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希腊？
就在欧洲面对希腊危机的时候，中国则必须面对温州危机。当欧洲领导人呼吁中国为欧元区提供援助的时候，中国境内的声音指出北京应该管的是温州，而不是欧洲。
虽然温州只是大中国版图上的一小点，但它在经济上对整个中国的影响可以与希腊对整个欧元区的影响相提并论。
许多人辩护说，与希腊危机所产生的辐射不同，中国可能从温州危机中因祸得福。温州作为中国私营企业的诞生地，其商人的胆大包天经常令人羡慕令人恨。而现在这一切可能成为真正触发银行改革的因素，并将改变中国。
位于伦敦的《中国时报》刊登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协会（直译）秘书王伟（音译）的文章表示：”给温州一个机会，相信它对市场运作原理是最了解的。然后，我们所经历的就不是中国救温州，而是温州救中国了。”
温州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距离上海350公里。多年来，它是中国私营经济白手起家的代表。这个通商口岸的居民中，有许多人远涉重洋，寻找工作。温州商人发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在共产主义时代经历了多次反对资本家的运动。温州的家族企业则早已经在80年代就开始成立制鞋厂、纽扣厂和塑料玩具厂。这些被股票市场排除在外的企业也没有得到国有银行的重视。于是，这些企业开始秘密成立私人银行，互相借钱。许多人也从海外的亲戚那里借来大量资金。
“我就是这样来到上海，并走出中国的。”说这番话的袁思泉（音译）是一位家用装饰品的生产商。他现在正在上海寻找国内的订单。几年前，当他第一次接到来自法国和瑞典的订单时，曾经向私人贷款方借了一笔钱，用来扩大生产规模。
当时他借贷的利息还是2%，但这几年利息一直在上升，而订单却不断减少。袁先生说：”现在就算你认识借贷方，也还是要支付7%到8%的利息。因为我的产品比较特殊，所以我的状况还可以。但是做打火机和纽扣的这些公司就竞争不过来自柬埔寨和越南的工厂，而且又被逼必须还上贷款。”
从炫富到跑路
上海是温州富商的乐园。他们在这里开着名车炫富，在外滩罗斯福大厦的顶层酒廊啜饮香槟，并沉迷于在楼下的名店街购物。
“上海楼价暴涨全都因为他们”一位姓刘的上海出租司机说。”像我这样的人没钱买房，就是因为温州的投机商人进入了上海楼市。”
这一切都曾经是真的，直到温州的老板们开始跑路，企业倒闭，甚至有人跳楼自杀。温州从今年夏天开始就以一系列与高利贷有关的丑闻登上了新闻报纸的头条。这也使得总理温家宝于10月到访温州，敦促银行为家庭以及小型企业提供更多的信贷支持。
当欧洲经济危机开始殃及中国企业的时候，后者还不得不与不断上涨的工资以及不断升值的人民币作斗争。一些企业确实已经倒下。经济学家们开始谈论温州危机只是私人融资系统弊病中的冰山之一角，而这有可能会危及实体经济。
上海新金融研究所（直译）的研究员张琪（音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温州危机是中国”国进民退”的表现。私人企业领域所处的商业和金融环境已经严重恶化。张琪指出：”这些温州企业需要的不是政府来救它们，它们需要政府赋予私人信贷行业合法的地位，这样它们才能在财政上独立的情况下适应全球经济变化带来的冲击。”
不久前，北京曾发出暗示，可能放宽对私人企业的信贷控制，并正在考虑将私人信贷领域合法化。中国央行的一位官员向新华社表示，北京正在考虑允许私人信贷组织在放贷利息不超过普通银行利息4倍的情况下，从事合法的信贷经营活动。
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认为，北京现在的举动”是其多年来试图取缔地下钱庄，取消私人借贷”后的一个真正的进步。这也可能表明了，中国政府或许不再能够轻易忽视中国私人融资领域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