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决赛用时大幅减少至120分钟的本届快乐女声选秀，使得《云南生活新报》有时间用头版创作本省姑娘段林希整版漫画、高呼“段爷威武，保山疯狂”。
只不过，在那个周五夜晚，夜班主编们恐怕还没来得及领悟主持人何炅在电视镜头前最后那句“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大家”中的感伤——次日凌晨，门户网站的娱乐记者们从长沙传回消息，湖南卫视新闻发言人李浩证实“因为今年快女节目超时等原因，国家广电总局日前已经通报，停止湖南卫视2012年举办群众参与的选拔类电视活动”。
这绝不是湖南卫视第一次受到主管部门的明确处罚。就在快女决赛一周前，这家以娱乐节目木秀于林的地方电视台在宣传片中曾为台湾主持人欧弟的脸部打上马赛克，这被民间广泛解读为一种类似报纸“开天窗”式的抗议，是被迫服从国家广电总局“封杀港台艺人上内地综艺节目”的指令。粉丝们愤愤不平的心情一直延续到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在上周三的回应：“这可能是一个误传。经过向有关主管部门的了解，目前台湾广播电视从业人员参与大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的有关规定，没有新的变化，还是原来的规定。”
“限娱令”不知出处，“限时令”有据可查。值此受罚时刻，支持和厌恶者泾渭分明的湖南卫视还是收获了一些声援和同情，尤其是在那些猜疑央视“背后捣鬼”者的心中，他们认为这种处罚有违历史潮流、剥夺观众自由选择的权利。
在另一个拥有热门选秀节目的城市上海，《东方早报》刊出羽戈来论《湖南卫视不玩了，我们慢慢玩》：“不是不想玩，而是玩不起……如果你全盘遵守，选秀就不是选秀，而沦为某些地方的选举，当然后者也是节目，不过那只是关起门来表演给自家人看，外人看过去，感觉还不如《还珠格格》好看呢……有关部门为什么甘愿背负荒唐之恶名，为选秀节目量身定做了从头到脚的禁令呢，据说是因后者过于低俗。不过这些年来，我在中国，所见所闻，很多时候不知什么是高雅，所以无从对比判断‘快乐女声’低俗与否。只隐约听过一句呓语：高雅是低俗者的通行证，低俗是高雅者的墓志铭。这大概是一些癔症患者在梦中的病话，必定与现实无关。”
二
另有一言亦是借用北岛句式：老子是儿子的通行证，儿子是老子的墓志铭。《新周刊》在微博上用这句来评点上周日晚10点发生在温州街头的的一桩纠纷。
这的确是一条足以占据所有商业门户要闻区的上好素材：《90后富二代开奔驰车撞人，嚣张称“我爸是市长”》。根据温州各报记者们赶在截稿时限前的报道，在这个两月前因为集体献血帮助动车事故伤者而获得“大爱”称誉的浙江城市，高三学生马文聪在江滨路东都大厦附近停车时，撞到了一家小卖店竖在门外的广告牌，而后又将店主一岁多的小女儿打伤，还扔下了句话“我爸是市长，最多给你三百块。”他开车准备逃离现场时，又将一位围堵他的市民碾压在地。
和从四面八方涌到事发地围堵马文聪、损毁奔驰车的温州民众一样，舆论很快也表现出了怒不可遏。“公然叫嚣底气何来？”、“‘我爸是市长’羞辱了谁？”之类痛斥“X二代”的媒体评论应运而生，那几张摄自现场、展现马文聪在警车里与警察微笑搭肩的图片更被反复提及。要求权贵亲属遵守法律、哀叹弱势任人践踏的论点自然是颠破不扑的真理，发表之时也总能获得“社会良心”的赞美，只不过，这一回，论据似乎又存疑了。
周一，温州警方发布消息，否认那个19岁少年是市长之子，称其父实乃当地商人。根据中新社引述，鹿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徐知竑更以“造谣”形容网上所流传之马文聪宣称“我爸是市长”的言论：“目前没有人指证马或者其女友说过‘我爸是市长’的言论，对于造谣者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处。”
不过，白岩松更倾向于使用《新闻1+1》来解剖反思这个“一点就着”的公众情绪火药桶，问一句《“我爸是市长”，谁在说？》央视编导们用镜头展示了那些怒气冲天的媒体标题、那辆被涂上“王八蛋”字样、而后被用利器划伤抢走财物的奔驰车，请当事人、媒体记者以及现场目击者回忆那个群情汹涌的夜晚。
据称痛打了儿子一顿的商人父亲在镜头前一脸无奈，“周围群众一直围堵起哄，说是市长的儿子，哪是市长的儿子，根本不是。传起来，传起来，就越传越多了，微博发的越来越多了，把车也弄得都没用了。其实我也在现场，当然我也不能说什么。”
而有关“微笑搭肩”的照片，记者的解释是：“当时群众的情绪都是担心马文聪被调包，群众都要求记者、媒体甚至群众自己拍照做一个见证，但是警方开始是不同意，因为可能担心涉及隐私或者涉及其它方面。但是后来因为群众情绪非常强烈，把马文聪的手拿开，让大家拍，让大家拍的时候，马文聪非常不配合，手还是拼命地捂着自己的脸，但是警方还是把他的手打开了。就是在手被打开的一瞬间，因为我很正面地对着他，感觉他很无奈地在笑。”
一位名叫邓春雷的现场围观者前后矛盾的说法成为重点展示对象。央视编导们首先播放他在9月18日当晚面对媒体话筒时的证言，“邓春雷：我听到就是说了，‘我爸是市长，我赔你三百块钱还要怎么样？’。记者：你听到的是这句话？邓春雷：我听到这句话，我听刚才那个男的（马文聪）讲的。”而在三天之后的电话采访中，这位当时非常确凿指控马文聪的人则全盘否认，“没有，没有，我当时也是听别人讲的”：“记者：您当时也是听别人讲？邓春雷：他(马文聪)当时没讲，他就说了一句话就是‘我赔了三百块钱，还想怎么样？’，就是这样的情况。记者：当时有记者说，他采访您的时候，您很确定说过，您听到这句话了。邓春雷：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到底马文聪有没有说过“我爸是市长”？到底是谁亲耳听到马文聪说过“我爸是市长”？曾于当晚采访十多位围观者的《温州晚报》记者朱承立也承认，“除了一名目击者一再讲述马文聪讲过‘我爸是市长’外，连受伤小孩的妈妈刘秀英也说没有听到过这句话”。根据这位记者的推测，“那位目击者之所以那么说，也许是担心马文聪家里真的有权有势的话，而且警方或者相关部门不公开处理的话，很有可能对受伤者不利。所以我个人感觉，他们也是想传这样的话的时候，希望弱者能得到群众力量的帮助，能够让事情更加快、更加好地解决。”
另有两位媒体人的思考得到引述。《法制日报》浙江记者站站长陈东升感慨，“一句谣传的‘我爸是市长’，煽起了千余民众的愤怒，围着警车5小时不让走，最后把一百多万元的奔驰车也给砸了。市长是人民公敌？奔驰车有罪？仇官仇富？法不责众？是同仇敌忾还是集体无意识？为何会有‘我爸是市长’的谣传？‘我终于砸奔驰了’反映什么心态？猜疑、怨气和仇恨的蓄积蔓延，谁是赢家？是的，我们都需要慢慢地去思考这样的答案。”《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则针对这个财富需要重新分配的历史阶段呼吁“理性”：“每一个当事人，每一个在现场的人，他们其实在现场所看到的那些点滴的信息都是片断的，不足以使那些围观的人能够得出关于这个事件的完整的理解和完整的解释，那么这个时候特别有赖于像记者这样专业人士，对这个事情做出完整的、接近事实的一个解释和报道。这个时候我们的记者就基本上失去了基本职业操守，他们迎合的是想象，迎合的是他们跟观众、围观者是一样的。他们也是看到片断信息，而这个片断的信息本身形成的其实是不真实的一个东西。”
于是，节目尾声，白主播也尝试从一个社会样本案例的角度分析这句不存在的话“为什么出现了，出现了之后为什么真的这么管用，一下子就把人群全部聚集起来，而且一聚集就五个多小时”：“第一，我们都希望公平、正义并且去推动，但是我们采用的方法，是不是正在跟我们不喜欢的那些人采用的是同样的方法，甚至更过分，这样的话情何以堪；第二，我们的富一代在创造财富、拼命打拼的时候，觉得我只要给我的孩子留下了物质，就算我尽了父亲或者母亲的责任了，但是我们的孩子在失去教育和某些引导的情况下，随时会把财富变成灾祸。”
三
温州市长不姓马，这显然是件幸事。否则，即便警方与央视如何背书，也必定会被“阴谋论”者反向解读，就像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苏浩迄今未能走出“私生子”传闻一样。不过，对套用山西“特权车牌”、陪着李双江之子“驾着宝马去战斗”的苏楠来说，倒也过了最危急的时刻，打在他身上的聚光灯已经转移至更大牌的“X二代”身上了——江湖人称“京城四少”。
议题兴起缘于其中二少王烁、王珂之火并。说起来，要感谢时评作者五岳散人在微博上提供了那么确凿的证据——来自检察院的起诉书影印件。除了那些像是黑社会斗殴的街头追逐、以枪慑人、倒车撞击情节外，两位涉事者各自悬挂着的“特权车牌”成为网民们津津乐道的焦点话题，比如“军AV”与“京A88”到底哪个更厉害？
虽然四少中有一位是前“国师”汪道涵之子汪雨，但毕竟现在不是九年前，媒体勇于借此机遇嘲讽他与另三位富二代是如何依靠女明星绯闻成名，声讨这个让人羡慕嫉妒恨的公子联盟。人民网发表评论，呼吁追查王烁和王珂的车牌真伪以及来源；《广州日报》由作者以李双江之子受严惩为例要求执法不阿，认定种种嚣张违法“恐怕也与司法仁慈宠惯有关”；《长江日报》评论员感叹从这些二代身上“隐约让人看到传统时代的影子”，期望“对个体的指责更应该指向平等正义的社会建设”。搜狐专题把“京城四少”谐音成了北京方言里的“京城事儿少”，腾讯更以谭嗣同等昔日“真贵族”为例，在今日话题中发出号召：“中国社会应当共同鄙视所谓‘京城四少’所代表的寡头阶层，而法律也应当以最严格的标准惩处其中的犯法者。只有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拯救普通民众对中国社会的信心，并端正人们对真善美的正确认识。”
本期《南方周末》更进一步，由这些近期风光的特种车牌调查开去，在宣布因苏楠那块晋O牌照而起的山西新一轮整顿公务用车行动后，引述一位交警的终极预测：“现在正在进行自查自纠的阶段，估计过几天搞个验收就过去了，谁会主动革掉自己的特权？”
在“地沟油”风口浪尖时被人抓住“回锅油”话柄的俏江南少当家汪小菲无睱旁顾，而在闹市街头被撞到奥迪车起火的王珂有冤要诉。他通过微博向身为演员的妻子刘涛致歉，“不知被哪位媒体冠了个‘京城四少’的名号之后，是非就接踵而至……我的生活并非像大家想的那样，亦请别再把那顶封建的黑帽子往我头上戴！”
四
不论他爸爸是权，或贵，《南方都市报》都曾勇于揭发，不过，如果他自己成了“爸爸” ，难免也要避嫌不语。
先是这份广东畅销报纸因为在“9.18国耻日”头版“毫无表示”而遭遇吴法天等人网络非议，幸有次日亡羊补牢地刊出长鸣警钟。不过，对那些紧盯南方系“带路党”言行的人来说，他们这时已经找到了更好的攻击目标——《南都周刊》执行主编许庆亮的一段微博调侃。
9月18日这一天，网名为“西门不暗”的许主编在微博发帖，“918这天，中国女青年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个国耻日，对于老公男友的求欢，一概拒绝，坚决抗日……”虽然他很快删除此条内容，但还是逃不过始终紧盯“公共知识分子卖国言行”的那些眼睛，那个著名账号“公众人物言行观察”迅速为此截屏示众，并且等到了“西门不暗”的公开道歉。
许主编也算朋友遍天下，尤其是在那些市场化媒体中，评论版中拥有更多话语权的始终是“自由派”。不过，吴法天们也有自己的媒体阵地，那就是《环球时报》及环球网。9月20日，“公众人物言行观察”于此署名，质问《媒体人敢用下三路调侃“九一八”反映了什么？》，批评“对此调侃几乎集体沉默的媒体人，他们还是这个社会的良心吗？他们还值得我们信任托付吗？”；再由梅雨堂分析西门不暗信奉的那种“去民族化的自由主义思想”，敬告其“还应当学会自我审视和自我反思，不要过于迷恋自己和自己的思想，从而成为自由派中的迂腐分子，丧失了先进性。”
9月22日，这份被自由派视作“民族主义大本营”的报纸再发一文，《不亵渎抗战史，应是中国人底线》，摘要有云：“希望中国能够有相关立法，对于那些歪曲民族历史、嘲讽民族独立、亵渎民族感情的邪恶言论，予以禁止和惩罚。我们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资源，也应予以调整，把那种可能滋生、养育这种邪恶灵魂的文化毒素，从教育资源中剔除出去。”
五
《环球时报》不惮于做网络舆论市场中的“少数派”，这一点在其决定教训骆家辉时又得到淋漓体现。
上任以来，这位美国驻华大使获得了一个“清廉”、“亲民”的公众形象，那些对中国官场奢糜作风长期不满的评论者们恨铁不成钢地看着自家公仆，如潮赞美送向这位华裔。央视主播芮成钢提问风波甫息，《环球时报》社评周四即现——《希望骆家辉好好做“驻华大使”》。
文章开篇即言，“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受到的关注，大大超过一个大使本应扮演的舆论角色。除了他对中美贸易和两国其他关系的一些态度，他个人‘生活秀’激起的议论更热烈也更刺激。他乘飞机坐经济舱，身边没有大量随从，以及背双肩包、自己用优惠券买咖啡的‘平民形象’，得到部分中国媒体的追捧和称赞……但在骆家辉身边逐渐形成类似‘狗仔队’的报道网络，他每一个行为都被媒体包装成美国官场‘廉洁的细节’，事情就变味了。由于做报道的人国际知识匮乏，对看到的现象平添个人想象，一定要把骆家辉树成中国官员行为的‘镜子’，一些报道的变形和失真无可避免。”
胡锡进主编曾任新华社驻外记者，他决定向民众通报外交知识：“骆家辉身为大使，在中国本来就不该有太多警卫。拜登在北京街头吃碗面条的安保代价，比他在钓鱼台国宾馆里享用美食要昂贵得多。中国所有驻外大使赴任时都不会有大批随从，世界所有拜登一级的出访者都会很乐意在出访地有走进民间小食店的机会。把这些通通上升为美国政治的‘廉洁’，这只能说是做这些评论的舆论环境是扭曲的”。而后更是话锋一转，要求骆大使“应有意避免自己成为中国舆论的这面‘镜子’”：“实际上他有意无意地做了配合，或者出于他个人的偏好，或者出于美国驻华使馆‘新的使命’，他似乎很享受自己在中国舆论中的‘廉洁秀’，尽管他最清楚，他并没有中国互联网上宣传的那么‘朴素’。美国驻华大使应致力于发展中美两国的关系，消除彼此的误解，而不是到中国舆论的内部纠结中积极扮演什么角色，以巧妙的方式干预中国舆论，增加中美之间新的误解和怀疑。当美国大使成为中国舆论的‘政治明星’时，他自己不强化它，或者做一些‘去明星化’的努力，在外交上是恰当的。”
应该说，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子报是选对了一个“去明星化”的好时机，因为从周三晚开始，骆家辉的名字再出现在中国媒体版面上时，就已经是与中国政府宣布的“核心利益”牵连在一起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已就此次美宣布对台军售计划于21日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六
攘外，《人民日报》的方法是发表“钟声”评论，斥责《华盛顿的“暗算”注定没有前途》；安内，则旧事重提国人的税负问题。
中国人交的税多不多，这的确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所以，在本期《南方周末》上，专栏作者令狐补充都“不想按捺佩服一下《人民日报》的冲动……非常赞赏炒作这个话题的手段”，因为在他眼中，“它以新瓶装旧酒的传播方法，有意无意卖出破绽，以求证的名义、辟谣的口吻，对普及税务常识和增强纳税意识有所贡献，尤其值得褒扬的，它用春秋笔法，将税负和税负痛苦再次拽入公众视野，供大家用显微镜品评。将民意的暗涌改为明渠的做法，是勇于担当的表现，值得高度地肯定、热忱地鼓励、专门地表扬“。
不过，在看到9月19日那篇《“中国税负世界第二”说法不实》时，绝大部分纳税人不是“满怀善意”，而是反唇相讥。因为根据中共中央机关报引述的专家说法，不仅是那个“一些媒体报道”的美国《福布斯》杂志最近推出“税负痛苦指数”榜单并未发布，而且“税负榜单科学性较差，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以国际标准‘宏观税负’衡量，我国税负并不高”、“不应纠缠于税负高低，更应关注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合理”。
不过，《福布斯》中文版亦有网站，当日下午，其总编周健工即刊文回应，称“为了在全世界各国的税负之间寻找一个可以比较的尺度，因此对各样本国家一视同仁地选取了各国政府通行的税种和最高税率……‘税负痛苦与改革指数’的观察角度，也传递了纳税人对纳税负担的实际感受”。
掐架之时，自然是一边倒的“不信专家信《福布斯》”。《税负是否“痛苦”要看公众感受》、《税负痛感不在口水中而在民生里》、《不能忽视“税负痛苦指数”争论背后的真问题》、《税负之争,会不会让糊里糊涂的纳税人变清醒》，连篇累牍。
此番，又是《环球时报》挺身而出，昨由社评呼吁“别把税负对比变成舆论陷阱”：“得出中国税负过高的结论至少是轻率的，中国媒体讨论税负的能力，和政府合理花钱的能力，同样存在缺陷。中国是个大国，民生的历史欠账无所不在，在财政收入形成较大规模后，加速研究、探索合理使用它，比贸然减少它，对中国发展社会福利更积极也更稳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