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封堵政策，带来最大的灾难是剥削了人民获取免费知识、了解世界的权利。
西方人将中国的防火墙称为Great Firewall(长城防火墙GFW)，就像长城当年抵御匈奴一样，把政府抗拒的讯息挡在外面。长城是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建筑，在卫星图上宛若一道蜿蜒的锦缎书写了几千年的历史，而在互联网发展史上，长城防火墙却是一道触目惊心的疤痕和战线，如果要说它和万里长城有任何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染满血和泪。
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监控事实上是企图将互联网领域化( Territorization)。领域化即是攻占某个地区后将之合法化(legitimized)、规范化(normalize)、结构化(structuralized)。政府控制的是一个空间，一个由通讯科技开发出来的空间。很明显政府立法之前已肯定了自己对这个空间的主权，政府对这个空间控制的合法性何在？政府的立法并不是对物质的(material)机器而言，而是非物质(immaterial)的空间，政府对这个空间的拥有权是以暴力方法夺得的。监控和反监控是全世界人民在二十一世纪的攻防战，而在这个领域，中国早已超英赶美，中国人在这个时刻如何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生存的空间？
中国政府错误地评估了互联网，以为这样封堵了，讯息就不会进来。无论是网上还是网下，他们都是企图将空间结构化和系统化。而在互联网上，一个点击几乎可以连接往任何一个点，也即是说互联网在本体上是抗拒结构的扁平空间。在这个扁平空间任何结构化的企图都维持不了多久。在这个网络里，任何两点都有可能连接，永远只有包含(inclusion)而没有排斥(exclusion)。然而这个平面之上永远都有漏网之鱼，互联网上几乎没有了距离，一个讯息可以在点击间无限地向四面发送。中国政府的监控，其效用只是限制了资讯传递的速度，也即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控制资讯。
互联网的封堵政策，带来最大的灾难是剥削了人民获取免费知识、了解世界的权利。除了异见的网站不获中国政府批准，其他的媒体如资讯丰富的英国广播公司(BBC)也被封锁，甚至连维基百科也不能幸免。中国政府口口声声现在是全球化的年代，但口头上是迎接全球化，骨子里却是反全球化。中国政府的反全球化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批判新自由主义市场，而是拒绝国家的人民有更阔的视野，拒绝让他们对世界有更好的认识以迎接不同文化、种族的冲击和共容。中国政府实施的是“计划知识”，将人民的思维限制在狭窄的范式(Paradigm)。
事实上，我们绝对可以怀疑，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南海高官到底花了多少时间上网？对互联网了解有多深？知不知道甚么叫维基百科？维基百科作为互联网知识传播的最佳途径，以中国政府照本子办事的土炮官僚思维，能体会其中的精采之处吗？为甚么网上的色情网站可以大行其道，但是却不能出版成图书？因为中国政府依然认为印刷媒体占主要的地位，比互联网更重要更有权威(Authority)，况且事实上互联网早已远超过于任何一种媒体(media)。这些正暴露了对互联网狭窄的了解，然而无论如何中国网民永远都是最终的受害者。
互联网的时代，我们需要新的思维，一个划时代的科技所引发的转变，已经和上一代领导人格格不入了。去年五月中，法国政府讨论网上下载的问题时，找了十八岁的中学生Aziz和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会面，消费者联会的经济总监向传媒表示“所有人都要听Aziz说甚么，因为他和我们整整隔了一代”。中国政府是否有这个胸襟，找一名年轻的维基管理人员了解甚么叫新一代的知识分享？
不合理的制度，终会被推翻，在领域化(territorization)之后，总会有去领域化(de-territorization)。正如鲁迅先生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的“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美国之音、法轮功等机构每年都拨款研究穿越中国防火墙的技术，全球能使用的代理服务器也不下几百个，有能力的中国网民用尽办法逃越防火墙的围堵。同时在近几年，互联网的个人化、参与度与日俱上，网民所产生的冲击力越来越大。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下，除了里根（列根、雷根）和戈尔巴乔夫（戈巴卓夫）的联手，还有一百万名走上街头的东德人。这就好像今天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将中国网民和世界隔绝，正遭受内外的反抗，如果中国国内一亿六千万网民与全世界崇尚自由与共享的网民联合起来，难道还推不倒那堵防火墙？
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如果中国政府担当不了这个革新者的角色，那我们只有拭目以待这堵封锁自由的防火墙的倒掉。■
许煜：香港大学计算机工程毕业，先从事资讯科技，后转职传媒，已出版著作：《勇敢新世界—互联网罪与罚》(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