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很想一口气读完这部著作，但是我不能。一是它连载在《中国人权双周刊》，我无法一次得窥全豹；二是它的叙事是如此宏大，以至于我不得不迫使自己一再停下来思考。因为它不断地带给我惊喜，也不断地促使我思考。这就是王天成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以下简称《大转型》）给我带来的阅读体验。
一、作者其人
王天成，既是一个宪政学者，又是一个民运实干家。作为八九一代，他积极参加了1989年那场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那时他还是北京大学法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那场运动被镇压以后，北京一片红色恐怖，许多人遭到通缉追捕、被迫远走海外。硕士毕业后留校的王天成，却在正义感的驱动下奋不顾身地参与了胡石根等人组建的中国自由民主党并担任宣传部长，积极筹备“八九六四”三周年的纪念活动，为此1992年被捕，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获刑5年。
1997年出狱前他写了一份回顾总结性文章，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行使了自由结社、自由发表言论这些基本人权，追求的是民主、人权，是高尚的爱国之举，不应当作罪犯。所以他断然拒绝监狱方面要求他书写一份保证书，他认为自己没有犯罪也就不存在保证不再犯罪的问题。他说：“我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社会负责，不对政府的不正当要求负责。将来的事情，在我的自由的范围内。我珍惜我的自由，不会滥用我的自由，也不能做有损我的自由的承诺。”出狱后，在生活极其艰难、处境极其危险的情势下继续坚持民主宪政的研究，于1999年先后写出《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等系列文章，这是中国学者较早系统阐述共和主义的作品，廓清了民主、共和、宪政等一度被混淆的基本概念，在中国大陆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2005年，王天成发表文章指控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叶中所著《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严重抄袭了其《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周叶中2002年曾在中南海给胡温等中共领导人讲课。抄袭事件轰动一时，成为学界一大公案。但王天成起诉到法院后，周本人承认确有大量引用只是被出版社删去了引文出处，法院判决周叶中没有抄袭，在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中引起一片哗然。
2008年初，王天成应邀到美国做访问学者。2008年6月22日，美国民主基金会授予胡石根、陈光诚、李柏光、李和平、滕彪等人2008年度民主奖，王天成代替正在狱中的胡石根领奖，因而受到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在白宫的接见，同小布什进行了短暂而又坦诚的交谈。王天成在进行宪政研究的同时积极参与海外民运整合工作并担任王有才、王军涛为共同主席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的执行长。
《大转型》是作者2008-2010年相继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纽约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的研究成果，其实也是作者20年来投身民运实践的理论总结，特别是近几年中国民运人士对转型问题的的思想升华。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前夜。现在关于中国转型问题的研究和论述也多起来了，体制内外都有一些学者在讨论，《大转型》可以说是中国民间立场对转型问题的一次集中论述。该书从2009年开始在《中国人权双周刊》连载，历时近两年。在2011年7月4日的美国235周年国庆日，纽约华人华侨学者和海外异议人士聚会，在法拉盛饭店对《大转型》进行了热烈的研讨，与会者几乎一致地肯定了该书的理论探讨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纽约时报》前北京分社研究员赵岩介绍自己 2009年秋天刚到美国时暂住在王天成家20多天，他说：“无论夜里还是白天，经常听王天成在网络和电话中与很多国内和国外的学者辩论，有时他批判起他与我们中最好朋友的渐进民主的主张来也是十分的不客气。当时他正开始写作《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每天他都几乎工作到天亮。” 王天成有一句话给赵岩留下了强烈印象：“我必须对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那些恐惧民主的、抵制民主的、以及支持民主但是主张渐进民主的人们给予有力的一击，必须让他们警醒，中国不能再耽误下去了，否则，中国早晚要成前苏联……”为了防止中国转型变成苏联解体那样的国家，王天成在提出快速变革思路的同时提出全国大选先于省级选举的转型顺序。
《中国人权》编辑一平认为：“《大转型》是目前汉语图书研究比较政治学最权威的书，它填补了当代中国政治学的空白。王天成的几年研究和创作为中国时下社会大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路径选择给予了回答，对转型的渐进派的国内学者给予了强有力的批判，同时也挑战了传统的惯性的转型思考。”
民主宪政理论家胡平说：“王天成的《大转型》的创作完成，这是我们华人关于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战略思考的具体重要成果，该书系统地对国内知识界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错误认识、产生的环境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到位的批判。天成能在几年的时间对比了几十个国家的民主转型，用快速转型、中速转型和慢速转型的对各国发展的具体案例比照说明中国要快速转型的必要性。”
王军涛博士认为：“国内的知识界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学者，很多人都在闭门造车，他们的知识还停留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水平之上。很多人讲社会转型要可控，要有序，那么谁是转型的控制者？执政者能够控制的转型大多是假转型和不转型。能拖则拖、能不转则不转。统治者大多在经济上发展比较顺利时，是不会主动选择让国家和社会转型的。政府多是惰性十足。因此，转型应当是什么样子，中国社会很难说，和平转型当然更好，可是我们8964的要求和平转型，得到的是我们今天在座的许多人被‘和平’到牢中去了！没有人希望转型是暴力的，没有人希望转型是流血的。但是，当政府和执政的利益集团把讲理的人都抓光，吓跑，人民在生活中被欺压，被愚弄、被残酷的专制，在人民对司法机关的腐败无能为力，在被迫害时无法得到司法的救济和保护时，人民就有权利使用暴力来反抗暴政，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认为革命不是读别人和别国的故事。”
八九民运领袖项小吉律师说：“中国的近代转型史首先是从封建走向共和，这是辛亥革命完成的。现在中国是需要二次革命，从专制走向民主。民主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中共在改革开放后最怕谈民主人权，可是他们忘记了，60年前正是中共允诺了给中国人民民主，他们才取得了政权。我们现在不要对中共政权存在任何幻想，中共绝不会改良，我们必须做好推翻他的思想准备，中国才能顺利转型。这个国家已经黑社会化了，中共与黑社会没有任何区别。所以人民必须有反抗黑社会的心理和思想及行动的准备。那就是人民有权准备革命，有权对暴政进行革命式的反抗。在革命之后当迅速成立宪法委员会，在宪法委员会的领导下，制定符合民主原则的法律，以使未来的国家走上法制的道路。1993年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成立了宪政计划中国委员会，后来美中关系不断的利益化，这个计划终止了，现在我们应当有所准备。”
谢选骏博士说：“天成的书我认为应当改名字，不叫转型，当叫中国社会大颠覆才更合适。对渐进的增量的糊涂理论和中共的理论必须给以足够的颠覆。没有颠覆理论，中共就永远骑在人民的头上，利益集团就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就不会自动转型，所以必须研究颠覆。不仅要研究颠覆，而且要行动。我认为中国的将来的革命大有可能还是流民的革命，因为只有流民他们革命起来才有足够的勇气。也许那才有大颠覆，但是流民的革命最后能否是我们要的理想的转型，他会不会变成新的毛左，我们不得而知。”
国内不少学者也对《大转型》予以了充分肯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宪政专家萧瀚热情地推荐：“王天成先生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是我见过的谈政改问题最真诚和智慧的严肃作品，在我目力所及，也是近20年内中国政治学领域最重要的作品。虽然有些问题上，我还不能完全赞成他的思想。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翻墙搜索！”
《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在读了《大转型》前六章后高兴地说，王天成写得“非常好！尤其是对李泽厚等人的‘告别革命论’和周舵等人的渐进改革论的批评十分中肯到位”。“我认为：该文是近年来中国民主转型理论领域中的最佳之作，填补了许多空白。”
《大转型》一书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四章），转型的一般叙述，从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谈到民主转型的政治过程；第二部分（第五章至第八章），论述关于中国民主转型路径的一种流行主张，主要是对渐进主义的批评；第三部分（第九章至第十二章），探讨关于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变革顺序等重大问题；第四部分（第十三章至第十七章），分析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谈判、转型正义等问题。
《大转型》固然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但也可能存在一些颇具争议的问题。这里不是全面介绍，只是着重介绍其中三大亮点，1.对渐进主义的批评；2.对转型顺序的探索；3.对转型动力的讨论。
二、对渐进主义的批评
作者在第一章就宣称，他的写作计划是发展“民主工程学”的一个尝试，其“核心是探讨政治变革的恰当顺序，同时也兼顾转型模式、动力机制等重大问题”。作者把这样一个战略性思考框架命名为“大转型理论”，书名由此得来。
为了引出“快速转型”的思路，作者用了大量篇幅对近二十年来流行于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渐进改革”主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此前他在一篇海外访谈中把类似的观点讽刺为知识精英的“玫瑰梦”。在这本书中则斥之为“伪渐进主义”。
他说：“当代中国的渐进主义，不论其主张者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客观上不是一种关于民主转型的战略，毋宁说，是一种在头脑中想象为以实现民主为导向、实际上乃是回避甚至反对民主转型的言说。当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因此陷入了一种严重的自相矛盾：一方面热情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为政治变革迟迟不能开始而焦虑，另一方面，在论及如何实现政治变革时，却后退了回去，有意无意支持那种延缓或者说其实是反对民主转型的立场，参与塑造了一种不利于大变革的舆论、文化环境。而更严重的是，迄今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种自相矛盾，依然对一种伪渐进主义深信不疑，任何反对意见都有可能被贴上“激进主义”、“极端主义”的标签。”
王天成痛切直陈：“倘若知识精英——舆论和精神氛围的主要塑造者之一——都不能走出这种自相矛盾，没有面对、要求整体性大变革的勇气与魄力，中国民主转型发生的可能性将是渺茫的。不少人也许在内心并不排斥甚至渴望经由大规模民众抗议引起快速变革，但他们出于复杂的原因选择的伪渐进主义表述妨碍了有助于大变革发生的舆论、文化氛围的形成。”因此，这种渐进改革思路其实“更有利于维持现状不利于开创未来”。
现实越来越清楚了：渐进主义者在于患上了一种毛病叫做“想象的恐惧”。一提到民主转型、颜色革命、大变革之类，他们就从心底里陷于难以克服的恐惧中。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进而“告别辛亥革命”，韩寒最近的论革命与民主、自由的三篇博客，都浸透了这种革命的恐惧症。知识精英们的恐惧，无非是出于如下想象：大转型会带来大动荡甚至大流血，造成无政府主义，而无政府比最坏的政府还要坏；大转型会给野心家带来上台机会，与其让这些自己看不上眼的野心家上台，还不如让现有的统治者继续掌权；只要把现有的改革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就好，突然打乱改革节奏和社会生活节奏，搞民主化转型反倒让人们生活在前景不明的恐惧中；等等，不一而足。
民主化转型当然必须具备足够条件，但如果条件已经具备，人们缺乏信心而不敢毅然决然地实施转型，再好的时机也会在恐惧、犹豫和退却中一一丧失。作者指出：“一般认为，民主转型的发生必须以专制秩序的正当性危机为大前提。当专制的政治秩序不再被人们所认同的时候，它就陷入了一种不寻常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在政治学上被称为“合法性危机”，或者说“正当性危机”。但正当性危机并不是专制秩序崩溃、民主转型发生的充分条件。只有当民主成为一种真实而非想象的替代性选择时，民主转型才会发生。也就是，许多人——包括足够数量的政治精英——愿意以实际行动结束专制的时候，民主转型才会发生。而形成付诸行动的政治意志，需要的不只是对民主政治的优越性有足够的认同，也需要对民主转型的过程有较强的信心。”但是，“恐惧如果压倒了信心，人们就不会选择未来。”作者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克服这些恐惧，不能解决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就不配得到自由、民主”！ 应该看到，许多国家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并没有发生什么天塌下来的大劫难，相反，人们收获的是解放和自由。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程度不一的震荡，其他国家人们能承受的，中国人民也没有什么不能承受的。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老百姓能够忍受如此残酷的专制这么长时间，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除了既得利益者害怕失去既得利益外，中国老百姓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民主化转型可能带来的那些阵痛难道会比专制带来的那些无穷无尽的痛苦折磨还要可怕吗？
再回到渐进主义，它的主张是什么呢？作者从众多涉及渐进改革的作品中归纳为：“第一，渐进主义主张逐步的、慢速的改革；第二，渐进主义主张先从较小的、不触动现制度大原则的问题改起，从小到大、从局部到整体碎片化地推进；第三，渐进主义假定小改革会导致大改革、开启民主转型之路，或者认为许多小改革累积起来最终会形成自由民主制度；第四，渐进主义认为只有逐步的、碎片化的改革，才能代价最小、最平稳地过渡到民主。”那么，渐进主义反对什么呢？一，它反对暴力革命，甚至反对快速、剧烈的整体性变革，认为这些都是激进主义；二，它不要求尽快开放言禁、党禁，认为冲破党禁过早，策略上是很不明智的；三，它不要求甚至反对尽快举行全国大选，认为选举必须从下往上一级一级扩大，否则就不符合自然演进规律；……渐进主义企图用所谓策略来达到其目的，说服统治者改革或放弃某些权力，以不触动现制度大原则和统治者核心利益为前提来设计渐进发展战略。
渐进主义者分为体制内知识分子和体制外知识分子两种，二者在主张、利益和立场上有所不同，但基本思路一致：即通过逐步的、碎片化的改革，平稳过渡到民主转型。当然，体制内的渐进派主张与实际的转型没有任何交集，而体制外的渐进派主张与实质性转型则存在范围不等的重合。
作者剖析了渐进主义的两种主张：一是“法制先行，民主缓行”，二是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认为这些主张在当局坚持一党执政的情形下既无现实可能性，又把民主转型无限推迟到不确定的未来。
最后，作者还探讨了渐进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渊源及其政治后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到诸如对于中国八九六四的独特诠释、对英国光荣革命的最新解读、对“保守的自由主义”以及“渐进—保守”、“革命—改良”等观点的厘清。
在研究了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案例，作者按照转型速度把它们分为快中慢三类。转型速度包含从自由化开始（即开始冲击言禁、党禁）到民主化实行（即举行全国大选）选举的时间跨度即L-D跨度。慢速和中速转型的各有3个，快速转型的则有15个。决定转型速度的最重要因素是转型的启动模式。作者把转型分为常序性和非常序性（或突发性）两大类。前者是在政府权力秩序没有被打乱的情况下发生的，反之就是非常序性转型或“突发性转型”。在慢速和中速的转型案例中，100%都是常序性的；而在快速转型案例中，常序性的只占20%，突发性的占80%。民众抗议对于快速转型的启动起了更大的作用。有限的开放会激起更高的期望，如果不加快改革的速度，就会导致更多的冲突。在有宗教、民族、地区诸多复杂问题的国家进行转型，如果时间跨度拉得太长，民族分裂、国家解体的危险性就会极大提高。这也是作者反对知识精英渐进主义的一个基本理由。作者因此提出了一个包含不同阶段的快速转型思路，以摒弃渐进改革的思考模式。
三、对转型顺序的探索
对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实证研究认为，转型过程一般包括自由化和民主化两个阶段，而自由化通常先于民主化，或者说，没有自由化就没有民主化。民主化，简单地说，就是全国性政府必须经过自由公平的选举产生。而自由化，则是指在全国自由选举之前的部分政治开放，其中必不可少的是停止政治迫害、放宽言论审查、允许集会、结社、组党及地方选举等。在快节奏的转型中，民主化几乎与自由化同步进行。自由化一般会导致两个重要结果：一个是介于政治领域与私人经济领域之间的“公民社会的苏醒”，一个是独立于威权统治之外的政党组织的出现。这两个结果为民主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转型》的最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就是“转型过程中的恰当变革顺序”，可以概括为“转型顺序”。简单说就是：全国大选（民主化）必须先于省级选举（自由化）。
一般的转型顺序是先自由化后民主化，先地方选举后全国大选。王天成并不否认中国的转型当然也要经过政治自由化即开放言禁党禁等第一个阶段，才能进到第二个阶段——民主化，即自由、直接选举全国政府。但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民主转型都必须在全国大选前开放了地方选举。地方选举是自由化的一部分，而不属于民主化的范畴。如果按照渐进主义的“先易后难、先外围后中心”的思路，先地方选举后全国大选，“将极大地增加转型过程的不确定性，最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动荡和分裂。最稳健、安全的做法，不是自下至上逐级开放选举，而是缩短L-D跨度，优先举行全国大选，至少全国大选应当先于省级选举。”
王天成的这一观点，直接得益于胡安•林茨、阿尔弗•斯泰潘对西班牙转型的研究。他们发现，对于那种存在国家认同亦即分裂问题的国家，第一次自由选举——“奠基性选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选举顺序可以建构、也可以瓦解对国家的认同。如果第一次选举是地方性的，将会使得竞选的焦点集中在反对国家的民族主义议题上，选举一完成全国政府的正当性和权威就立即下降了。而如果第一次选举是全国性的，它将会加强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促进全国性政党的形成，提升全国政府的正当性与权威，从而大幅减少了L-D跨度内的不确定性。
作者讲了三个故事，从正面、反面以及侧面论证了“全国大选先于省级选举”的重要性。第一个故事，西班牙的转型是按照先中央后地方的顺序进行的。经过全国议会选举和新宪法的全民公决投票，全国政府和议会取得了足够的认同和权威。随后在地方政府形成过程中，妥善地处理好了国内的加泰罗尼亚与巴斯克的民族问题，从而成功地维持了国家的统一。第二个故事，南斯拉夫和苏联的解体，并非民主化走得太快，而是转型顺序举措不当，是民主化（全国大选）落后于自由化（地方选举）。联邦的解体（国家的分裂）都是肇因于地方选举（即各共和邦选举）走到了全国大选（即联邦选举）的前面。第三个故事，清朝的崩溃，也是由于清廷（中央政府）没有迅速召开国会收拾人心而导致各省的立宪派大部分人士陷于失望、转向革命。立宪派纷纷支持、参加革命，使得武昌起义很快取得了胜利；但各省纷纷独立于满清王朝中央，地方势力的坐大也为日后的军阀割据埋下了隐患，导致中共红色政权在割据和内战中崛起，进而带来海峡两岸的长期分裂。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三个故事，读后让人唏嘘，不可错置的转型顺序——全国大选先于省级选举——对维护国家统一是何等的重要！
在“全国先选”的基本思路下，作者提出了两种操作方案：最优方案或第一方案，第一次选举作为“奠基性选举”，先搞全国大选；次优方案或第二方案，先搞基层选举，然后跳过省级进行全国大选，然后再返过来搞省级选举。第一方案，既适用于突发性转型（即威权政府突然崩溃下的转型），也适用于常序性转型（即威权政府权力主导下的转型）。但第二方案，只适用于常序性转型。两种方案各有若干子方案。例如第二方案，作者认为，“最稳妥的选择是完成乡镇选举后就举行全国选举，其次是县级选举完成之后；在全国选举之前开放包括自治州在内的市级选举，不是不可以考虑，但依然是有风险的。”书中援引了独联体的阿塞拜疆中的纳卡州要求加入亚美尼亚，引发了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的战争；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要求加入俄罗斯，导致了格俄两国关系的紧张；前南联盟内的科索沃要求脱离塞尔维亚，带来了穆塞两族的流血冲突和北约的人道主义干涉，最后还是以科索沃独立告终。中国的北部、西部、西南部那些低于省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否会出现类似情况？所有珍惜自由、和平的人士都应尽力避免这种分裂冲突发生。
接下来，作者探讨了“选举什么”和国家结构两个相关问题。第一次全国选举是先选议会还是先选总统，或者是两者同时选举，这将取决于中国未来的政府形式是采用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先选议会，就是议会制，否则就是总统制。跟一般人直觉上想到采用总统制不同，作者认为议会制比总统制更有利于民主的巩固和持久。在未来的国家结构问题上，作者对“虚省论” 和“缩省论”进行了评析，认为二者皆不可取，应该考虑引进某种形式的联邦制或者实行类似于联邦制的单一制。显然，作者认为旧有的中央集权单一制已经无法满足民主宪政的各族共和需求，感到必须在单一制和联邦制之间求得某种平衡，以达到国家统一和民族自治的平衡。联邦制内含着分权，更强调的是统一。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汉密尔顿等人撰写《联邦党人文集》，反复论证的就是统一的联邦对于各州（各邦）的和平、市场的统一、人们的自由和国防外交等具有的好处。民主的中国，是分裂好还是统一好，如果不是别有用心或者头脑混乱，正确的选择也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大转型》继而探讨了如何“从自由化开始”，也就是打破言禁、党禁的问题。最后特别强调了转型过程中的时间、节奏、速度等问题。由于用政府权力来主导改革的统治者的自身弱点，他们往往在启动有限的自由化以后就会停下脚步，用各种方式来拖延实施转型的民主化进程，最后在人民抗议的浪潮中被抛弃。因此，在自由化开始后，当局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时间表或路线图来表明改革者的转型诚意，从而获得反对派的谅解与合作，否则后果就只能是在最近北非、西亚一再发生的茉莉花革命结局一样。
四、对转型动力的讨论
转型如何发生，即转型动力从何而来，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渐进主义关于“革命还是改良”的讨论具有严重的误导性，在于它将人们的思维导向、局限于其中一个极端——要么选择暴力革命、要么依靠政府改良。在这场争论中，“改良优于革命”成为几乎所有渐进主义者的共识，在他们的意识或想象中，由于“革命”意味着突然断裂、剧变，改良则意味着连续、嬗变，与此相联系，“渐进改良优于激进改革”也就成为了主流共识。可是，“改良”如何才能发生，渐进改革如何才可能，亦即依靠什么驱使这一切成为现实？尽管不是所有改良派都天真到以为改良会自动发生，但由于“革命-改良”二元对峙的思维方式的极端性，在排除了革命的前提下，动力机制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基本上被过滤掉了。盛行于知识界的渐进改革主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在于明显缺乏一种动力观念。结果是，不断有人呼吁、劝导政府改革，更多的人在等待、盼望政府改革，似乎这样下去，改革“总有一天”会开始，民主转型终究会发生；他们以为，这才是“最现实”、“最稳健”、“代价最小”的“道路”。
作者尖锐地指出：这非常像一种梦幻状态。呼吁和等待可以是某些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并不是终结专制的方式。经验表明，如果没有足够的人采取实际的抗争行动，被盼望的改革就永远不会发生，一个臭名昭著的独裁政权也是可以长期存在下去的。作者引用美国政治学家基恩•夏普（Jene Sharp）的话说: “许多善良的人假定，如果他们足够强烈地谴责压迫，而且反对的时间足够长，所期待的变革就会以某种方式发生。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既然不能靠呼吁和等待来实现转型，那么转型靠什么来驱动呢？作者排除了暴力革命的想法，他引用波兰的多米尼克话说：因为 “我们没有枪”！1985年波兰军管期间，米奇尼克在他的《狱中书简》里，回答了西方记者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声明放弃暴力？米奇尼克说他担心暴力革命可能扭曲民主运动的性质。再有，米奇尼克讲得很干脆：“我们没有枪”。显然，手里没有枪，“暴力革命”就只能是空谈！
既不能靠呼吁和等待，又不能靠空谈或“暴力革命”，那就只能靠非暴力抗争来驱动转型。在过去数十年中，绝大多数国家的转型都是由非暴力抗争所驱动的，这充分证明了非暴力抗争的力量。作者也承认，在任何专制政体下，非暴力抗争都是困难的和有风险的，在有些专制政体下则更困难、风险更高一些。终结专制是人类面临的最复杂、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在控制特别严格、抗争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不仅不应丧失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相反，应更加坚信必须诉诸非暴力抗争，研究其战略、战术、方法，拿出创造力和想象力。事实证明，中国人是不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例如，针对政府对于游行示威的严密封杀，近些年来，维权人士发明了“散步”、“围观”的街头运动新方式。这符合非暴力抗争中的“迂回战术”原理，亦即以当权者不便于采取严厉措施的议题、方式，撕开裂口。当然，就当今中国的情况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坚持非暴力抗争，而在于如何使非暴力抗争更加有效。
那么，怎样使非暴力抗争更加有效？一是要有坚持非暴力抗争的决心和信心，不要被“渐进改良”和“暴力革命”所影响而犹豫不决；二是要研究非暴力抗争的原理、战略、战术、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非暴力抗争的计划，逐渐摆脱被动式抗争，积极开展主动式抗争；三是要采取切实行动，抛掉空想和空谈，投入到诸如“散步”、“围观”的街头运动中去。空谈不能实现转型，行动可以改变中国。四是要从群众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实践出真知，群众有智慧。类似于广东乌坎的村民抗争经验就值得很好地总结升华，以便有更多的村庄、街道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可以模仿和扩散，成为公民运动的有效抗争方法。
一直以来，在推动转型上，不少人总是在问，到底勇气更重要还是智慧更重要？刚从漫长软禁中走出来的昂山素季回答了这个问题。2011年10月25日她通过事先做好的录音向美国密歇根大学师生演讲。当时还不能自由出行的昂山素季只好透过这种网上视频的方式回答观众的问题。昂山素季说，恐惧使人瘫痪，使人装聋作哑、无动于衷。她说，人们必须首先克服害怕仗义执言的恐惧，才能争取其它重要的自由权利。无独有偶，北京人权活动人士王荔蕻被开庭审判的那天，她的儿子小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到勇气：“如果更多的人走出来说话，我母亲（王荔蕻）就可能不会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审判了”。所以，在勇气和智慧二者之间，首先要有勇气，然后要有智慧。没有勇气，智慧毫无用处，甚至毫无道德可言；当然，没有智慧，勇气不能得到有效发挥，也达不到预期目的，甚至作出无谓的牺牲。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勇气让你迈开街头抗争的脚步，智慧则让你如虎添翼。没有勇气，根本不敢抗争，智慧对自由来说如同废物；只要保持勇气，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就会不断积累经验增长智慧。当然，有勇气的同时还要有真诚。孩子般的纯真是一种不同于勇气和智慧的可贵品质。在皇帝的新衣故事中，我们看到整个成人世界在所谓成熟中堕落的罪恶。在庸俗世界的成熟中，人类竟然成为撒旦魔鬼的帮凶，以至于被权欲和骄傲所挟制的最高统治者也似乎在众人的谎言中成为了“受害者”。骗子设置的陷阱让所有聪明人（所有成年人包括皇帝本人都不承认自己的愚蠢）在纯真的孩子面前都跌了跟斗。可见保持纯真、抗拒虚伪是人在成长中必须克服的矛盾。如果没有这种纯真，成年人就要用更多的勇气才能破解骗子和强盗设置的困局。所以说，对于自由，以至对于人生来说，失去聪明才智，并未失去一切；失去纯真和勇气，才等于失去全部。渐进主义的最大失误不在失去聪明才智，而在失去争取自由、捍卫尊严的真诚和勇气。中国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是因为这种以改良来作为保全自身借口的聪明人太多了，有勇气、进而奋起行动来改变自身环境的战士太少了——当然，这种情形正在发生变化。2011年底三个月来，网友一波又一波地冒着被殴打、被拘禁的危险和伤害去探望山东盲人陈光诚，广东乌坎村民有理有节、文攻武卫地与官府军警对峙和周旋，都表明有理性的勇气、有韧性的缠斗才是维权抗争得以发生并持续进行的力量！试想，如果没有自由化，怎么会有民主化的启动呢？没有冲破言禁、党禁的勇气，怎么会有自由化的开端呢？幻想着在当局主导下慢慢改良而不承担任何一点风险，怎么会有民主转型的实际启动呢？
大多数的转型，其实都是革命与改革的混合物。英国历史学家提摩太•伽登•阿什曾观察到东欧地区民主转型的过程。他将英文revolution(革命)和 reform(改革) 两个词合而为一，生造了一个英文词refolution。这个词在中文里没有对等翻译，王天成不得已生造一个中文词，将其译为“革改”。它的意思等于“革命＋改革”。作者相信，“中国不可能经由许多学者所想象的渐进改革建立民主，她需要一场革改。”作者随之就对“革命”概念作了新的描述：“它指的是通过大规模的和平抗议击败独裁统治，暴力并不是其特征。”显然，作者在这里指出了转型的两种力量，一是革命，就是人民的大规模和平抗议；二是改革，就是当局顺从民意所作的政治改变。当非暴力抗争的力度达到可以从外部撕裂统治集团的时候，民主转型的时机就来临了。统治集团的分裂，并不是日常的利益之争或低层次的政策分歧，而是关于是否对反对派进行政治开放、是否继续维持威权统治的重大分歧；不仅统治集团内部要分化出温和派、改革派，而且变革的力量要占据相对于强硬派的优势。分裂有两种形式，一是政治决策层的分裂，二是军队与政治领导人的分裂，它们既可能单独、也可能同时发生。无论哪种情形，内部的分裂都是对外部压力的反应，换句话说，就是民间抗争促使了高层分裂。因而民间抗争在这里起着决定性作用。没有民间抗争，就没有民主转型。
高层分裂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转型谈判，就是掌权者主动寻求或被动接受同反对派坐下来谈判解决共同面临的危机问题。原先对立的双方，现在成为对话的伙伴，开始接近、了解、建立信任并进行协商，订立协议，以便就结束威权统治、建立民主制度做出一些基础性安排。因此，走向谈判桌，是反对派走向成熟、掌权者走向理性的标志，也是转型开始的标志。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转型正义， 也就是如何面对、处理过去专制时期诸如屠杀、酷刑、绑架、强迫失踪、非法监禁等种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行为在社会上所播下的伤痛、裂口、仇视、怨恨，并不会随着独裁体制的被终结而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如何对待独裁者及某些策划、实施人权侵害的人，是转型时期特别牵动情绪、极其复杂棘手的问题。作者承认，实行什么样的转型正义政策，将来需要经历复杂的政治过程才能确定；由于转型的情境、条件各不相同，转型正义实施的范围、方式也可能很不相同。但是，作者也强调，事先进行一定的研究和讨论仍然意义重大。通过研究、讨论，反对派可以向统治精英发出更恰当的信息，统治精英也可以籍此对转型采取更明智的措施以换取转型后有益于自己的结果。
作者在书的结尾总结性地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民主化转型的18 点看法。他尖锐地指出：从世界范围的历史看，“渐进改革”通常是独裁者拒绝或拖延改革的借口，但是，怪异的是，在中国却被某些知识分子所辩护、论证。自由的渴望与保守的心态纠结在一起，构成了过去20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精神特质。他接着说道：“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说空间，在涉及终结专制与建立民主这样敏感的核心话题上是有限的。渐进主义者的心态可能多种多样，有的人内心也许渴望快速变化甚至不排斥革命。但是，知识分子必须对其表述、对未来负责。没有足够的人愿意承担风险，也就不会有未来。大胆敢言的人多了，风险也就降低了。”
因此，他提出进一步启蒙的问题：“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民主启蒙在中国已经完成了。的确，在过去数十年中，知识分子为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理论做了许多工作。大量西方学术著作被翻译引进到中国，成为当代中国出版史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者们自己也撰写了很多作品介绍、阐释西方自由民主理论，辨析、传播自由、民主、共和、法治、宪政等基本观念。由于专制主义所制造的苦难和知识分子的努力，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确实在今天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信仰。然而，迄今为止，可以说，启蒙的成就基本上局限于抽象的观念层面，在如何实现民主的探讨上，知识分子的表现黯然失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知识结构陈旧，而且没有严肃对待所讨论的问题。他们对发生在当代的第三波民主化知之甚少，不分时空地拥抱古老的所谓“英国道路”，不加辨析地套用哈耶克等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鼓吹一种保守的自由主义。他们没有使人们对于民主转型的路径变得更清楚，反而变得更加困惑更加不切实际。所以，今天，还必须加强关于民主转型的研究，进行民主转型知识的启蒙。国际学术界对于第三波民主化进行了大量研究，产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成果，遗憾的是，目前只有少量文献翻译引进到了中国。传播民主转型的知识，不仅有助于增强人们面向未来的勇气，激励更多的人为未来采取行动，也有助于在未来更好地管理民主转型的过程、争取民主转型的成功。”
2012年1月24日
很想一口气读完这部著作，但是我不能。一是它连载在《中国人权双周刊》，我无法一次得窥全豹；二是它的叙事是如此宏大，以至于我不得不迫使自己一再停下来思考。因为它不断地带给我惊喜，也不断地促使我思考。这就是王天成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以下简称《大转型》）给我带来的阅读体验。
一、作者其人
王天成，既是一个宪政学者，又是一个民运实干家。作为八九一代，他积极参加了1989年那场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那时他还是北京大学法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那场运动被镇压以后，北京一片红色恐怖，许多人遭到通缉追捕、被迫远走海外。硕士毕业后留校的王天成，却在正义感的驱动下奋不顾身地参与了胡石根等人组建的中国自由民主党并担任宣传部长，积极筹备“八九六四”三周年的纪念活动，为此1992年被捕，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获刑5年。
1997年出狱前他写了一份回顾总结性文章，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行使了自由结社、自由发表言论这些基本人权，追求的是民主、人权，是高尚的爱国之举，不应当作罪犯。所以他断然拒绝监狱方面要求他书写一份保证书，他认为自己没有犯罪也就不存在保证不再犯罪的问题。他说：“我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社会负责，不对政府的不正当要求负责。将来的事情，在我的自由的范围内。我珍惜我的自由，不会滥用我的自由，也不能做有损我的自由的承诺。”出狱后，在生活极其艰难、处境极其危险的情势下继续坚持民主宪政的研究，于1999年先后写出《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等系列文章，这是中国学者较早系统阐述共和主义的作品，廓清了民主、共和、宪政等一度被混淆的基本概念，在中国大陆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2005年，王天成发表文章指控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叶中所著《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严重抄袭了其《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周叶中2002年曾在中南海给胡温等中共领导人讲课。抄袭事件轰动一时，成为学界一大公案。但王天成起诉到法院后，周本人承认确有大量引用只是被出版社删去了引文出处，法院判决周叶中没有抄袭，在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中引起一片哗然。
2008年初，王天成应邀到美国做访问学者。2008年6月22日，美国民主基金会授予胡石根、陈光诚、李柏光、李和平、滕彪等人2008年度民主奖，王天成代替正在狱中的胡石根领奖，因而受到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在白宫的接见，同小布什进行了短暂而又坦诚的交谈。王天成在进行宪政研究的同时积极参与海外民运整合工作并担任王有才、王军涛为共同主席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的执行长。
《大转型》是作者2008-2010年相继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纽约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的研究成果，其实也是作者20年来投身民运实践的理论总结，特别是近几年中国民运人士对转型问题的的思想升华。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前夜。现在关于中国转型问题的研究和论述也多起来了，体制内外都有一些学者在讨论，《大转型》可以说是中国民间立场对转型问题的一次集中论述。该书从2009年开始在《中国人权双周刊》连载，历时近两年。在2011年7月4日的美国235周年国庆日，纽约华人华侨学者和海外异议人士聚会，在法拉盛饭店对《大转型》进行了热烈的研讨，与会者几乎一致地肯定了该书的理论探讨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纽约时报》前北京分社研究员赵岩介绍自己 2009年秋天刚到美国时暂住在王天成家20多天，他说：“无论夜里还是白天，经常听王天成在网络和电话中与很多国内和国外的学者辩论，有时他批判起他与我们中最好朋友的渐进民主的主张来也是十分的不客气。当时他正开始写作《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每天他都几乎工作到天亮。” 王天成有一句话给赵岩留下了强烈印象：“我必须对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那些恐惧民主的、抵制民主的、以及支持民主但是主张渐进民主的人们给予有力的一击，必须让他们警醒，中国不能再耽误下去了，否则，中国早晚要成前苏联……”为了防止中国转型变成苏联解体那样的国家，王天成在提出快速变革思路的同时提出全国大选先于省级选举的转型顺序。
《中国人权》编辑一平认为：“《大转型》是目前汉语图书研究比较政治学最权威的书，它填补了当代中国政治学的空白。王天成的几年研究和创作为中国时下社会大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路径选择给予了回答，对转型的渐进派的国内学者给予了强有力的批判，同时也挑战了传统的惯性的转型思考。”
民主宪政理论家胡平说：“王天成的《大转型》的创作完成，这是我们华人关于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战略思考的具体重要成果，该书系统地对国内知识界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错误认识、产生的环境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到位的批判。天成能在几年的时间对比了几十个国家的民主转型，用快速转型、中速转型和慢速转型的对各国发展的具体案例比照说明中国要快速转型的必要性。”
王军涛博士认为：“国内的知识界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学者，很多人都在闭门造车，他们的知识还停留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水平之上。很多人讲社会转型要可控，要有序，那么谁是转型的控制者？执政者能够控制的转型大多是假转型和不转型。能拖则拖、能不转则不转。统治者大多在经济上发展比较顺利时，是不会主动选择让国家和社会转型的。政府多是惰性十足。因此，转型应当是什么样子，中国社会很难说，和平转型当然更好，可是我们8964的要求和平转型，得到的是我们今天在座的许多人被‘和平’到牢中去了！没有人希望转型是暴力的，没有人希望转型是流血的。但是，当政府和执政的利益集团把讲理的人都抓光，吓跑，人民在生活中被欺压，被愚弄、被残酷的专制，在人民对司法机关的腐败无能为力，在被迫害时无法得到司法的救济和保护时，人民就有权利使用暴力来反抗暴政，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认为革命不是读别人和别国的故事。”
八九民运领袖项小吉律师说：“中国的近代转型史首先是从封建走向共和，这是辛亥革命完成的。现在中国是需要二次革命，从专制走向民主。民主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中共在改革开放后最怕谈民主人权，可是他们忘记了，60年前正是中共允诺了给中国人民民主，他们才取得了政权。我们现在不要对中共政权存在任何幻想，中共绝不会改良，我们必须做好推翻他的思想准备，中国才能顺利转型。这个国家已经黑社会化了，中共与黑社会没有任何区别。所以人民必须有反抗黑社会的心理和思想及行动的准备。那就是人民有权准备革命，有权对暴政进行革命式的反抗。在革命之后当迅速成立宪法委员会，在宪法委员会的领导下，制定符合民主原则的法律，以使未来的国家走上法制的道路。1993年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成立了宪政计划中国委员会，后来美中关系不断的利益化，这个计划终止了，现在我们应当有所准备。”
谢选骏博士说：“天成的书我认为应当改名字，不叫转型，当叫中国社会大颠覆才更合适。对渐进的增量的糊涂理论和中共的理论必须给以足够的颠覆。没有颠覆理论，中共就永远骑在人民的头上，利益集团就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就不会自动转型，所以必须研究颠覆。不仅要研究颠覆，而且要行动。我认为中国的将来的革命大有可能还是流民的革命，因为只有流民他们革命起来才有足够的勇气。也许那才有大颠覆，但是流民的革命最后能否是我们要的理想的转型，他会不会变成新的毛左，我们不得而知。”
国内不少学者也对《大转型》予以了充分肯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宪政专家萧瀚热情地推荐：“王天成先生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是我见过的谈政改问题最真诚和智慧的严肃作品，在我目力所及，也是近20年内中国政治学领域最重要的作品。虽然有些问题上，我还不能完全赞成他的思想。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翻墙搜索！”
《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在读了《大转型》前六章后高兴地说，王天成写得“非常好！尤其是对李泽厚等人的‘告别革命论’和周舵等人的渐进改革论的批评十分中肯到位”。“我认为：该文是近年来中国民主转型理论领域中的最佳之作，填补了许多空白。”
《大转型》一书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四章），转型的一般叙述，从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谈到民主转型的政治过程；第二部分（第五章至第八章），论述关于中国民主转型路径的一种流行主张，主要是对渐进主义的批评；第三部分（第九章至第十二章），探讨关于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变革顺序等重大问题；第四部分（第十三章至第十七章），分析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谈判、转型正义等问题。
《大转型》固然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但也可能存在一些颇具争议的问题。这里不是全面介绍，只是着重介绍其中三大亮点，1.对渐进主义的批评；2.对转型顺序的探索；3.对转型动力的讨论。
二、对渐进主义的批评
作者在第一章就宣称，他的写作计划是发展“民主工程学”的一个尝试，其“核心是探讨政治变革的恰当顺序，同时也兼顾转型模式、动力机制等重大问题”。作者把这样一个战略性思考框架命名为“大转型理论”，书名由此得来。
为了引出“快速转型”的思路，作者用了大量篇幅对近二十年来流行于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渐进改革”主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此前他在一篇海外访谈中把类似的观点讽刺为知识精英的“玫瑰梦”。在这本书中则斥之为“伪渐进主义”。
他说：“当代中国的渐进主义，不论其主张者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客观上不是一种关于民主转型的战略，毋宁说，是一种在头脑中想象为以实现民主为导向、实际上乃是回避甚至反对民主转型的言说。当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因此陷入了一种严重的自相矛盾：一方面热情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为政治变革迟迟不能开始而焦虑，另一方面，在论及如何实现政治变革时，却后退了回去，有意无意支持那种延缓或者说其实是反对民主转型的立场，参与塑造了一种不利于大变革的舆论、文化环境。而更严重的是，迄今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种自相矛盾，依然对一种伪渐进主义深信不疑，任何反对意见都有可能被贴上“激进主义”、“极端主义”的标签。”
王天成痛切直陈：“倘若知识精英——舆论和精神氛围的主要塑造者之一——都不能走出这种自相矛盾，没有面对、要求整体性大变革的勇气与魄力，中国民主转型发生的可能性将是渺茫的。不少人也许在内心并不排斥甚至渴望经由大规模民众抗议引起快速变革，但他们出于复杂的原因选择的伪渐进主义表述妨碍了有助于大变革发生的舆论、文化氛围的形成。”因此，这种渐进改革思路其实“更有利于维持现状不利于开创未来”。
现实越来越清楚了：渐进主义者在于患上了一种毛病叫做“想象的恐惧”。一提到民主转型、颜色革命、大变革之类，他们就从心底里陷于难以克服的恐惧中。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进而“告别辛亥革命”，韩寒最近的论革命与民主、自由的三篇博客，都浸透了这种革命的恐惧症。知识精英们的恐惧，无非是出于如下想象：大转型会带来大动荡甚至大流血，造成无政府主义，而无政府比最坏的政府还要坏；大转型会给野心家带来上台机会，与其让这些自己看不上眼的野心家上台，还不如让现有的统治者继续掌权；只要把现有的改革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就好，突然打乱改革节奏和社会生活节奏，搞民主化转型反倒让人们生活在前景不明的恐惧中；等等，不一而足。
民主化转型当然必须具备足够条件，但如果条件已经具备，人们缺乏信心而不敢毅然决然地实施转型，再好的时机也会在恐惧、犹豫和退却中一一丧失。作者指出：“一般认为，民主转型的发生必须以专制秩序的正当性危机为大前提。当专制的政治秩序不再被人们所认同的时候，它就陷入了一种不寻常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在政治学上被称为“合法性危机”，或者说“正当性危机”。但正当性危机并不是专制秩序崩溃、民主转型发生的充分条件。只有当民主成为一种真实而非想象的替代性选择时，民主转型才会发生。也就是，许多人——包括足够数量的政治精英——愿意以实际行动结束专制的时候，民主转型才会发生。而形成付诸行动的政治意志，需要的不只是对民主政治的优越性有足够的认同，也需要对民主转型的过程有较强的信心。”但是，“恐惧如果压倒了信心，人们就不会选择未来。”作者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克服这些恐惧，不能解决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就不配得到自由、民主”！ 应该看到，许多国家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并没有发生什么天塌下来的大劫难，相反，人们收获的是解放和自由。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程度不一的震荡，其他国家人们能承受的，中国人民也没有什么不能承受的。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老百姓能够忍受如此残酷的专制这么长时间，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除了既得利益者害怕失去既得利益外，中国老百姓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民主化转型可能带来的那些阵痛难道会比专制带来的那些无穷无尽的痛苦折磨还要可怕吗？
再回到渐进主义，它的主张是什么呢？作者从众多涉及渐进改革的作品中归纳为：“第一，渐进主义主张逐步的、慢速的改革；第二，渐进主义主张先从较小的、不触动现制度大原则的问题改起，从小到大、从局部到整体碎片化地推进；第三，渐进主义假定小改革会导致大改革、开启民主转型之路，或者认为许多小改革累积起来最终会形成自由民主制度；第四，渐进主义认为只有逐步的、碎片化的改革，才能代价最小、最平稳地过渡到民主。”那么，渐进主义反对什么呢？一，它反对暴力革命，甚至反对快速、剧烈的整体性变革，认为这些都是激进主义；二，它不要求尽快开放言禁、党禁，认为冲破党禁过早，策略上是很不明智的；三，它不要求甚至反对尽快举行全国大选，认为选举必须从下往上一级一级扩大，否则就不符合自然演进规律；……渐进主义企图用所谓策略来达到其目的，说服统治者改革或放弃某些权力，以不触动现制度大原则和统治者核心利益为前提来设计渐进发展战略。
渐进主义者分为体制内知识分子和体制外知识分子两种，二者在主张、利益和立场上有所不同，但基本思路一致：即通过逐步的、碎片化的改革，平稳过渡到民主转型。当然，体制内的渐进派主张与实际的转型没有任何交集，而体制外的渐进派主张与实质性转型则存在范围不等的重合。
作者剖析了渐进主义的两种主张：一是“法制先行，民主缓行”，二是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认为这些主张在当局坚持一党执政的情形下既无现实可能性，又把民主转型无限推迟到不确定的未来。
最后，作者还探讨了渐进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渊源及其政治后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到诸如对于中国八九六四的独特诠释、对英国光荣革命的最新解读、对“保守的自由主义”以及“渐进—保守”、“革命—改良”等观点的厘清。
在研究了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案例，作者按照转型速度把它们分为快中慢三类。转型速度包含从自由化开始（即开始冲击言禁、党禁）到民主化实行（即举行全国大选）选举的时间跨度即L-D跨度。慢速和中速转型的各有3个，快速转型的则有15个。决定转型速度的最重要因素是转型的启动模式。作者把转型分为常序性和非常序性（或突发性）两大类。前者是在政府权力秩序没有被打乱的情况下发生的，反之就是非常序性转型或“突发性转型”。在慢速和中速的转型案例中，100%都是常序性的；而在快速转型案例中，常序性的只占20%，突发性的占80%。民众抗议对于快速转型的启动起了更大的作用。有限的开放会激起更高的期望，如果不加快改革的速度，就会导致更多的冲突。在有宗教、民族、地区诸多复杂问题的国家进行转型，如果时间跨度拉得太长，民族分裂、国家解体的危险性就会极大提高。这也是作者反对知识精英渐进主义的一个基本理由。作者因此提出了一个包含不同阶段的快速转型思路，以摒弃渐进改革的思考模式。
三、对转型顺序的探索
对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实证研究认为，转型过程一般包括自由化和民主化两个阶段，而自由化通常先于民主化，或者说，没有自由化就没有民主化。民主化，简单地说，就是全国性政府必须经过自由公平的选举产生。而自由化，则是指在全国自由选举之前的部分政治开放，其中必不可少的是停止政治迫害、放宽言论审查、允许集会、结社、组党及地方选举等。在快节奏的转型中，民主化几乎与自由化同步进行。自由化一般会导致两个重要结果：一个是介于政治领域与私人经济领域之间的“公民社会的苏醒”，一个是独立于威权统治之外的政党组织的出现。这两个结果为民主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转型》的最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就是“转型过程中的恰当变革顺序”，可以概括为“转型顺序”。简单说就是：全国大选（民主化）必须先于省级选举（自由化）。
一般的转型顺序是先自由化后民主化，先地方选举后全国大选。王天成并不否认中国的转型当然也要经过政治自由化即开放言禁党禁等第一个阶段，才能进到第二个阶段——民主化，即自由、直接选举全国政府。但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民主转型都必须在全国大选前开放了地方选举。地方选举是自由化的一部分，而不属于民主化的范畴。如果按照渐进主义的“先易后难、先外围后中心”的思路，先地方选举后全国大选，“将极大地增加转型过程的不确定性，最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动荡和分裂。最稳健、安全的做法，不是自下至上逐级开放选举，而是缩短L-D跨度，优先举行全国大选，至少全国大选应当先于省级选举。”
王天成的这一观点，直接得益于胡安•林茨、阿尔弗•斯泰潘对西班牙转型的研究。他们发现，对于那种存在国家认同亦即分裂问题的国家，第一次自由选举——“奠基性选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选举顺序可以建构、也可以瓦解对国家的认同。如果第一次选举是地方性的，将会使得竞选的焦点集中在反对国家的民族主义议题上，选举一完成全国政府的正当性和权威就立即下降了。而如果第一次选举是全国性的，它将会加强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促进全国性政党的形成，提升全国政府的正当性与权威，从而大幅减少了L-D跨度内的不确定性。
作者讲了三个故事，从正面、反面以及侧面论证了“全国大选先于省级选举”的重要性。第一个故事，西班牙的转型是按照先中央后地方的顺序进行的。经过全国议会选举和新宪法的全民公决投票，全国政府和议会取得了足够的认同和权威。随后在地方政府形成过程中，妥善地处理好了国内的加泰罗尼亚与巴斯克的民族问题，从而成功地维持了国家的统一。第二个故事，南斯拉夫和苏联的解体，并非民主化走得太快，而是转型顺序举措不当，是民主化（全国大选）落后于自由化（地方选举）。联邦的解体（国家的分裂）都是肇因于地方选举（即各共和邦选举）走到了全国大选（即联邦选举）的前面。第三个故事，清朝的崩溃，也是由于清廷（中央政府）没有迅速召开国会收拾人心而导致各省的立宪派大部分人士陷于失望、转向革命。立宪派纷纷支持、参加革命，使得武昌起义很快取得了胜利；但各省纷纷独立于满清王朝中央，地方势力的坐大也为日后的军阀割据埋下了隐患，导致中共红色政权在割据和内战中崛起，进而带来海峡两岸的长期分裂。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三个故事，读后让人唏嘘，不可错置的转型顺序——全国大选先于省级选举——对维护国家统一是何等的重要！
在“全国先选”的基本思路下，作者提出了两种操作方案：最优方案或第一方案，第一次选举作为“奠基性选举”，先搞全国大选；次优方案或第二方案，先搞基层选举，然后跳过省级进行全国大选，然后再返过来搞省级选举。第一方案，既适用于突发性转型（即威权政府突然崩溃下的转型），也适用于常序性转型（即威权政府权力主导下的转型）。但第二方案，只适用于常序性转型。两种方案各有若干子方案。例如第二方案，作者认为，“最稳妥的选择是完成乡镇选举后就举行全国选举，其次是县级选举完成之后；在全国选举之前开放包括自治州在内的市级选举，不是不可以考虑，但依然是有风险的。”书中援引了独联体的阿塞拜疆中的纳卡州要求加入亚美尼亚，引发了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的战争；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要求加入俄罗斯，导致了格俄两国关系的紧张；前南联盟内的科索沃要求脱离塞尔维亚，带来了穆塞两族的流血冲突和北约的人道主义干涉，最后还是以科索沃独立告终。中国的北部、西部、西南部那些低于省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否会出现类似情况？所有珍惜自由、和平的人士都应尽力避免这种分裂冲突发生。
接下来，作者探讨了“选举什么”和国家结构两个相关问题。第一次全国选举是先选议会还是先选总统，或者是两者同时选举，这将取决于中国未来的政府形式是采用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先选议会，就是议会制，否则就是总统制。跟一般人直觉上想到采用总统制不同，作者认为议会制比总统制更有利于民主的巩固和持久。在未来的国家结构问题上，作者对“虚省论” 和“缩省论”进行了评析，认为二者皆不可取，应该考虑引进某种形式的联邦制或者实行类似于联邦制的单一制。显然，作者认为旧有的中央集权单一制已经无法满足民主宪政的各族共和需求，感到必须在单一制和联邦制之间求得某种平衡，以达到国家统一和民族自治的平衡。联邦制内含着分权，更强调的是统一。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汉密尔顿等人撰写《联邦党人文集》，反复论证的就是统一的联邦对于各州（各邦）的和平、市场的统一、人们的自由和国防外交等具有的好处。民主的中国，是分裂好还是统一好，如果不是别有用心或者头脑混乱，正确的选择也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大转型》继而探讨了如何“从自由化开始”，也就是打破言禁、党禁的问题。最后特别强调了转型过程中的时间、节奏、速度等问题。由于用政府权力来主导改革的统治者的自身弱点，他们往往在启动有限的自由化以后就会停下脚步，用各种方式来拖延实施转型的民主化进程，最后在人民抗议的浪潮中被抛弃。因此，在自由化开始后，当局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时间表或路线图来表明改革者的转型诚意，从而获得反对派的谅解与合作，否则后果就只能是在最近北非、西亚一再发生的茉莉花革命结局一样。
四、对转型动力的讨论
转型如何发生，即转型动力从何而来，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渐进主义关于“革命还是改良”的讨论具有严重的误导性，在于它将人们的思维导向、局限于其中一个极端——要么选择暴力革命、要么依靠政府改良。在这场争论中，“改良优于革命”成为几乎所有渐进主义者的共识，在他们的意识或想象中，由于“革命”意味着突然断裂、剧变，改良则意味着连续、嬗变，与此相联系，“渐进改良优于激进改革”也就成为了主流共识。可是，“改良”如何才能发生，渐进改革如何才可能，亦即依靠什么驱使这一切成为现实？尽管不是所有改良派都天真到以为改良会自动发生，但由于“革命-改良”二元对峙的思维方式的极端性，在排除了革命的前提下，动力机制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基本上被过滤掉了。盛行于知识界的渐进改革主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在于明显缺乏一种动力观念。结果是，不断有人呼吁、劝导政府改革，更多的人在等待、盼望政府改革，似乎这样下去，改革“总有一天”会开始，民主转型终究会发生；他们以为，这才是“最现实”、“最稳健”、“代价最小”的“道路”。
作者尖锐地指出：这非常像一种梦幻状态。呼吁和等待可以是某些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并不是终结专制的方式。经验表明，如果没有足够的人采取实际的抗争行动，被盼望的改革就永远不会发生，一个臭名昭著的独裁政权也是可以长期存在下去的。作者引用美国政治学家基恩•夏普（Jene Sharp）的话说: “许多善良的人假定，如果他们足够强烈地谴责压迫，而且反对的时间足够长，所期待的变革就会以某种方式发生。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既然不能靠呼吁和等待来实现转型，那么转型靠什么来驱动呢？作者排除了暴力革命的想法，他引用波兰的多米尼克话说：因为 “我们没有枪”！1985年波兰军管期间，米奇尼克在他的《狱中书简》里，回答了西方记者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声明放弃暴力？米奇尼克说他担心暴力革命可能扭曲民主运动的性质。再有，米奇尼克讲得很干脆：“我们没有枪”。显然，手里没有枪，“暴力革命”就只能是空谈！
既不能靠呼吁和等待，又不能靠空谈或“暴力革命”，那就只能靠非暴力抗争来驱动转型。在过去数十年中，绝大多数国家的转型都是由非暴力抗争所驱动的，这充分证明了非暴力抗争的力量。作者也承认，在任何专制政体下，非暴力抗争都是困难的和有风险的，在有些专制政体下则更困难、风险更高一些。终结专制是人类面临的最复杂、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在控制特别严格、抗争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不仅不应丧失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相反，应更加坚信必须诉诸非暴力抗争，研究其战略、战术、方法，拿出创造力和想象力。事实证明，中国人是不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例如，针对政府对于游行示威的严密封杀，近些年来，维权人士发明了“散步”、“围观”的街头运动新方式。这符合非暴力抗争中的“迂回战术”原理，亦即以当权者不便于采取严厉措施的议题、方式，撕开裂口。当然，就当今中国的情况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坚持非暴力抗争，而在于如何使非暴力抗争更加有效。
那么，怎样使非暴力抗争更加有效？一是要有坚持非暴力抗争的决心和信心，不要被“渐进改良”和“暴力革命”所影响而犹豫不决；二是要研究非暴力抗争的原理、战略、战术、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非暴力抗争的计划，逐渐摆脱被动式抗争，积极开展主动式抗争；三是要采取切实行动，抛掉空想和空谈，投入到诸如“散步”、“围观”的街头运动中去。空谈不能实现转型，行动可以改变中国。四是要从群众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实践出真知，群众有智慧。类似于广东乌坎的村民抗争经验就值得很好地总结升华，以便有更多的村庄、街道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可以模仿和扩散，成为公民运动的有效抗争方法。
一直以来，在推动转型上，不少人总是在问，到底勇气更重要还是智慧更重要？刚从漫长软禁中走出来的昂山素季回答了这个问题。2011年10月25日她通过事先做好的录音向美国密歇根大学师生演讲。当时还不能自由出行的昂山素季只好透过这种网上视频的方式回答观众的问题。昂山素季说，恐惧使人瘫痪，使人装聋作哑、无动于衷。她说，人们必须首先克服害怕仗义执言的恐惧，才能争取其它重要的自由权利。无独有偶，北京人权活动人士王荔蕻被开庭审判的那天，她的儿子小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到勇气：“如果更多的人走出来说话，我母亲（王荔蕻）就可能不会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审判了”。所以，在勇气和智慧二者之间，首先要有勇气，然后要有智慧。没有勇气，智慧毫无用处，甚至毫无道德可言；当然，没有智慧，勇气不能得到有效发挥，也达不到预期目的，甚至作出无谓的牺牲。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勇气让你迈开街头抗争的脚步，智慧则让你如虎添翼。没有勇气，根本不敢抗争，智慧对自由来说如同废物；只要保持勇气，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就会不断积累经验增长智慧。当然，有勇气的同时还要有真诚。孩子般的纯真是一种不同于勇气和智慧的可贵品质。在皇帝的新衣故事中，我们看到整个成人世界在所谓成熟中堕落的罪恶。在庸俗世界的成熟中，人类竟然成为撒旦魔鬼的帮凶，以至于被权欲和骄傲所挟制的最高统治者也似乎在众人的谎言中成为了“受害者”。骗子设置的陷阱让所有聪明人（所有成年人包括皇帝本人都不承认自己的愚蠢）在纯真的孩子面前都跌了跟斗。可见保持纯真、抗拒虚伪是人在成长中必须克服的矛盾。如果没有这种纯真，成年人就要用更多的勇气才能破解骗子和强盗设置的困局。所以说，对于自由，以至对于人生来说，失去聪明才智，并未失去一切；失去纯真和勇气，才等于失去全部。渐进主义的最大失误不在失去聪明才智，而在失去争取自由、捍卫尊严的真诚和勇气。中国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是因为这种以改良来作为保全自身借口的聪明人太多了，有勇气、进而奋起行动来改变自身环境的战士太少了——当然，这种情形正在发生变化。2011年底三个月来，网友一波又一波地冒着被殴打、被拘禁的危险和伤害去探望山东盲人陈光诚，广东乌坎村民有理有节、文攻武卫地与官府军警对峙和周旋，都表明有理性的勇气、有韧性的缠斗才是维权抗争得以发生并持续进行的力量！试想，如果没有自由化，怎么会有民主化的启动呢？没有冲破言禁、党禁的勇气，怎么会有自由化的开端呢？幻想着在当局主导下慢慢改良而不承担任何一点风险，怎么会有民主转型的实际启动呢？
大多数的转型，其实都是革命与改革的混合物。英国历史学家提摩太•伽登•阿什曾观察到东欧地区民主转型的过程。他将英文revolution(革命)和 reform(改革) 两个词合而为一，生造了一个英文词refolution。这个词在中文里没有对等翻译，王天成不得已生造一个中文词，将其译为“革改”。它的意思等于“革命＋改革”。作者相信，“中国不可能经由许多学者所想象的渐进改革建立民主，她需要一场革改。”作者随之就对“革命”概念作了新的描述：“它指的是通过大规模的和平抗议击败独裁统治，暴力并不是其特征。”显然，作者在这里指出了转型的两种力量，一是革命，就是人民的大规模和平抗议；二是改革，就是当局顺从民意所作的政治改变。当非暴力抗争的力度达到可以从外部撕裂统治集团的时候，民主转型的时机就来临了。统治集团的分裂，并不是日常的利益之争或低层次的政策分歧，而是关于是否对反对派进行政治开放、是否继续维持威权统治的重大分歧；不仅统治集团内部要分化出温和派、改革派，而且变革的力量要占据相对于强硬派的优势。分裂有两种形式，一是政治决策层的分裂，二是军队与政治领导人的分裂，它们既可能单独、也可能同时发生。无论哪种情形，内部的分裂都是对外部压力的反应，换句话说，就是民间抗争促使了高层分裂。因而民间抗争在这里起着决定性作用。没有民间抗争，就没有民主转型。
高层分裂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转型谈判，就是掌权者主动寻求或被动接受同反对派坐下来谈判解决共同面临的危机问题。原先对立的双方，现在成为对话的伙伴，开始接近、了解、建立信任并进行协商，订立协议，以便就结束威权统治、建立民主制度做出一些基础性安排。因此，走向谈判桌，是反对派走向成熟、掌权者走向理性的标志，也是转型开始的标志。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转型正义， 也就是如何面对、处理过去专制时期诸如屠杀、酷刑、绑架、强迫失踪、非法监禁等种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行为在社会上所播下的伤痛、裂口、仇视、怨恨，并不会随着独裁体制的被终结而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如何对待独裁者及某些策划、实施人权侵害的人，是转型时期特别牵动情绪、极其复杂棘手的问题。作者承认，实行什么样的转型正义政策，将来需要经历复杂的政治过程才能确定；由于转型的情境、条件各不相同，转型正义实施的范围、方式也可能很不相同。但是，作者也强调，事先进行一定的研究和讨论仍然意义重大。通过研究、讨论，反对派可以向统治精英发出更恰当的信息，统治精英也可以籍此对转型采取更明智的措施以换取转型后有益于自己的结果。
作者在书的结尾总结性地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民主化转型的18 点看法。他尖锐地指出：从世界范围的历史看，“渐进改革”通常是独裁者拒绝或拖延改革的借口，但是，怪异的是，在中国却被某些知识分子所辩护、论证。自由的渴望与保守的心态纠结在一起，构成了过去20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精神特质。他接着说道：“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说空间，在涉及终结专制与建立民主这样敏感的核心话题上是有限的。渐进主义者的心态可能多种多样，有的人内心也许渴望快速变化甚至不排斥革命。但是，知识分子必须对其表述、对未来负责。没有足够的人愿意承担风险，也就不会有未来。大胆敢言的人多了，风险也就降低了。”
因此，他提出进一步启蒙的问题：“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民主启蒙在中国已经完成了。的确，在过去数十年中，知识分子为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理论做了许多工作。大量西方学术著作被翻译引进到中国，成为当代中国出版史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者们自己也撰写了很多作品介绍、阐释西方自由民主理论，辨析、传播自由、民主、共和、法治、宪政等基本观念。由于专制主义所制造的苦难和知识分子的努力，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确实在今天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信仰。然而，迄今为止，可以说，启蒙的成就基本上局限于抽象的观念层面，在如何实现民主的探讨上，知识分子的表现黯然失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知识结构陈旧，而且没有严肃对待所讨论的问题。他们对发生在当代的第三波民主化知之甚少，不分时空地拥抱古老的所谓“英国道路”，不加辨析地套用哈耶克等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鼓吹一种保守的自由主义。他们没有使人们对于民主转型的路径变得更清楚，反而变得更加困惑更加不切实际。所以，今天，还必须加强关于民主转型的研究，进行民主转型知识的启蒙。国际学术界对于第三波民主化进行了大量研究，产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成果，遗憾的是，目前只有少量文献翻译引进到了中国。传播民主转型的知识，不仅有助于增强人们面向未来的勇气，激励更多的人为未来采取行动，也有助于在未来更好地管理民主转型的过程、争取民主转型的成功。”
2012年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