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一本讲述我国三十多年前的一段历史的书:《中国漫长的一年:1976与“总理遗言”案始末》。该书作者以当事人家属的身份,讲述了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青年工人蛐蛐儿伪造轰动一时的《总理遗言》,导致7个家庭12人入狱的故事。

读罢此书,最主要的感想就是三十多年以来“政治”的意义的变化。

曾有人批评80后90后年轻人不关心政治,上世纪70年代的青年确实是十分关心政治的:当时经济改革尚未开始,高考尚未恢复,青年们除了关心政治之外似乎也无事可做。当时有着不计其数的青年小团体,青年们讨论时事,贴标语、大字报,四处串联,做社会调查……

不过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关心政治”就意味着希望将来做官当干部。即使“造反”,也是企图“杀人放火受招安”;即使搞“民运”,也是希望当局接受自己的主张进行改革。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关心政治”就意味着紧盯国家领导人的一举一动;意味着支持领导人中的某一派,反对另一派;意味着关心政治局排名以及从领导人讲话和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中透露出来的微言大义……那时,“党和人民心连心”,人人以天下为己任,急国家领导人之所急,想国家领导人之所想。杭州汽轮机厂的一名普通工人竟然能够惟妙惟肖地模仿总理的口吻写出被传抄一时的“遗言”……站在地图前手拿红蓝铅笔思考世界革命的形势就是那时青年的写照。

今天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仍然关心政治,但是已经不再目光向上,紧盯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关心政治局排名,不再会解读官方媒体的微言大义、春秋笔法。今天我们不再企求当局接受我们的改革建议,而是采用“在社会中直接行动”的方法,关心如何用自己的力量来影响社会。

这就像一位网友所说:“03、04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生里‘关心政治’的意思是熟悉中央的派系构成和台湾两大党的恩怨情仇,理论点的就是能解释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政策异同。现在跟学生聊天发现反过来了,关心政治说明熟悉几年来反革命界的种种大事,理论点的是能谈论非暴力抗议理论。”

今天我们关心政治,不再是为了挤进统治集团分一杯羹,而是希望建设社会、促进社会的发育,希望唤醒独立的社会力量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今天我们不关心如何统治和由谁来统治,只关心如何使自己不被统治。因此与其说我们关心政治,不如说我们关心的是“反政治的政治”。

没有认识到三十多年来政治话语的变迁,正是今天的官方媒体和某些“体制内改革派”(如果真有的话)的错误所在。这也是温家宝总理多次公开谈论政改却没有得到民间任何回应、人民日报发文《政府应尊重公民说话权利》(11月16日)却没有得到任何关注的原因所在。现在的民间早已超越了会为领导人的政改言论和官方媒体释放的宽松信号而欢欣鼓舞的阶段。

这也是笑蜀等“公共知识分子”的错误所在(笑蜀先生近日在《纽约时报》发文,要求西方国家给中国领导人“面子”,遭到网民强烈批评):今天的民间早已不再是凡事替领导人着想、帮领导人出谋划策、企求领导人来解决问题的软弱无力的民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