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重新看待公平问题
公平，作为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在中国有着比较强大的传统背景，比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社会伦理观念。一般而论，儒家这种强烈的平等观妨碍了传统社会的经济效率。因此，基于反传统也基于统治绩效需要，邓氏改革是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时至目下，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均衡已经成为重大社会问题，统治体系认为两者继续失衡会引发古典革命。
然而，认为中国儒家治术或内儒外法之传统是讲究公平优先的伦理体系，却是巨大的谬误。导致这一巨大谬误的原因有两点：其一，自西周以来的意识形态生产与运行模式就具有内在冲突，即“天命不于常”与“天命不僭”的矛盾，进而是有意识的对民众欺骗致社会信任极低；其二，德政目标必然以强大也庞大的政府出现为必要条件，以至于形成掠夺型政府[1]，而掠夺型政府最直观表现则是大量分利集团借助政治特权（如荫补，即官员家庭是政治生产单位的状况[2]）丰肥自身致社会完全丧失公平。正是由于意识形态说谎、德政掠夺效应的持续存在，才使中国古典社会的民粹性反抗与政治崩溃的频率高居全球各文明之首。通俗地说，从秦末“阿房大火”，中经唐人杜牧总结的“衰而不鉴”，再到黄炎培“窑洞疑问”以至于当下，中国的传统与统治均未能解决公平问题，即无能于在反省意识形态说谎与德政掠夺的基础上推导出一个社会公平的伦理体系。
一、掠夺：统治与治理相对立
小加尔布雷斯借用其父“新工业国”的概念[3]，说到：“在新工业国中，组织的存在主要为了掌握高级技术和复杂的生产流程；而在掠夺型政府中，组织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掌控国家架构本身。”[4]也正是因着如此差别，“掠夺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政府的作用会逐渐增长”[5]。无论政府规模、费用、权力及其他方面的增长，必然结果是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而导致了社会更大的不公。
回到老加尔布雷斯的政治观点，他与里根经济学唱反调，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里根的政治哲理口号“华盛顿就是个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6]。这一点在中国也有更为形象的写照：人们常议论的“三公”消费不过是一笔数目不算庞大的开支，此谓小三公；而另一种称为“大三公”的经济掠夺才是社会无法承担的价位，是为公共资源交易、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此三项每年可从社会剥削四千亿到六千亿人民币的收入，因此也成为祸害弱势群体的最大政治动力[7]。
政府打败了社会，统治扭曲了治理，使分析家们颇为愤怒，因此，他们指出：“治理的位置已经被政府侵占。”[8]换言之，政府作为组织体系与治理已经完全对立。问题确乎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产生的学术愤怒，也传到中国，如著名社会学者郑也夫公开地讲：“现在的上层阶级，既包括有权的也包括有钱的，极其无耻。”[9]
二、垄断：病态欲望掌控一切
统治作为复杂组织的复杂组合，它会不断神化自己，一如神权政治里面的君权神授一样，尽管许多统治不再声称自己具有神性，甚至不乏无神论者。然而，制造新的类似于神学信条的东西，却是其几达精当的治术。比方说，“稳定高于一切”、“发展（实为增长）是硬道理”，诸如此类的信条性宣示本质上是唯一神宗教的诫条模式。在科学与统治（也即政治宗教）层面上，政治公平无法找到逻辑基础。比方说，社会主义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科学，其科学本质是允许证伪即颠覆的，但在制度运行角度，此种颠覆（即证伪）又被统治确定为犯罪行为。
由于以上巨大的悖论存在，社会治理结构就出现了两大奇观：其一，无神论者成为宗教体系的最决定性权威，教权虽不干涉世俗，但要主动妾化自己而为党权之附庸[见图6，本文作者摄于2011年9月中旬，翻拍一张寺院宣传资料]；其二，即便是用行政改革来替代或格式化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仍然是虚与委蛇，现实中沿袭荫补的操作既泛化又被统治所默许，尤其是在福利水平较高小局域。关于第二点可举的例子太多，而最为传统化的则是河北国税官员十余亲属均进入了税务系统[10]。如同宗教对党权的主动妾从一样，高福利小局域的政治表白也会突出表现在“会说话”方面[见图7，本文作者摄于2011年7月10日，本市地税局办税大厅前]。
由统治力求掌控一切而完全政治垄断又不可能，就产生了政府与民间信息极大不对称状态。为了消除（至少是大幅度降低）这种状态，而努力维护“一切”、“硬道理”之新宗教戒条，采取特务统治就成了必然选择。限于技术分析的资料限制，我们尚无法量化特务统治的社会后果。但是，借助对前苏联政治的分析，可以看得到：特务统治毒化了社会道德，进而极大累加了社会治理成本，最后成为政权崩亡的最主要因素[11]。苏共亡党不是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基于治理失效的各种统治崩亡正成为全球愤怒时代的政治景观。这里面最重要的参数是信息自由的启蒙作用，它使“个人”在传统的“分析技巧与集中能力”方面的缺乏之状变为富有[12]。
在没有政府的治理理论体系当中，信息技术也是重大促成因素，它使公民真正体验到“微”观层面的集合对宏观层面所产生的后果[13]，大马格里布地区的自发革命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也因于大马格里布地区自发革命的政治后果，中国的统治体系对信息技术的态度十分矛盾，或是表现为明智的利用，比如“网络反腐”；或是忧惧公众情绪高度发酵而表示严厉钳制，比如“铲除网络谣言”[14]。此种矛盾再一次复现了自西周以来的意识形态内在冲突，因此，中国现代化过程陷入历史泥沼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谣言，之于公平的社会，实际上一种社会矫正力量，因为不公平不仅仅表现在财富方面，在信息拥有量与质方面的不公平往往比财富不公平的社会后果更严重。对谣言的铲除欲望本身就是一种治德的缺欠，同时，也是统治知性严重不足的表现。社会学对谣言（与闲话）的界定是：它们通常产生于当人们无法获得所需的信息时，人们通常寻求一切甚至未经证实的信息来源，而不甘接受缺乏信息这一现实[15]。
三、量化：关于不公平的新指标
信息不公平是少为普通民众所关注的事情，财富的公平程度仍然是关注重点，也是考量统治能否提供相对公平的最重要指标。然而，通常使用的社会公平指标，在分析中国社会时并无多大用处，比方家庭收入中用于食品部分的开支虽能反应家庭的社会地位（越少越具有上层性质），但是，中国文化偏重吃喝的因素却一直被忽略；再比如，劳资法律关系的调整看起来让农民工有了比大学毕业生更高的月薪，但是农民工在工资以外没任何医疗、退休等社会福利。尤其是，关于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研究，缺乏宏观且有数据支持的清晰指标至今是个大问题。
现在，我们不妨以中美两国“亿万富豪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这么一个指标，给出量化概念。见表：
中美十亿美元以上收入者与总人口之比
人口总数（百万）[16] 十亿美元富豪人数（个）[17] 百万分比例 前十名富豪在房地产业的人数[18]
中：1328 271 0.2 4
美： 307 400 1.3 0
这个表格的意义在于：（一）巨富人数占全部总人口的比例越高，说明公平程度越高，反之，亦然；（二）全球危机以来的美国数据可以当作一个中性值来看待，尽管美国的公平程度并算高[19]。简单观测表中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社会不公平的相对指标是美国6.5倍（1.3÷0.2），中国社会财富往少数人口集中仍是显性且难以改变的事实（4：0）。
依着国外专家的研究结论，“在不平等状况越严重的社会，向下歧视的压力越大；那些最顶端的‘拥有者’和最末端的‘未拥有者’之间的社会差距也越大。在实际效果上，不平等程度越高，向下歧视也越强。人们通过显示对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人的优势来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20]在这个结论之下，我们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教育平等的危害。它使竞争更加激烈与残酷，且背后的阶层流动固化态势明显与难改；另一方面，在漫长的人力投入过程，人性也会渐渐遭到扭曲，牢笼式的学校管制即为一个重要力量[见图8，本文作者摄于2011年春季，本市一所全封闭学校墙外]。在中国的政治权力最大批发中心北京，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状况已经是个“国际问题”[21]，而非北京籍学生的考试资格问题与民工子弟学校难以生存[22]深刻地反应了财富巨大不公平背后的社会不公状现状及危险趋势。
小结：一场伟大的博弈
毫无疑问，不公平程度畸高的社会其统治体系难以赢得尊重。对于国内民众的不尊重，统治可以用更加铁腕的手段对付，比如西班牙学者胡利奥•里奥斯所说的中国政府滥用权力、逮捕持不同政见者[23]。但是，对国际上的不尊重，却难以用看似强大的外宣政策来对付，因为外部（至少是一种强大的批评）认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这样的体制目的是保护所谓有学识、道德高尚的阶层的权利而牺牲了公民的自由与权利”[24]。人权供给相对于社会需求的严重不足正在成为中国所有社会问题“泛政治化”的最大动因，“问题里面还有问题”正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比如教育不公平的全部内涵。因此，“公信力缺失”、“制度缺陷”之类的新闻描述已经苍白无力。
制度重置，正在成为统治与民间力量博弈的可预期结果，也是无政府主义全球复兴背景下中国发生的一场伟大的博弈，尽管没有政府的治理之最终效能并不是真正地取消统治，而是最古典的自由主义层面上要一个低成本政府。对于后一点，连统治体系内开明学者的政治学表述都如此，比如“不仅要廉洁政府，更要廉价政府”[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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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掠夺型政府”（the predator state）作为一个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已故著名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之子）提出，其同名著作（中译本，苏琦译）对此有全面论述。涉及到公平方面（P128），他说：“收入是社会授予掠夺阶层的荣誉和他们所享有的尊贵地位的证明。”苏译版本：中信出版社，2009。
[2]关于这方面的最通俗解释可参见我的博文：“铜臭来历考：老崔何以打小崔？”（http://sihoen.blog.163.com），2011年9月9日。
[3]进一步了解，可参见朱彤书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之“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P436-450；朱编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4]同[1]，P132。
[5]同[1]，P133。
[6]参见《加尔布雷斯传》（中译本，郭路译），P431；郭译版本：中信出版社，2010。
[7]参见枋溪漪文章：“「大三公」祸害弱势群体”，载于香港《争鸣》杂志2011年7月号，转引自《启蒙历史网》（http://www.qmhistory.cn）2011年7月28日。
[8]同本研究报告（上）所引文献[8]，P5；该处的源文献是Rajhi Kothari，“On Human Governance”，Alternative （1987，12）。
[9]参见谭旭峰与郑也夫的对话录：“活在这个半开放社会”，载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11年9月号。
[10]参见《钱江晚报》报道：“河北国税官员被指安排10余亲属进税务系统工作”，转引自《网易新闻》2011年8月26日。
[11]可参见我的博文：“非祭而贺苏共亡党20年——前苏联特务统治的明清映像”，2011年7月23日。
[12]同[8]，P328。
[13]同[8]，P320。
[14]参见新华社评论：“铲除网络谣言之毒须加大打击力度”，转引自《网易新闻》2011年8月30日。
[15]参见戴维•波普诺著《社会学》第十一版（中译本，李强等译），P659；李译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6]人口数据基期为2010年，参见《世界地图手册》（中国地图出版社，2011），P199（中国）&P241（美国）。
[17]十亿美元以上富豪数据出自“胡润百富排行榜”，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9月9日，第1版〈要闻〉，综合编译题目为：“外媒解读中国百万富豪创纪录”。
[18]同[17]。
[19]美国贫困的量化指标是：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22314美元，或个人年收入低于11139美元。
[20]参见理查德•威尔金森与凯特•皮克特合著《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中译本，安鹏译），P158；安译版本：新华出版社，2010。
[21]参见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1年8月29日文章：“中国着力处理农村人口流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8月31日，第8版〈中国大地〉编译题目为：“民工子弟学校被拆凸显户口制度缺失”。
[22]参见《经济观察报》2011年8月29日文章：“非京籍学生的迁徙：开学季分别季”（记者：刘金松，北京报道）。
[23]&[24]参见西班牙《南方报》2011年9月7日文章：“惹人讨厌的中国”，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9月9日，第14版〈海外视角〉，编译题目为：“崛起的中国为何很少赢得世界掌声？”
[25]参见辛鸣著《道理：中国道路中国说》，P173；辛著版本：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
公平，作为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在中国有着比较强大的传统背景，比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社会伦理观念。一般而论，儒家这种强烈的平等观妨碍了传统社会的经济效率。因此，基于反传统也基于统治绩效需要，邓氏改革是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时至目下，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均衡已经成为重大社会问题，统治体系认为两者继续失衡会引发古典革命。
然而，认为中国儒家治术或内儒外法之传统是讲究公平优先的伦理体系，却是巨大的谬误。导致这一巨大谬误的原因有两点：其一，自西周以来的意识形态生产与运行模式就具有内在冲突，即“天命不于常”与“天命不僭”的矛盾，进而是有意识的对民众欺骗致社会信任极低；其二，德政目标必然以强大也庞大的政府出现为必要条件，以至于形成掠夺型政府[1]，而掠夺型政府最直观表现则是大量分利集团借助政治特权（如荫补，即官员家庭是政治生产单位的状况[2]）丰肥自身致社会完全丧失公平。正是由于意识形态说谎、德政掠夺效应的持续存在，才使中国古典社会的民粹性反抗与政治崩溃的频率高居全球各文明之首。通俗地说，从秦末“阿房大火”，中经唐人杜牧总结的“衰而不鉴”，再到黄炎培“窑洞疑问”以至于当下，中国的传统与统治均未能解决公平问题，即无能于在反省意识形态说谎与德政掠夺的基础上推导出一个社会公平的伦理体系。
一、掠夺：统治与治理相对立
小加尔布雷斯借用其父“新工业国”的概念[3]，说到：“在新工业国中，组织的存在主要为了掌握高级技术和复杂的生产流程；而在掠夺型政府中，组织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掌控国家架构本身。”[4]也正是因着如此差别，“掠夺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政府的作用会逐渐增长”[5]。无论政府规模、费用、权力及其他方面的增长，必然结果是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而导致了社会更大的不公。
回到老加尔布雷斯的政治观点，他与里根经济学唱反调，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里根的政治哲理口号“华盛顿就是个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6]。这一点在中国也有更为形象的写照：人们常议论的“三公”消费不过是一笔数目不算庞大的开支，此谓小三公；而另一种称为“大三公”的经济掠夺才是社会无法承担的价位，是为公共资源交易、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此三项每年可从社会剥削四千亿到六千亿人民币的收入，因此也成为祸害弱势群体的最大政治动力[7]。
政府打败了社会，统治扭曲了治理，使分析家们颇为愤怒，因此，他们指出：“治理的位置已经被政府侵占。”[8]换言之，政府作为组织体系与治理已经完全对立。问题确乎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产生的学术愤怒，也传到中国，如著名社会学者郑也夫公开地讲：“现在的上层阶级，既包括有权的也包括有钱的，极其无耻。”[9]
二、垄断：病态欲望掌控一切
统治作为复杂组织的复杂组合，它会不断神化自己，一如神权政治里面的君权神授一样，尽管许多统治不再声称自己具有神性，甚至不乏无神论者。然而，制造新的类似于神学信条的东西，却是其几达精当的治术。比方说，“稳定高于一切”、“发展（实为增长）是硬道理”，诸如此类的信条性宣示本质上是唯一神宗教的诫条模式。在科学与统治（也即政治宗教）层面上，政治公平无法找到逻辑基础。比方说，社会主义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科学，其科学本质是允许证伪即颠覆的，但在制度运行角度，此种颠覆（即证伪）又被统治确定为犯罪行为。
由于以上巨大的悖论存在，社会治理结构就出现了两大奇观：其一，无神论者成为宗教体系的最决定性权威，教权虽不干涉世俗，但要主动妾化自己而为党权之附庸[见图6，本文作者摄于2011年9月中旬，翻拍一张寺院宣传资料]；其二，即便是用行政改革来替代或格式化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仍然是虚与委蛇，现实中沿袭荫补的操作既泛化又被统治所默许，尤其是在福利水平较高小局域。关于第二点可举的例子太多，而最为传统化的则是河北国税官员十余亲属均进入了税务系统[10]。如同宗教对党权的主动妾从一样，高福利小局域的政治表白也会突出表现在“会说话”方面[见图7，本文作者摄于2011年7月10日，本市地税局办税大厅前]。
由统治力求掌控一切而完全政治垄断又不可能，就产生了政府与民间信息极大不对称状态。为了消除（至少是大幅度降低）这种状态，而努力维护“一切”、“硬道理”之新宗教戒条，采取特务统治就成了必然选择。限于技术分析的资料限制，我们尚无法量化特务统治的社会后果。但是，借助对前苏联政治的分析，可以看得到：特务统治毒化了社会道德，进而极大累加了社会治理成本，最后成为政权崩亡的最主要因素[11]。苏共亡党不是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基于治理失效的各种统治崩亡正成为全球愤怒时代的政治景观。这里面最重要的参数是信息自由的启蒙作用，它使“个人”在传统的“分析技巧与集中能力”方面的缺乏之状变为富有[12]。
在没有政府的治理理论体系当中，信息技术也是重大促成因素，它使公民真正体验到“微”观层面的集合对宏观层面所产生的后果[13]，大马格里布地区的自发革命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也因于大马格里布地区自发革命的政治后果，中国的统治体系对信息技术的态度十分矛盾，或是表现为明智的利用，比如“网络反腐”；或是忧惧公众情绪高度发酵而表示严厉钳制，比如“铲除网络谣言”[14]。此种矛盾再一次复现了自西周以来的意识形态内在冲突，因此，中国现代化过程陷入历史泥沼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谣言，之于公平的社会，实际上一种社会矫正力量，因为不公平不仅仅表现在财富方面，在信息拥有量与质方面的不公平往往比财富不公平的社会后果更严重。对谣言的铲除欲望本身就是一种治德的缺欠，同时，也是统治知性严重不足的表现。社会学对谣言（与闲话）的界定是：它们通常产生于当人们无法获得所需的信息时，人们通常寻求一切甚至未经证实的信息来源，而不甘接受缺乏信息这一现实[15]。
三、量化：关于不公平的新指标
信息不公平是少为普通民众所关注的事情，财富的公平程度仍然是关注重点，也是考量统治能否提供相对公平的最重要指标。然而，通常使用的社会公平指标，在分析中国社会时并无多大用处，比方家庭收入中用于食品部分的开支虽能反应家庭的社会地位（越少越具有上层性质），但是，中国文化偏重吃喝的因素却一直被忽略；再比如，劳资法律关系的调整看起来让农民工有了比大学毕业生更高的月薪，但是农民工在工资以外没任何医疗、退休等社会福利。尤其是，关于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研究，缺乏宏观且有数据支持的清晰指标至今是个大问题。
现在，我们不妨以中美两国“亿万富豪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这么一个指标，给出量化概念。见表：
中美十亿美元以上收入者与总人口之比
人口总数（百万）[16] 十亿美元富豪人数（个）[17] 百万分比例 前十名富豪在房地产业的人数[18]
中：1328 271 0.2 4
美： 307 400 1.3 0
这个表格的意义在于：（一）巨富人数占全部总人口的比例越高，说明公平程度越高，反之，亦然；（二）全球危机以来的美国数据可以当作一个中性值来看待，尽管美国的公平程度并算高[19]。简单观测表中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社会不公平的相对指标是美国6.5倍（1.3÷0.2），中国社会财富往少数人口集中仍是显性且难以改变的事实（4：0）。
依着国外专家的研究结论，“在不平等状况越严重的社会，向下歧视的压力越大；那些最顶端的‘拥有者’和最末端的‘未拥有者’之间的社会差距也越大。在实际效果上，不平等程度越高，向下歧视也越强。人们通过显示对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人的优势来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20]在这个结论之下，我们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教育平等的危害。它使竞争更加激烈与残酷，且背后的阶层流动固化态势明显与难改；另一方面，在漫长的人力投入过程，人性也会渐渐遭到扭曲，牢笼式的学校管制即为一个重要力量[见图8，本文作者摄于2011年春季，本市一所全封闭学校墙外]。在中国的政治权力最大批发中心北京，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状况已经是个“国际问题”[21]，而非北京籍学生的考试资格问题与民工子弟学校难以生存[22]深刻地反应了财富巨大不公平背后的社会不公状现状及危险趋势。
小结：一场伟大的博弈
毫无疑问，不公平程度畸高的社会其统治体系难以赢得尊重。对于国内民众的不尊重，统治可以用更加铁腕的手段对付，比如西班牙学者胡利奥•里奥斯所说的中国政府滥用权力、逮捕持不同政见者[23]。但是，对国际上的不尊重，却难以用看似强大的外宣政策来对付，因为外部（至少是一种强大的批评）认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这样的体制目的是保护所谓有学识、道德高尚的阶层的权利而牺牲了公民的自由与权利”[24]。人权供给相对于社会需求的严重不足正在成为中国所有社会问题“泛政治化”的最大动因，“问题里面还有问题”正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比如教育不公平的全部内涵。因此，“公信力缺失”、“制度缺陷”之类的新闻描述已经苍白无力。
制度重置，正在成为统治与民间力量博弈的可预期结果，也是无政府主义全球复兴背景下中国发生的一场伟大的博弈，尽管没有政府的治理之最终效能并不是真正地取消统治，而是最古典的自由主义层面上要一个低成本政府。对于后一点，连统治体系内开明学者的政治学表述都如此，比如“不仅要廉洁政府，更要廉价政府”[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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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掠夺型政府”（the predator state）作为一个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已故著名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之子）提出，其同名著作（中译本，苏琦译）对此有全面论述。涉及到公平方面（P128），他说：“收入是社会授予掠夺阶层的荣誉和他们所享有的尊贵地位的证明。”苏译版本：中信出版社，2009。
[2]关于这方面的最通俗解释可参见我的博文：“铜臭来历考：老崔何以打小崔？”（http://sihoen.blog.163.com），2011年9月9日。
[3]进一步了解，可参见朱彤书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之“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P436-450；朱编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4]同[1]，P132。
[5]同[1]，P133。
[6]参见《加尔布雷斯传》（中译本，郭路译），P431；郭译版本：中信出版社，2010。
[7]参见枋溪漪文章：“「大三公」祸害弱势群体”，载于香港《争鸣》杂志2011年7月号，转引自《启蒙历史网》（http://www.qmhistory.cn）2011年7月28日。
[8]同本研究报告（上）所引文献[8]，P5；该处的源文献是Rajhi Kothari，“On Human Governance”，Alternative （1987，12）。
[9]参见谭旭峰与郑也夫的对话录：“活在这个半开放社会”，载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11年9月号。
[10]参见《钱江晚报》报道：“河北国税官员被指安排10余亲属进税务系统工作”，转引自《网易新闻》2011年8月26日。
[11]可参见我的博文：“非祭而贺苏共亡党20年——前苏联特务统治的明清映像”，2011年7月23日。
[12]同[8]，P328。
[13]同[8]，P320。
[14]参见新华社评论：“铲除网络谣言之毒须加大打击力度”，转引自《网易新闻》2011年8月30日。
[15]参见戴维•波普诺著《社会学》第十一版（中译本，李强等译），P659；李译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6]人口数据基期为2010年，参见《世界地图手册》（中国地图出版社，2011），P199（中国）&P241（美国）。
[17]十亿美元以上富豪数据出自“胡润百富排行榜”，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9月9日，第1版〈要闻〉，综合编译题目为：“外媒解读中国百万富豪创纪录”。
[18]同[17]。
[19]美国贫困的量化指标是：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22314美元，或个人年收入低于11139美元。
[20]参见理查德•威尔金森与凯特•皮克特合著《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中译本，安鹏译），P158；安译版本：新华出版社，2010。
[21]参见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1年8月29日文章：“中国着力处理农村人口流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8月31日，第8版〈中国大地〉编译题目为：“民工子弟学校被拆凸显户口制度缺失”。
[22]参见《经济观察报》2011年8月29日文章：“非京籍学生的迁徙：开学季分别季”（记者：刘金松，北京报道）。
[23]&[24]参见西班牙《南方报》2011年9月7日文章：“惹人讨厌的中国”，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9月9日，第14版〈海外视角〉，编译题目为：“崛起的中国为何很少赢得世界掌声？”
[25]参见辛鸣著《道理：中国道路中国说》，P173；辛著版本：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