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个自由主义者，不喜欢任何束缚，在读到卢梭《社会契约论》开卷的第一句话：“人生而自由”时颇合我意，可当我读到有关涉及政权及国家框架设计时，许多语言的表述令我十分不快，也想质疑。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与卢梭之间在思考特定问题时处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视角。我是不自觉的从个人的兴趣、偏好、观点、情感出发，寻找有利于自己理由，而卢梭是在考虑一个更为抽象的东西——国家——君主专制国家与民主共和国家的区别、理由和原则。转到他的视角，（因为是在探讨他的设计）我也一样会进入这样的思维轨道：了解、知道、容许每一个特殊，但不会受制于每一个特殊，从国家设置这个特定语境中，只需抽象“每一个特殊”中的共性，以此来区分两种国家制度的不同并为新的民主共和制寻找理由，确立原则。
这个原则是什么？可以简单的归结为两点：自由与平等。卢梭这样说道：……“为什么要自由？这是因为一个人如果依附了他人，则国家共合体就会少去这个人的力量，为什么要平等？这是因为没有平等，自由就不可能存在。”（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 2011版，58页）自由与平等作为国家框架的原则缺一不可：在专制下也有“自由”，但那是专制者的自由，多数被专制者，没有自由，自由不是普遍性的被人们享用。因此，把自由设置为国家框架的基本原则，就必须满足另一个条件，自由必须平等地实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所享有的自由必须相同。这个平等也是抽象意义上的或者是法律意义上的，即每一个国家的组成部分（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不多也不少。
平等在现实中总是表现为不平等，为此平等受到质疑，但质疑的目的却有两种，一，因为无法实现平等，就在制度的设计上确立不平等为原则；二，绝对的平等由于无法实现，把他作为基本原则就是自相矛盾的或者是无的放矢。前者是在否定后维系专制，后者是在质疑这种“最不坏”的制度是否可以作为国家的基本价值。我以为：平等的自由只能在权利——即法律意义上实现，法律必须规定所有人的自由权是平等的。这个原则不确立，则与专制无异。平等的权利并不必然在现实中表现为平等，这由以下原因促成：一，放弃。对某种自由不感兴趣，可以放弃。放弃并不是因为没有这个权利，而是有这个权利却选择放弃，这意味着，可以改变放弃，取消放弃，还可以在放弃后对放弃所涉及的相关事情，发表支持或反对的意见。比如，我不投票，但可以对投票结果发表自己的观点——不能因为我不投票就不能发表任何观点。二，个人之间能力上的差别。三，对自由的不同认识。不同认识取决于知识水平，道德认知。即自由在现实中经常表现为相对，不是任何一种自由都对所有人有诱惑力。四，自由的无限。自由的种类可以是无限的，但人的生命有限，作为个人只能追求有限的自由。 这一原则的确立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政权形式，挑战君主专制赖以维系的价值体系，确立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
在卢梭构建的国家框架中，有几个重要概念不得不提，一个是主权概念。一，人民是唯一的主权人，区别于君主（数量上的要求）；二，主权必须符合“公意”，必须来自于全体，适用于全体，（质的要求）；三，主权人有立法权却不具体的行使权力，不具有最终裁决权。因为由主权来裁决只是主权一方的结论，“这种结论，对另一方来说则是一种外来的和个别的意志，因而造成不公正，而且容易犯错误。”（同上书，36页）这是卢梭区别于“雅典城邦制”的关键所在，很多人是刻意的忽略这一点，把卢梭与“雅典城邦制”混为一谈；（卢梭赞同“主权在民”，但不赞同主权与行政权合为一体。）四，人民有两种身份，主权人及“臣民”。作为主权人中的一员，没有任何超越其他主权人的权力，作为“臣民”则必须履行自愿签订契约中规定的义务。理由是：“…..每个人都必须服从他要求别人遵守的条件……。”（同上书，36页）并为此进一步解释道：“只要臣民们都服从这样一个约定，他们就不是在服从任何一个个人，而是在服从自己的意志。”（同上书，37页），五，“主权者只有立法权力而无其他权力。”（同上书，102页）这就回答了一些人的刻意曲解。说什么主权是“限制个人”，请问：哪个国家的法律不是对个人的一种制约？
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就是“行政权”。行政权是介于主权与“臣民”之间的“中间体”，行政权既不是主权人也不是“臣民”。一，立法权是“意志”，通过立法确立主权的意志。行政权是“力量”，保证主权意志得以实现，两者不可或缺。二，行政行为是“个别行为”不是主权行为，不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立法行为，只是法律的执行行为，即行政行为不过是法律的执行人，不超越法律，也不背离法律。三，行政行为作为一种“力量”需寻找一个适当的代理人，代理人的全部任务就是执行法律，维护自由。四，代理人的权力，可以限制、修改、收回。五，任命、限制、修改、收回的主权行为不可转移到除主权以外的任何个人。六，主权人只能有一个，行政机关（政府），不能成为事实上的主权人，行政机关的权力越大，主权人对行政机关的约束力也要越大。同时，行政机关“必须时时准备为了人民而牺牲政府，而不能为了政府而牺牲人民。”（同上书，69页）七，行政权不能与主权和在一起，虽然两者不可或缺。但和在一起会使主权变为君主，使公意变为某一团体的意志，最终可能演变为个人意志。
以上两个概念也是区分政权性质的重要标准，主权在多数人手中是“民主制”，在少数人手中是“贵族制”，在个别人手中是“君主制”。（由多数制定、参与、符合公意的是民主制，由少数人参与、制定、符合少数人利益的是贵族制，由个别人制定的，只符合个人利益的是君主制。）
在单一政府形式还是混合政府形式中卢梭选择了混合政府形式：“因为强力的极限与软弱的极限在单一政府中都存在，而在混合政府中有一种适中的力量。”（同上书，87页）
法律的设置与主权密切相关是主权的表现形式，主权的性质决定着法律的性质。主权的至高无上决定着法律的权威不可挑战。卢梭指出，“法律完全是社会结合的条件，服从法律的人民，应当是法律的制定者，规定社会条件的，应当是结合成社会的人们。”（同上书，43页）在这里，法律、主权、公意、基本是一个意思，在谈法律时经常使用主权，在谈主权时经常使用法律与公益，三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政府的合法性的标准有两个，一，不是主权人，二，是法律（主权意识）的贯彻者而非制定者。在我看来，主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是“三权分立”的萌芽。
法律与自由一定冲突，但是为了实现更多人的自由，个别的冲突在所难免。每个人的自由需要法律的保证，在这个意义上：“自由需要非自由为基础。”（《启蒙的遗产与反思》——知识分子论丛第9辑，43页）卢梭也指出：“…..政治的实质就在于服从与自由两者的协调一致；而‘臣民’与‘主权者’这两个词是相互关联的同义语，这两者的意思结合成单独一个词，称为‘公民’。”（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103页）
卢梭用毕生的精力构建了理想中的国家框架，虽略显粗糙，却为民主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确立了自由平等的基本原则及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勾勒了未来民主共和国的政体框架。以上三点，区别于传统政权形式，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直到今天，这些基本原则，基本特征依旧被民主国家所沿用。
2011年9 月13日
这个原则是什么？可以简单的归结为两点：自由与平等。卢梭这样说道：……“为什么要自由？这是因为一个人如果依附了他人，则国家共合体就会少去这个人的力量，为什么要平等？这是因为没有平等，自由就不可能存在。”（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 2011版，58页）自由与平等作为国家框架的原则缺一不可：在专制下也有“自由”，但那是专制者的自由，多数被专制者，没有自由，自由不是普遍性的被人们享用。因此，把自由设置为国家框架的基本原则，就必须满足另一个条件，自由必须平等地实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所享有的自由必须相同。这个平等也是抽象意义上的或者是法律意义上的，即每一个国家的组成部分（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不多也不少。
平等在现实中总是表现为不平等，为此平等受到质疑，但质疑的目的却有两种，一，因为无法实现平等，就在制度的设计上确立不平等为原则；二，绝对的平等由于无法实现，把他作为基本原则就是自相矛盾的或者是无的放矢。前者是在否定后维系专制，后者是在质疑这种“最不坏”的制度是否可以作为国家的基本价值。我以为：平等的自由只能在权利——即法律意义上实现，法律必须规定所有人的自由权是平等的。这个原则不确立，则与专制无异。平等的权利并不必然在现实中表现为平等，这由以下原因促成：一，放弃。对某种自由不感兴趣，可以放弃。放弃并不是因为没有这个权利，而是有这个权利却选择放弃，这意味着，可以改变放弃，取消放弃，还可以在放弃后对放弃所涉及的相关事情，发表支持或反对的意见。比如，我不投票，但可以对投票结果发表自己的观点——不能因为我不投票就不能发表任何观点。二，个人之间能力上的差别。三，对自由的不同认识。不同认识取决于知识水平，道德认知。即自由在现实中经常表现为相对，不是任何一种自由都对所有人有诱惑力。四，自由的无限。自由的种类可以是无限的，但人的生命有限，作为个人只能追求有限的自由。 这一原则的确立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政权形式，挑战君主专制赖以维系的价值体系，确立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
在卢梭构建的国家框架中，有几个重要概念不得不提，一个是主权概念。一，人民是唯一的主权人，区别于君主（数量上的要求）；二，主权必须符合“公意”，必须来自于全体，适用于全体，（质的要求）；三，主权人有立法权却不具体的行使权力，不具有最终裁决权。因为由主权来裁决只是主权一方的结论，“这种结论，对另一方来说则是一种外来的和个别的意志，因而造成不公正，而且容易犯错误。”（同上书，36页）这是卢梭区别于“雅典城邦制”的关键所在，很多人是刻意的忽略这一点，把卢梭与“雅典城邦制”混为一谈；（卢梭赞同“主权在民”，但不赞同主权与行政权合为一体。）四，人民有两种身份，主权人及“臣民”。作为主权人中的一员，没有任何超越其他主权人的权力，作为“臣民”则必须履行自愿签订契约中规定的义务。理由是：“…..每个人都必须服从他要求别人遵守的条件……。”（同上书，36页）并为此进一步解释道：“只要臣民们都服从这样一个约定，他们就不是在服从任何一个个人，而是在服从自己的意志。”（同上书，37页），五，“主权者只有立法权力而无其他权力。”（同上书，102页）这就回答了一些人的刻意曲解。说什么主权是“限制个人”，请问：哪个国家的法律不是对个人的一种制约？
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就是“行政权”。行政权是介于主权与“臣民”之间的“中间体”，行政权既不是主权人也不是“臣民”。一，立法权是“意志”，通过立法确立主权的意志。行政权是“力量”，保证主权意志得以实现，两者不可或缺。二，行政行为是“个别行为”不是主权行为，不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立法行为，只是法律的执行行为，即行政行为不过是法律的执行人，不超越法律，也不背离法律。三，行政行为作为一种“力量”需寻找一个适当的代理人，代理人的全部任务就是执行法律，维护自由。四，代理人的权力，可以限制、修改、收回。五，任命、限制、修改、收回的主权行为不可转移到除主权以外的任何个人。六，主权人只能有一个，行政机关（政府），不能成为事实上的主权人，行政机关的权力越大，主权人对行政机关的约束力也要越大。同时，行政机关“必须时时准备为了人民而牺牲政府，而不能为了政府而牺牲人民。”（同上书，69页）七，行政权不能与主权和在一起，虽然两者不可或缺。但和在一起会使主权变为君主，使公意变为某一团体的意志，最终可能演变为个人意志。
以上两个概念也是区分政权性质的重要标准，主权在多数人手中是“民主制”，在少数人手中是“贵族制”，在个别人手中是“君主制”。（由多数制定、参与、符合公意的是民主制，由少数人参与、制定、符合少数人利益的是贵族制，由个别人制定的，只符合个人利益的是君主制。）
在单一政府形式还是混合政府形式中卢梭选择了混合政府形式：“因为强力的极限与软弱的极限在单一政府中都存在，而在混合政府中有一种适中的力量。”（同上书，87页）
法律的设置与主权密切相关是主权的表现形式，主权的性质决定着法律的性质。主权的至高无上决定着法律的权威不可挑战。卢梭指出，“法律完全是社会结合的条件，服从法律的人民，应当是法律的制定者，规定社会条件的，应当是结合成社会的人们。”（同上书，43页）在这里，法律、主权、公意、基本是一个意思，在谈法律时经常使用主权，在谈主权时经常使用法律与公益，三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政府的合法性的标准有两个，一，不是主权人，二，是法律（主权意识）的贯彻者而非制定者。在我看来，主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是“三权分立”的萌芽。
法律与自由一定冲突，但是为了实现更多人的自由，个别的冲突在所难免。每个人的自由需要法律的保证，在这个意义上：“自由需要非自由为基础。”（《启蒙的遗产与反思》——知识分子论丛第9辑，43页）卢梭也指出：“…..政治的实质就在于服从与自由两者的协调一致；而‘臣民’与‘主权者’这两个词是相互关联的同义语，这两者的意思结合成单独一个词，称为‘公民’。”（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103页）
卢梭用毕生的精力构建了理想中的国家框架，虽略显粗糙，却为民主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确立了自由平等的基本原则及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勾勒了未来民主共和国的政体框架。以上三点，区别于传统政权形式，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直到今天，这些基本原则，基本特征依旧被民主国家所沿用。
2011年9 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