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纵观高敬德之死，不难发现一个由来已久的隐忧：在保护艾滋病人隐私权的名义下，法律对公开艾滋病信息的禁止性条款及实践中的封闭性运作，正对全社会的艾滋病的防控产生负面影响，更多人可能因此受害。
发自上海
“绝无仅有”的病人
10月26日上午，在远离市区的上海市艾滋病诊疗中心，“中国药品打假第一人”高敬德孤独离世。
和任何一位艾滋病人的去世一样，官方起初试图低调应对此事。然而，高的公众人物身份使得这种努力失败。由于生前从事药品打假，高敬德死亡的消息传出后，媒体开始质疑其“非正常死亡”。舆论压力之下，官方最终公布了高敬德的真实病情。
事实上，由官方通过权威媒体公布艾滋病感染者死讯，高敬德很可能是中国艾滋病防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
低调背后拆射出中国应对艾滋病的尴尬——根据中国5年前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擅自公开艾滋病病人的信息，否则将面临处罚。
按照业内人士的通常理解，这一禁止性条款同样适用于死去的艾滋病人。
然而，纵观高敬德之死，不难发现一个由来已久的隐忧：在保护病人隐私权名义下，法律对相关信息的禁止性条款及实践中的封闭性运作，正对全社会的艾滋病防控产生负面影响，更多人可能因此受害。
高敬德确诊患艾滋病是在其死亡前五天。此前，身体已经出状况高敬德曾赴北京“打假”，发病之后，应其本人要求，高被上海驻京办人员送回上海。当地政府先将其送至户口所在地的一所二级医院治疗。因高对该医院不信任，又将其转至隶属海军的上海411医院。在发现高敬德高烧不退等可疑症状后，411医院呼吸科对其进行了两次HIV检测，结果均呈阳性。在告知高敬德本人并征得同意后，遂于10月21日中午转入上海市艾滋病诊疗中心，5天后即告不治。
上海市艾滋病诊疗中心位于上海市传染病总院院内，属于该院的第11病区。该病区分为污染区、洁净区和半污染区，各区之间泾渭分明，医务人员与病人需分乘不同的电梯。11月11日，南方周末记者来到这里时，发现尽管官方已公布消息，但医务人员对高患艾滋病一事仍讳莫如深。
有迹象表明，高敬德似乎很早就已知晓自己身患艾滋病，他甚至成功地预测到了自己的死期。据其所居住的小区保安队长孙孝龙介绍，两年前，高敬德曾对他提到，自己患了癌症，最多能活两年。然而，高敬德并未真的患癌。有人据此猜测，高当年可能为了“面子”，以这种方式暗示自己得了艾滋病。
中国青年报记者驻沪记者周凯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3年前，他曾从某省药监局工作人员处听说过高敬德感染艾滋病的消息，但他当时并未相信，因为高本人对此坚决否认，称是药监局对他“污蔑”。
“我当时想，如果政府真的知道高敬德患艾滋病，怎么会由他到处乱跑？”周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某种意义上，周凯的疑惑正是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症结所在。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除非能够证明故意传播艾滋病，政府不仅无权限制艾滋病人的自由，相反有义务对其感染艾滋病的消息保密。
疾控系统内部公认的是，即使是配偶和父母，也无权从疾病控制部门获知艾滋病人患病的信息。
某省疾控中心一位工作人员曾透露这样一件事：由于艾滋病人信息禁止性法律的存在，他们曾眼睁睁看着一位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患者结婚，不仅将艾滋病毒传给了其原本健康的配偶，还生下了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孩子。
北京打假之旅
与其他艾滋病人有所不同的是，在死亡前的几年里，高敬德一直高调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事实上，就在死亡前半个月，他还曾专程赴北京与新京报记者李越（化名）联合“打假”。
据李越介绍，在京期间，他与高敬德共见过三次。10月6日，李并以“中国药品打假第一人”的名义，向新京报报料，称在北京某地发现假药。
这符合高敬德打假的一贯路数，自从出名之后，他的每次药品打假行动几乎都在记者配合下进行。高运用媒体的能力曾让上海药监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杜冰感叹不已。“很值得我们这些接待媒体的人学习，”杜说，“这边正跟你拍桌子干，媒体一到，他马上就成为一个饱受我们药监迫害的人。”
李越对南方周末记者称，3天后，他与高敬德第一次见面。当时高正在北京护国寺中医院吊盐水。按高敬德对一家法国媒体驻京工作人员的说法，他在来京之前就已在上海住过院。
没有人知道高敬德为什么要拖着病体去北京。和以往很多时候一样，高敬德对于此行目含糊其词。
见高敬德身体虚弱，走路“一瘸一拐”，李越曾问他的病能否治好。高说，自己搞医的，知道自己的病治不好。和对其他媒体的说法一样，他强调自己的病是在一次打假时挨打后的结果。
后来有医界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根据高敬德后被诊断为脑梗的情况，其走路颠簸，很可能是因中风所致，与是否被打没有关系。
高李二人约定次日一起到某药店“打假”。但事前李接到高的电话，称其发烧，“打假”遂推迟到11日。
李在配合高“打假”后认为，高敬德的“打假”技术含量不高，其基本套路是：先到一些保健品商店，主动购买一些添加有违禁药品成份的减肥药、性用品。然后到药监部门检测，认定为假药后，高按相关规定获得政府奖励。
据李越回忆，当天“买假”之后，高敬德颇显劳累。后据其所居住的旅馆老板说，当天晚上高敬德开始大喊大叫，指称老板偷其1500元钱，老板无奈只得报警，警察遂将高带至当地的厂桥派出所。
接到高敬德电话后，李越赶至派出所，远远听到高敬德惯有的喊叫声（李之前看到高敬德给的“打假”视频，发现他似乎很喜欢在政府人员面前这样做），这时上海驻京办人员也已在场。李在门外等待多时后，方见高敬德出来。
他对当时眼前一幕印象深刻：上海驻办办的两人拿着高敬德的两大袋材料走在前，衣衫褴褛的高敬德在后面一步步挪动，“感觉像上刑场的英雄”。
13日早晨，李越接到高敬德的电话，说回上海。李让其回去好好养病，回去后打个电话。
李后来再未接到高敬德的电话。数日之后，李从网上看到他的死讯。
后经证实，高敬德13日中午乘火车离京，次日上午抵沪。之后家也没回，相关部门就将其送至当地的“大场医院”救治。该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说，当时是接到政府通知收治高敬德，但并不知道高患艾滋病。高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昏迷，并立即上了呼吸机。抢救记录本上“高敬德”名字上面，特别注明为“打假英雄”。
在确认高敬德死于艾滋病后，一些以前曾经采访过高的记者感到恐慌，有的专门赴医院做了检查，以确认是否被高传染。
碧波池的“同志”们
得知高敬德死于艾滋病后，南京人王瑞（化名）并未感到惊讶，这缘于他知道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高敬德是一个“同志”——男同性恋者的别称。
众所周知，艾滋病有三个主要传播途径：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其中在性传播途径中，同性性行为是最危险的一种。
2008年，王瑞与高敬德相识于南京“碧波池”浴室。他说，自己在此先后与高见过四五次面。几乎每次都会看到高敬德在休息大厅与不同对象“发生关系”。高还让他为自己介绍男朋友。
碧波池浴室位于南京升州路，是一个在圈内全国知名的“同志”聚集场所，曾多次因聚众淫乱受到警方冲击。多次出入此地高敬德，不能排除正是在此感染了艾滋病，并将身上艾滋病毒传播给更多人。
值得注意的是，“碧波池”并非高敬德惟一光顾的浴室，据悉，高敬德生前去北京打假时，居住在护国寺中医院一带，而据王瑞称，这里也有一个著名的同志会所。事实上，比自己的家相比，高敬德似乎更喜欢住在浴室里。按照其本人的解释，这是因为他“打假”得罪了人，担心被报复才不敢住家里。然而王瑞的说法表明，背后其实另有隐情。
根据艾滋病传播规律，艾滋病人从感染病毒到最终发病，通常要有数年的潜伏期。这意味着，近年来多次以“打假斗士”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高敬德，或许很早就是一名艾滋病毒携带者。然而，正如同无法知晓他何时染病一样，他将自己身上的艾滋病毒又传给了多少人，同样也无从查证。
值得一提的是，碧波池对当地疾病控制部门而言并不陌生。江苏省疾控中心一位工作人员确认，迄今为止，仍还有已确诊的艾滋病毒携带者频繁光顾此地。
根据法律，疾控部门不能将此信息对外公布，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委婉提醒其身边人不要与之密切接触。值得一提的是，这几位艾滋病毒感染者并不希望让他人知道自己染病，尽管已确诊，但他们仍参加疾控部门组织的HIV检测，目的是不引起别人的怀疑。
对于高敬德这样的外来流动人员，当地疾控部门则更加难有作为。他们承认，高敬德并不在他们掌握的艾滋病人防控名单中。
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一位工作人员说，经过几次整治，碧波池的情况已经大大好转。今年7月份，在接到举报之后，警方一度再次将碧波池关闭，有不轨行为者被罚款，原来的老板也被抓。
但现实其实并不乐观。南方周末记者日前暗访该浴室发现，换了老板之后，这里的生意仍然兴隆，而卫生条件仍然糟糕。在休息厅，记者看到不少单人床上睡着两个男人，他们赤裸着身体裹着同一条被子，偶而发出阵阵怪叫……
11月28日，上海医生陈晓兰在得知高敬德曾光多次光顾“碧波池”后，先后向南京市卫生局、江苏省疾病控制中心反映，并建议对方在“碧波池”贴出高敬德的照片，以引起与之有密切接触者注意。
然而，在接到陈的反映和建议后，对方明确做不到。他们认为此举在法律上“越位”。
江苏省疾控中心一位工作人员承认，关于艾滋病防治，一直以来面临太多的悖论。但是，现实就是如此，他们深感无力。
工作人员建议陈晓兰向公安部门反映。但他们对此并不看好。按照该工作人员的说法，公安机关对艾滋病和艾滋病人非常忌惮。有时在办案时，通过疾控部门查证涉案人员为艾滋病患者后，会因害怕传染而立即放人。
被忽略的肺结核
根据医院的相关记录，目前可以确认的是，除了感染艾滋病，高敬德还感染了另一种乙类传染病——肺结核。
根据中国的传染病分类，只有鼠疫和霍乱属于甲类也就是更高级别的传染病。包括非典在内的其他一些烈性传染病均属乙类。
但是，和高敬德身上的诸多秘密一样，外界——特别是与其有密切接触的媒体人——对此一无所知。
事实上，在与高敬德的接触过程中，出于对其打假义举的同情，不少记者都请高敬德吃过饭。与艾滋病毒不同，结核杆菌可以通过空气传播。
有证据表明，早在2008年，高敬德可能就已感染肺结核。然而阴差阳错，恰恰是有可能被高敬德传染的记者们，否定了医院的诊断，并将高敬德的药品打假事业推向高峰。
按照当时媒体的报道， 2008年9月，高敬德在南京大学医院发现假药，然而在其打假期间，却因得罪当地卫生系统而上了医院的“黑名单”，看病时被多家医院拒绝诊治。此事一经报道，高敬德“孤独斗士”的形象愈加丰满。他成为2008年中国十大法制人物和当年央视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
然而，根据医院方面的解释，事实是高敬德是疑似患有肺结核，根据传染病的相关规定，必须要到定点医院诊断治疗，其他医院无权诊治。
一位当年报道此事的记者回忆说，当时高敬德坚称自己没有肺结核，是医院报复，虚构他有病。
记者们轻信了高敬德的说辞。事实是，两年之后，2010年12月30日至2011年6月21日期间，高敬德即因肺结核在上海市肺科医院住院，时间长达半年。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住院期间，身为传染病患者的高敬德，还从肺科医院“逃出”，至少接受了四家媒体的采访。而在其出院之后第二天就赶赴杭州，制造了另一起轰动全国的药品打假事件。
一位疾控系统人士说，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医疗机构在发现乙类传染病病人后，应当根据病情采取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但是，究竟何为“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却并无明确规定。现实中，对于高敬德这样的结核病人，医院均不会采取强制性措施。
有医务界人士判断，高敬德患肺结核很可能是在感染艾滋病毒之后。病毒将他的免疫系统破坏，使得结核杆菌可以轻易地侵入他的身体。
尽管高敬德是在肺结核治愈后出院，可是从那之后，他便更加频繁地出入于各地医院。但是，一直到进上海411医院之前，高敬德就诊的其他多家医院似乎均未诊断出其患艾滋病。
死亡之前的最后一次住院，高敬德除了确诊患艾滋病之外，还被查出患有糖尿病、脑梗、肺炎、乙肝等多种疾病。其中艾滋病、肺结核、乙肝均为国家乙类传染病。
由于无法联系到其亲人，高敬德由居住地的居委会干部陪送入医院，后者在垫付医疗费后即离开。之后一直到死亡，高敬德身边再无人陪伴。
高敬德生前曾对媒体记者声称，他曾打假得罪了人，被迫与妻子离婚。但现在看来，他究竟是否结过婚还是个谜。媒体曾报道他今年43岁，但事实上，身份证显示他出生于1958年。
一位医务人员说，作为艾滋病人，将来如为高敬德开追悼会，将不会和正常人一样举行遗体告诉仪式，亲人们通常只能向高的骨灰盒告别。
问题在于可能不会有人为高敬德开追悼会。高所居住的小区居委会负责人介绍说，目前为止，尚未联系到高敬德的任何亲属。他的遗体至今仍存放在上海传染病总医院的太平间中。
高敬德，这位生前行事高调的“打假斗士”，或将注定带着若干无人能解的谜团，孤独地去往另一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