的内心刻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痕迹。看了好些年的脸色，思想改造整得一个个灰头土脸，今天几句好话，就如天籁之音，一个个已不能自己。章怡和对此回忆说：“父亲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的身份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民盟印发了讲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父亲在民盟的传达稿，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如果说傅雷是一介不懂政治的书生，章伯钧可是在近代中国政治中摸爬滚打过的政治家。看来他们都不是毛的对手，他们哪里知道，在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在党内讲了：“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一边大讲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暗藏杀机、磨刀霍霍；一方面大讲双百方针、讲人民内部矛盾、请你们帮助整风，一脸的春风和煦；你说他那句话是真的？凡是读过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讲话的人，没有人会认为从整风到反右有个突然转向的问题；读过56年4月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1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苏共20大后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一系列讲话，诸如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三七开、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能丢等等，更没有人会提出所谓从整风到反右是阴谋还是“阳谋”和突然转向这样的命题。

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用教条主义这根棍子把张闻天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赶将下来，而在他得到整个中国后，本以为有了这个毛泽东思想，自己又在50年五一节的口号里把毛主席万岁添进去，这尊神应该安然无恙。哪知天有不测风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反个人崇拜引起一片混乱，毛泽东就不得不把维护他在延安整风时争得的个人崇拜地位提到日程上来。对八大政治报告反对的真实动机，就是要为维护他的神圣地位死死抓住一个武器，这个武器就是那个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这根棍子，在中国横冲直撞20年！是他历来克敌制胜的法宝。苏共20大以后他哪里还有松手的道理？在八大之后不久，更是不顾一切地捏在他的手上，并在八大二次会议再次确认后，成为中国皇权政治最大的家法。

综上所述，从整风到反右跟本没有突然转向的问题。要说突然转向，这个一言堂主从双百方针到整风的这段时间才是——从舆论一律的专制主义，摇身一变成了虚怀若谷的民主战士，这才是天大的怪事、包藏祸心的表演而已。整风的大鸣大放，就是为修理民主党派制造一个口实。之所以要制造这个口实，是在双百方针后，民主党派不是没有、而是不敢上当，继续默默地接受中共无视共同纲领，从联合政府一步一步地走向一党专制的政治现实。从54宪法的出笼，到民主党派被赶出政府，到那个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政协的边缘化，一切都从侧面证实了：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就曾在致斯大林的一个电报中如此描绘他的建国方案：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而民主党派该如何远离政治权利中心，除了把他们从政府赶到人大，把他们虚拟化——即所谓的政治花瓶，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大计。而整风的大鸣大放，不过是双百方针的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最终的目的就是制造一个口实，而且这个口实一定是民主党派自己说出来的。终于，他们都上当了！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匈牙利事件。当中共看到在东欧受威胁的不但是苏联对卫星国的操纵、而且是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时，其态度就是坚决镇压。当时应邀到莫斯科和苏共协商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苏联领导集团举棋不定时坚决要求苏联出兵。而毛泽东也同意出兵镇压，但他要求苏联再给匈牙利的所谓“反革命”一点时间，让他们充分暴露，再一网打尽，而这个时间点正是八大之后不到一个月。匈牙利事件的血迹未干，他居然能在国内提倡双百方针，号召帮助中共整风？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要说转向，这才是他突然转向——从镇压、改造的暴力专政转到双百方针、大鸣大放的开明政治；但，这不过是个表演而已。其实，在这点上，他和处理匈牙利事件的策略一样：“再给”反革命“一点时间，让他们充分暴露，再一网打尽。”要不然他在57年5月15号已经写了《情况正在起变化》，并在党内高层秘密传达，5月28日，李维汉还生拉死拽将章伯钧“请”到统战部去“帮助党整风”？明明是诱人进入白虎堂，还倒打一扒说人家是闯入军机重地，图谋不轨。这真算得是天下最不讲道理的道理了！

在此之前，通过镇反、土改这些充满暴力的威慑，再有思想改造、院系调整，中国知识分子不光是在精神上被摧毁，就连安身立命的基础已不复存在。知识分子这堆毛还能依附哪张皮上呢？当然只能寄人篱下，依附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张皮上去了。什么“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统统都成了屁话，活命是真，思想是假；吃饭是真，学问是假。章伯均先生做官去了，罗隆基先生做官去了，成员们也纷纷吃上了官饭。据说，罗隆基先生说起政治来口若悬河，一套一套的，他怎么就不明白吃人嘴软的道理呢？吃饭还是自由，这是个问题，57年反右时，多数成员都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谁管饭谁就是老板，院系调整后，毛泽东在给他们开饭，当然毛就是真正的老板。更何况，你自己的章程里就明明白白的写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章伯均、罗隆基先生们已在不知不觉中由老板成了掌柜，这些民主党派早就在懵懵懂懂中名存实亡了。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按照他报告斯大林的建国目标，把这些民主党派通通修理成名副其实、不敢多说半句的政治花瓶。这大概就是他自称秦始皇加马克思的真正嘴脸吧！

对于政权来说，毛泽东说得很明白，打江山坐江山要靠两杆子，一是枪杆子，二是笔杆子。在建国以后，毛泽东对笔杆子的重视胜过枪杆子，所谓的形形色色的思想改造运动，对舆论的控制，其力度可谓前无古人。照毛泽东的说法，这叫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这些都说明了毛泽东政治战略的转移，即他一定要把他所谓统一战线的盟友们，从政治权利中赶得远远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这是东方专制政治游戏的铁律，习惯民主制的西方人岂能明白？院系调整完成了对知识界的包围，57年就成了向知识界决战的最后时刻。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整个知识界必须向他俯首称臣。而之前的双百方针、大鸣大放，都不过是暴风雪前的一缕亮光，而我国的知识分子却把这当成了春的消息。

总之，中国知识界从此被置身于精神的蚕室任其阉割，独立意义上知识分子在中国已不复存在。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已经高度统一在中共的旗帜下，这就是储安平所说的“党天下”。整风运动之初，这些民主人士在帮助党整风的引诱下，终于说出了“政治设计院”、“党天下”这类的言论，这看似犯了毛的大忌，坏了一言堂的规矩，其实这恰好是毛泽东最希望听到的。有了这个口实，毛泽东就可以说事情正在起变化，工人阶级说话了。于是就反右，就讲阶级斗争，一点民主的希望都不能留给你。从此，中国更是中共说了算，而中共则是毛泽东说了算。中国向后退了一大步，而毛泽东却向一个更大的神坛迈了一大步。这哪里是什么从整风到反右的突然转向呢？从双百方针到整风的大鸣大放，不过是为中国知识界向他俯首称臣做的一场民主秀，这才是毛泽东的暴力革命史上一次最令人吃惊的突然转向。而整风到反右反而不是什么突然转向，而是他一以贯之的皇权专制的根本立场，是他“党天下”政治理念的必然结果。因此，反右转向之说不过是个假象，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他需要一个口实，于是就邀请诸位一起来制造这个个口实；而整风的大鸣大放，则是触发一场将知识界炸得粉碎的大爆炸的引信。而这一切，都是他定自己为一尊，容不得人的皇权政治、现代造神运动的必然。至于整风对党内的意义，他在八届二中全会就已经达到了，之后所谓和风细雨的整风，对党内不外是敲敲打打而已，免得他们再生出窥视毛泽东权位的二心来。而由诱人帮助整风，结果误入白虎堂，把民主党派修理成货真价实的政治花瓶，成就了他一党专制的大业，这才是从整风到反右的“阳谋”的真相。

（本文提到的八届二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是不同时间召开的两次会议。八届二中全会1956年11月10～15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涉及埃及问题、波兰问题、匈牙利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应记取的教训。八大二次会议1958年5月5～23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同时也否定了八大的政治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