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49年中共夺得大陆政权后，中国开始了一场全面的“社会改造运动”。文化教育领域的“改造”首当其冲，不仅学科内容全面更换，一切被当局认定的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内容全部删除；学科设置上全面“苏化”，基本照搬苏联学科设置模式；在高校中大力撤并社会学科，将所有公民教育类学科全部取消，将作为社会科学治理技术研究的政治学置换成专司马列主义宣传的政治类教化学科，使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在大陆一度销声匿迹，甚至法学也成为被阉割的对象，一度也长期被禁闭于高校学科之外。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这十多年中，中国社会热点是侧重于工具类的工科，当时社会百废待举，各种工程建设急需人才，所以学工科，成为工程师，是那个时代的热门。工程技术的需要与热门，造就着那时人的工具化现实。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随着“白卷英雄”的登场，出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逆流，反传统、反文化、进而反文明成为时尚。那个时代“革命”成为社会的动员令，一切已有的东西都成为革命的对象，当然是否革后布新，或者革后重建，都不是当时考虑的范畴，而“革掉”甚或毁掉成为革命的全部内涵。在这种革命大潮下，军队成为最有力量的象征。于是当兵成为那个时代的热门，有关军队的知识是那个时代最受追捧的学科。中共领袖毛泽东当年还向全国公开发出号召“学军”。
十年文革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文化复兴时期，即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一个人性被重创后的短暂复苏时期。由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国门初开，各种信息纷纷传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思想活跃，各种流派交汇的时期。这种思想的活跃激化出人们无限热情，充实着人们精神的理想。在热情与理想双翼的鼓动下，八十年代腾飞起了一个激情澎湃的文学热。在那个时代，文学成为时尚，一切能够沾上点文学的东西都常常赢得人们更多羡慕的目光。那个时代文学青年成为高校膜拜的对象，凡能吟诵几句诗词，成为有修养与学问的象征，若能拼凑几首诗，那就多了许多获取异性好感的资本。那时全国各大学中文专业成为最热的学科，以至通常录取分数要比别的社科类专业高一些。高校的文学社团与各种文学沙龙也层出不穷。最后在这种理想与热情培植出的社会责任的驱使下，上演出了八九那场深远影响世界的争人权、反腐败、要民主的学生运动。
随着对八九年那场学生运动的开枪，中国社会燃烧十年的理想与热情被熄灭，随之而来的是几年社会整体性的迷茫与沉寂，后来在邓小平先生南巡的讲话下，鼓起了中国以金钱为核心价值追求的经济改革的风帆。与发财为主题的经济相应，社会出现了对经济学的疯狂追捧，经济学一跃成为近二十年来的显学。
回望过往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可见中国社会从不同时代的不同热点中跌跌撞撞走来的身影。在这些不同时代，人们对各种不同学识产生出不同的热情，这固然有人们兴趣爱好变换的不同，但其中政府的刻意引导、甚至以某些形式的裹挟而造就社会学科热点变换的痕迹也是极为明显的。
首先，被人为裁剪后的社会学科的设置，如取消公民类、政治学类、法律类等等学科，大大限制了人们的学科选择，使一个时代人们的智识受到严重局限，扭曲了人们对世界事物的客观合理价值判断。这样造就人的工具化，使人容易随着权力魔棒而跳舞。这是促成中共建政后工程热、学军热及后来经济热的始因。
其次，社会制度性设置，使人的就业、发展与自我价值实现，受到严重限制。社会最重要的政府机构管理人才不是专业性需要，而是权力自取性分配。一个国家最广泛而庞大的就业与实现理想领域被权力集团制度设置人为封死，而只成为权力自身繁衍的自组织系统，这样使大量有社会责任性的人丧失对社会治理参与热情与路径。在社会治理类学识成为权力冰藏的对象下，人们在丧失选择机会的同时，也尘封起了对社会关注的热情。
再次，畸形社会必然造成畸形热门。中国社会近半个多世纪来一直处于畸形的发展之中，政治趋向成为社会行动的风向标。中国民间一直没有形成成熟稳定的价值趋向，中国传统固有的价值被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浩劫涤荡殆尽，于是人们对学识的获取只处决于统治集团政治的需要，社会权力价值趋向完全掩盖、代表了民间社会价值趋向。在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民间价值趋向应该左右甚至主导权力价值趋向，而不是相反。
由于存在如上这些原因，中国近半个多世纪来社会学科热点变换，除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自发性生发出理想主义文学热外，其余时期的热门都是政治诱导所营造出来的。说实在的，在一个健康社会是不会产生如此狂热性变换的社会学科热门的。
研究现代文明社会成熟的文化教育体系，可以发现应该具有三个层次的设置，其一是人对自身（包括种类与个体）的认识，即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正确个体价值观的确立，这其中主要体现于自我权利与义务观的产生与发展，反映到学科中也就是以公民类学科为主的一系列人文学科；其二是人对外在于自身的自然与社会的认识，对其规律性、客观性的总结，这些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其三是人类在劳动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技能、技巧，其中包括工程、技术等工科类与师承性的经验类学科。这三方面学科都是人类发展所累积的宝贵知识。这三方面的学识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都是通过教育实现代代传承的。应该说在这三方面的学科中，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尤其人类对自身个体的认识，即正确权利与义务观的觉醒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类文明历程的主轨。所以，现代学科设置应该首先立足于对健康公民意识的培养。
然而，自从中共建政以来，作为培养公民人格的公民类学科被从教育体系中剔除，使社会最根本、最核心的教育内容遭阉割。这样中国学科设置事实是没有人的健康人格培养的核心价值的工具性设置，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要么成为技术性工具，要么成为金钱性工具，唯独不能成为完整意义的人。这种使人工具化的学科设置，造就了中国社会没有稳固社会价值而只有官僚权力意志的现实。所以，中国近半个多世纪来有不同时期学科的热门变换，但唯独没有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性觉醒与人格独立解放的热潮。究其原因，公民教育类学科缺失，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中国学科中除了缺失公民类学科设置外，还长期将社会治理类学科如政治学、法学、哲学等进行排斥或限制，如前面所述中共建政后一度将政治学、法学从学科中取消，而将哲学只局限于马列哲学范畴，使事关社会治理如此宏大领域的学科成为空白。
中国自古以来政治一词通常被赋予两层含义，即要么是权力掌握者奴化之工具，要么是权力争夺者权谋之竞技，而罕有将其作为一门严谨科学的。惟其如此，故掌握权力者要么为势力所推而黄袍加身，如历代世袭帝王，要么是权谋超群而夺得权力，如历代开国奠基之皇帝。这样帝王们一生就是两件事——统治上的愚民与弄权。在这种封建时代的政治当然不会成为科学，问题是中共建政后依然将这门原本属于现代社会治理学问的学科也列为禁地，以致使政治依然循环于权谋与奴化之中。
现代文明社会是以人权为根本，以法规与政治为经纬而维系运转的社会，即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人的权利，法规与政治是落实、保护人的权利的工具。至于其他自然科学与技术，则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而用以改善人的生活条件的知识与经验，是服务于人的。既然如此，人类社会不仅应该重视服务于人的自然科学，而且应该重视维系人类社会自身治理与发展的法学、政治学等社会学科。
中国社会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虽陆续恢复了法学与政治学，但至今由于在权力依然没有成为社会服务的公器而只是小数集团谋利的私器条件下，法学与政治学要么被作为权力统治的工具，要么就是以人治为代表的权力集团排挤甚至打压的对象，所以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法学与政治学将社会治理上升为科学，它们通过规则确立来排除个体与小集团人为意志干扰而最大范围维系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的权利，使社会在平稳持续中向前迈进，所以它与人治是格格不入的。
中国社会在走过工程师热、当兵热、文学热与经济热的时候，应该会迎来一个法学与政治学热时代，这个时代将使中国社会治理走出人治权谋的政治时代，而步入法规治理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将会树立起严格的规则意识，养成以人权为基础的独立人格。
当此中国社会正由人治时代向法治时代转变时期，中国急需补上以培养权利意识为核心的、养成独立人格的公民学科，急需重用那些有法学与政治学素养的人才，使社会实现专业性治理。当然要想实现这种社会转变，促使政治权力尽快摆脱充当权贵集团谋利私器的可悲角色，回归服务国民的社会公器的角色，才是问题的关键！
2011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