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众抗议书商失踪（网络图片）
铜锣五子陷迷踪，九七前诺遂成空。
多情莫道悲情扰，江山得自无情中。
——为铜锣湾五子失踪所作
桂名海在失踪了三个月后按惯例被发声了。幸福的人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罪名，桂承认获交通肇事罪后戴罪越境，桂还被承认不堪心理压力回国投案自首。受害者父母的丧女之痛让人动容，桂民海的愧疚痛悔合情合理，中共以惯用的道德制高点瞬时将焦点从跨境绑架转移到道德审判上，舆情应对深解围魏救赵三味。
一个真实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情故事，一个可能真实的一男六女的多情故事，还有一个只论成败不论是非的无情政权，如何跨越时空交织一处?生活是最佳的剧本，根据已确认的片段，失踪案剧情大致可以勾勒出来。
赵厉王年间，中共对意识形态的管控愈加强势，在内地搞得乌烟瘴气自不必说，中共渐次把触角伸向境外。香港作为与内地相连的言论自由之地其出版界以出版中共高层权斗、秽闻的“政治禁书”而闻名，“禁书”内容或真相历历、或捕风捉影，内地访港游客是“禁书”的主要客源和坚实拥趸。
近年来中共加强了对海外媒体的管控，香港“禁书”逐渐不见容于当局。2013年10月，香港晨钟书局负责人姚文田因计划为流亡作家余杰出版新作《中国教父习近平》在深圳被诱捕，2015年5月，73岁的姚以“共同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判处十年徒刑。姚文田被捕后，余作出版计划一度悬置，直到香港五七学社负责人武宜三承诺出版此书，但之后武称自己“收到一个令人恐惧的电话”，再一次放弃了出版计划。最后，该作由香港开放出版社与台湾前卫出版社出版。2014年5月底，香港政论杂志《新维月刊》、《脸谱》创办人王健民与杂志编辑呙中校分別在深圳家中被当局带走， 2015年11月两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公开受审。两人都是香港永久居民，其中王健民同时为美国公民，他们当庭认罪，案件择日宣判。
上述是大背景，话说两头，浙江宁波人桂民海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88年负笈瑞典哥德堡大学，后入瑞典籍。2008年前后，桂定居于德国。桂浸淫香港出版业多年，旗下公司包揽出版、发行、零售全过程，桂早年入职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4月桂与蔡某某(李波妻)共同成立了“巨流传媒有限公司”，并从夏菲尔公司带走了两位员工，即此次失踪的吕波与张志平。据公开的资料，2013年时桂与李妻分别持股49%，余下2%由吕波持有。2014年林荣基将其创办20年的铜锣湾书店卖给巨流公司，林本人留任店长。2014年9月，巨流公司两位大股东分别给予吕波15%股份，现股权分布为桂民海34%、李妻34%与吕波32%，书店的日常工作由店长林荣基、巨流总经理吕波及业务经理张志平打理。
如同中共十八大后常挂嘴边的“政治规矩”，在新闻自由的香港出版界亦有“政治规矩”，如不能出版现任中共党魁本人情事、私生活的书。不遵守政治规矩的代价之一是必须远离中共控制的地域，包括香港，屡屡破坏“政治规矩”的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频，近年来从不踏足内地和香港。桂去国以后也许从来没想过回内地，瑞典公民身份，是他的在港重要的心理保障，因此桂不甘“政治规矩”所囿。得益于扎实的历史功底，桂本人也是位高产作家，他在香港迅速异军突起，短短几年所售禁书占据全港三分之一市场，桂的辉煌和悲剧就此埋下。
2012年初桂民海欲将曾任检察官的沈良庆所著《双规问题民间调研报告》付梓成书。当局通过中间人游说桂放弃出版，桂或收钱封版，但沈良庆后来接洽了武宜三的五七学社，《双规》终得面市。该书的出版令当局大为光火。旧仇未解，又添新恨，桂民海失踪前计划出版新书《习近平的6个女人》，今上脐下三寸乃党中央的裆中央，今昔战场是头等国家机密，寡人之疾，赵王严旨。基于与桂之前的龃龉，干脆新账老账一块儿算吧，当局祭出横扫天下的不二法门，以“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亮剑”了。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决定绑就要一网绑尽，绑一两个反而会弄巧成拙，既不能搞垮巨流公司，也不足以震慑香港各界，而且留几个巨流的骨干在外兴师问罪，局面只会失控。一网绑尽比绑一两个更稳妥，可收“一石三鸟”之功:一则翦除令习尴尬的资料，阻止巨流继续出版某些书籍，二则“禁书”背后的黑幕将一览无余，比如真实作者是谁，作者有没有后台，作者的资讯来源是谁，尤其是有没有政治派别故意放料、借书兴事，如有则可推断政敌的动向，当然每本书的作者、资讯提供者或者故意放料者都将面对不可知的后果，这是另话；三则向香港的新闻自由释放一个信号：管好自己的嘴巴，否则就做覆巢之卵。因此所有知道“裆中央”的人必须到案，桂当仁不让成为“首恶”。
绑意已决、目标既定，接下来就是技术性问题，同时绑还是分开绑？分开绑先绑谁？何时何地何借口绑?如何绑？最终决定：行动以“首恶”为核心兼顾他人相机行事。
桂民海在德国、香港、泰国都有房产，桂定居德国并取得居留权，一年四分之一的时间在香港，不定时的去泰国度假，鉴于桂在国内被通缉，况且桂父去世桂都没有回国奔丧，当局料定在境内抓桂可能性不大。如用合法手段在境外引渡桂，根据桂的国籍和活动范围，瑞、德、泰三国只有泰国与内地签订了引渡条约，但从泰引渡桂需经泰法庭裁定，届时瑞典必会卷入，因此合法引渡不是首选，内地亦没有在港的执法权；如用下作手段，德国山高路远，首先被排除，香港的局面很微妙，但占“地利”，可作备选，泰国小老弟一向很给大哥面子，可算“人和”，得手后向内地转移也算方便，还算“地利”，一旦失手还有引渡垫底，而且东南亚当局向来罩得住，远有王炳章，近有包蒙蒙，当局都搞定了。
2015年10月6日，桂从香港飞抵曼谷，当局久等的“天时”到了，连环绑票大戏登场了。
最先失踪的是吕波，他最后使用书店电脑的记录为10月14日，当日吕在深圳寓所被带走，吕的家属或受到威胁，当局严令封锁消息。吕是香港人，约45岁，一年前娶了一位大连女子为妻，常去深圳团聚。
桂敏海在曼谷逗留四天后于10月10日入住他位于芭提雅海滨的度假屋。10月17日13时许，桂短裤、短恤驾车购物回公寓后携乘一名男子，此后失联。
张志平最后使用书店电脑的记录是10月22日， 10月24日10时许，十几名携枪便衣突然包围东莞凤岗镇刘家大院（张妻家），随后冲进屋内，带走了张志平。32岁左右的张是香港人，大约四年前，张志平迎娶了东莞一名刘姓女子，此后便常常北上与妻团聚。
林荣基最后使用书店电脑的记录是是10月23日，林于10月24日失踪，林亦为香港人，约61岁。
四人失踪后李波独力支撑店务，12月30日有人打电话订购十多本书，包括《习近平暗通薄熙来》、《习近平后院失火》等，李在仓库取书后即告失踪。当晚10时许，李妻接到李波打来的电话，电话显示主叫地在深圳，对话中李波反常用普通话，并对自己的所在地欲言又止，李并没有离开香港的出境记录，回乡证也依然留在家中。之后李多次联系其妻，称以“自己的方式返回内地，配合有关方面的调查”，不要做揣测。65岁左右的李波是香港人，同时有英国国籍。
几点疑问和推测：
为什么先抓吕而不先抓“首恶”桂?
当局对五人的个人信息、房产、家庭、行踪等状况很熟悉，与姚文田被熟人钓鱼类似，桂失踪前的最后露面显示他亲自驾车并主动携乘一人驶离度假屋，桂既然能被这个人单独约出来，桂也可能就是被这个人钓鱼到泰国，桂的行程应该自始至终都在当局的股掌之中。即使先抓别人只要封锁消息，当局有把握不惊动桂。吕波10月14日入境后在深圳的家中秘密被抓，吕的同事、朋友毫不知情，但久则生变，抓吕后当局一定会马上对桂下手，只是在等一个桂自投罗网的最佳时机，三天后桂被绑。
桂被绑架后的回国途径
当局得手后为防止边防检查时桂名海反抗的可能性，选择通过非正常渠道离开泰国。桂失踪后曾致电度假屋物业经理允许几个“朋友”进入他的公寓，桂的“朋友”来后物业经理问他们桂在哪里，其中一人告知桂与朋友正在柬埔寨赌场赌博。后桂的“朋友”搭乘出租车前往柬埔寨与泰国接壤的边境赌城Poipet，并有意或者无意的留下行程线索。从芭堤雅开车至柬埔寨赌城Poipet只需两个多小时，没有护照入境柬埔寨也十分方便，只要透过Poipet赌场的熟人即可直接带入柬埔寨，这是转移桂的最佳路径。11月9日公安部包了四架飞机从柬埔寨、印尼将254名通信诈骗嫌犯押返中国，凭当局在柬埔寨能量，把桂运作成诈骗犯混杂其中，完全没有问题。
林的失踪地
香港署理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回应李波失踪案时说:“香港警察港岛总区失踪人口组正跟进事件，由于李波是在香港失踪，事件的性质与此前四名失踪的书店股东及职员有所不同”，李家超证实了吕张林三人有出境香港的记录。当局自恃抓吕张林三人“于法有据”，因此只对桂李两人的“蹊跷回国”有回应，而对其它三人避而不谈。10月24日约10点，当局在众目睽睽下抓张志平，可以推断林荣基先于张被抓，张作为收网之鱼已经不怕走漏风声了。当局采取的是内紧外松的边控，10月23日当局放张入境，控而不抓，张入境后当局可能提高了对林的边控级别，导致林可能在深圳过边防时就被抓了。
为什么绑架李波?
2015年岁末，当局在四人失踪已轩然大波的背景下在香港绑架了李波，应该把李的被绑与其他四人失踪放在一起考量，借鉴血酬理论，绑架的诉求值得中共置一国两制的底线于不顾，绑架的收益足以让中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中共的诉求是昭示其在香港的权力存在，告诫港人香港一国两制的解释权、主动权从法理到现实都在中共。中共从试探和挑衅香港的执法权入手，“自愿配合调查”将成为“新常态”，中共让香港默认跨境执法的“新常态”，默认久了就会变成习惯，中共在一片反对声中我行我素，唯此才能让港人领悟“问香江大地，谁主沉浮”， 唯此才可一劳永逸的解决“占中”问题。
中共的收益是让香港接受当局设定的言论自由的界限。97以后，香港媒体或被收编，或被掺水，很多媒体人离开香港，谁敢叫板，前有姚王呙，现有五子案，白色恐怖之下，寒蝉效应既成。收声或离港是香港出版界必须面对的选择。
当然，绑李直接的用意是铜锣湾书店必须马上关张，也不排除李有当局在被掳四人身上久求不得的猛料。李波平日鲜理店务，四人失踪后，铜锣湾书店已名满天下，但李波一点都不“识相”，居然还敢维持书店经营，对客户的“禁书”订单有求必应甚至送货上门。书店不消失就会成为事件的活标本，书店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过以前，这是当局不能容忍的。
桂民海被认罪的视频中出现了几处明显的矛盾:名字之误、年龄之误，让人怀疑桂是否被交通肇事。舆情应对是绑前决策的一部分，当局必然对桂民海的情况了如指掌，需要根据桂的情况炮制一个“自愿回国”的理由。桂父2014年去世，桂母也年逾八十，如果当局说桂思母心切且欲回乡为父扫墓，因出版禁书的原因桂通过非法途径入境不料被抓也冠冕堂皇，当局没这么说是因为有更好的理由:2004年前后，桂敏海卷入一起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案，2004年8月桂以交通肇事罪被判刑两年缓刑两年，同年11月，桂戴罪越境离开中国。这是当局百试不爽的手法，以人生污点收迫人就范、自证其污、引导舆论、转移矛盾四功，薛蛮子、周世峰概莫如此。拿桂交通肇事戴罪越境说事，在道义上桂就先输一城，这一招对墙内的人很奏效。
中共立党至今，向以实用主义为圭臬，邓小平的猫论就是实用主义最好的注脚，中共好坏的标准不是善恶、不是正邪、不论高尚或下流，也不论真情或假意，中共唯以成败论英雄，死者的屈辱、弱者的悲鸣都被中共信手拈来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古今中外一切都为中共的政治服务。比如南京大屠杀，毛时代鲜有人提，红卫兵小将们甚至信口雌黄地说“南京大屠杀是杀国民党的”，于是南京大屠杀遗址被毁坏殆尽，很长一个时期南京大屠杀在中国学术界里是研究禁区。国门开放后“蒋匪”下山摘桃的说法蒙不下去了，但“蒋匪”必须丧权辱国，必须祸国殃民，加上当时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刺激，中共才从故纸堆里翻出了即将被彻底遗忘的国耻南京大屠杀。中共要表达的是：民国首都30万国民惨死，要牢记中华民国治下的国耻，日本贼心不死，只有中共才能保国卫民。谁要质疑中共的用心谁就是汉奸，可当年谁说“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否则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谁放弃了日本对华的战争赔款? 论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文明的戕害，日本只能屈居第二，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屠杀的行径这是日本的国耻，中共当国后在和平年代饿死几千万老百姓又才是赵国的国耻，赤匪之祸，甚于日寇。日本的教科书为侵略树幡招魂，乌鸦笑猪黑，中共的教科书又好到哪里去呢。中共钦定的国史经不起推敲，这也是中共死守内地舆论阵地并祸及香港的原因。桂案中共沿用了一贯套路，揪住他人的错误大书特书，对自己的犯罪行为避而不谈。用受害者悲情掩饰当局的无法无天，这是对受害者的玷污，桂民海当负应负之责，当局该负什么责？
自2013年姚文田案到铜锣湾五子案，香港中国政治书籍出版界已风声鹤唳。这个曾经享有绝对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城市，新闻自由渐缩，出版自由已被套上藩篱。
铜锣湾五子案当局的用意远远不止言论出版自由。中共不会没有评估香港的反应就草莽行事，之所以强力而为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民主、人权之于港人如同水和食物，中共当初允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低估了港人对于民主的需求。97后中共在对港问题上动作不断，中共可以控制特首遴选制度、可以施行学校爱国教育，可以扶植建制派，可以对基本法二十三条施压，但中共控制不了港人的对民主的追求，而且港人的抗争随中共的控制的加强而加强。中共在内地视公民运动、律师维权、网络自由为洪水猛兽坚决打压的同时，香港雨伞运动的影响已波及内地，中共已不能等闲视之了。中共已没有耐心和香港磨嘴皮子了，中共磨刀霍霍，要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解决问题。中共不在乎理由有多拙劣，不在乎天下悠悠之口，也不在乎香港的想法，继续摆出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中共有意把绑架搞得明火执仗、肆无忌惮，甚至对绑架百般粉饰、公然叫好，因为中共要向香港传递一个信息:这是我的地盘，我就这么干了，而且以后经常这么干，我在内地干了几十年了，13亿人都习惯了，所以你们也要习惯。分化、瓦解、权力存在、温水煮青蛙就可能是中共治下香港“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