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一、人民有革命的权利
关于革命，无论如何，我们首先应该确认：人民有革命的权利。
在西方，洛克和卢梭是对近代政治思想具有深远影响的大师，二人的精神气质大不相同，但相同之处是，二人都坚定地捍卫了人民的革命权利。在他们看来：社会是自然的，而政府是人为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政府的权力基于人民的“授权”或“同意”，是故，一旦统治者超越了授权，其行为不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和私欲，人民就有权以强有力的行动反抗统治者，直至推翻其暴政，这一革命权利天经地义，不可剥夺，也不可放弃。
在中国，主流思想界对革命权利的肯定更早于西方。孔子、孟子以几乎毫无保留的溢美之词称颂商汤、周文武的品德和功绩，而汤、文、武正是人所共知、千古流芳的“革命领袖”，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轻蔑地将刺杀独夫民贼的“弑君”行动称之为“诛一夫”，在孟子而言，针对暴君的革命已经不仅是臣民的权利，有时候简直就是义务。这说明，在古典的意义上，儒家本是革命派，至少并不“反革命”。
然而，革命的权利不同于其他的权利，它非常特殊。其特殊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人们有革命的权利，但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可能、也不必要行使此项权利；第二，人们有革命的权利，但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明文承认此项权利，也没有任何一个律师曾以革命权作为法庭辩护的理由。事实上，失败的革命总会遭受严厉的司法惩罚，唯有成功的革命方能自我辩护并自我张显其革命权利。
所以，严格说来，革命权不是一项法律权利，而是一项政治道德权利。或者说，它不是实在法上的权利，而是自然法上的权利。如果我们要证明某次革命的正当性，通常并不能以人民拥有革命权作为论证的依据，而必以“天下无道”、“民怨沸腾”等特殊情由作为革命的依据。
说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当然不等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更不意味着凡是革命都是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世界上有那么一些革命确实并不怎么正确，更不怎么美好。
关于革命，我们需要回归理性，回归常识。世上有好的革命，也有不好的革命，有代价小成果大的革命，也有代价大成果小乃至死伤无数却一无所获的革命，有推动历史的革命，也有阻碍历史的革命，革命的好坏主要取决于革命与被革命的双方；革命本身既不是道德、也不是价值，既不是目的、也不是方向，它仅仅是人民反抗暴政、推翻政府的有效手段之一；所以，不要神化革命，但也不要否定革命，神化或否定都是走极端。而之所以不能否定或“告别”革命，是因为革命乃是人民的权利，一旦否定了革命的权利，人民不再保留其对抗坏政府的最后手段，那么，在面对最坏的坏政府的时候，我们也许就连改良的机会也都不复存在了。
也就是说，人民可以不革命，也可以反革命，但无论如何，人民仍然天然拥有革命的权利。我们既不能以人民的革命权利来申论某次具体的革命之正当性与必要性，也不能以某次具体的革命之不必要性或其负面后果来否证人民拥有革命的权利。革命的普遍权利与具体革命的正当性、必要性，这完全是两码事。
二、革命与民主没有必然联系
韩寒的三篇短文点燃了一场关于革命与民主的争论。韩寒以调侃的语气写道：“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他说的很对，革命未必带来民主，在近一百年的中国历史中，这一结论不止被事实证明过一次，实际上已经证明过三次。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专制政权，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当然算不上民主政府，只是一个“军—绅政权”；1927年的“大革命”推翻了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即后世所蔑称的“北洋政府”），建立起来的当然也算不上民主政府，而是标准的“专制党国”；1949年的共产党革命推翻了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建立起来的就更算不上民主政府了，而是将专制一步步推向极端的一党制极权政府。整个二十世纪里，中国政治史是由一场接一场的革命所串连而成，这些革命一场比一场更暴烈、更血腥，也似乎一场比一场更“光荣”、更“伟大”，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并没有通过革命而实现民主，反而每多经一次革命便多一些挫折，多一些迷茫，离宪政民主愈行愈远。假如我们把民主设定为革命的预期目标，那么，在一个世纪的革命浪潮退潮之后对革命的历史功绩表示失望或者有所厌倦、有所埋怨，乃至有一点“告别革命”的情绪，也就理所当然了。
革命与民主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革命与民主没有什么关系。让我们准确一点说：革命与民主从来就没有因果关系，革命未必带来民主，民主也未必需要革命。
说革命与民主无关，这一点似乎很难让人理解，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凡是革命，大都是反专制、反独裁的，而既然反专制、反独裁，就理应亲民意、爱民主，那又岂能说革命与民主无关？而且，按照毛泽东的革命理论，近代革命——即农民革命之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一切革命——皆被命名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所谓民主主义革命又还有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分），依此而论，则革命与民主似乎早就是一组固定的搭配了，有时候几乎就是二语一义。再者，在历史教科书中，近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兴起通常被描述为以英、美、法三场革命为逻辑起点，如此，又岂能说革命与民主没有因果关系？但是，很不幸的是，以上这几种理论或历史描述系出于革命精神过于旺盛的革命家和革命史学家，其实全都不那么属实，更不那么正确。
说革命与民主无关，是因为革命虽然可以摧毁旧制度和旧社会，却未必有利于建设新制度和新社会，革命的方法和手段纵然是推翻一个坏政府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却必然不是组织一个新的民主政府的恰当方法和手段；革命可以为民主化扫除障碍——比如扫除旧的坏政府这一最突出、最显眼的民主化障碍，也可能为民主化制造障碍——比如以一种新形式的强有力的专制代替已经逝去的旧政府的衰朽的老式专制。简而言之，革命有时候可以为民主化加油、减负，有时候又可以为民主化添乱、扣分，究竟利弊如何，孰多孰少，却没有一定之规，这要取决于革命和民主化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的人们如何博弈，如何互动。
在大多数情况下，革命之所以滋生，总是因为社会极度不公，人民普遍不满，阶层严重对立，政府丧失信任，现行体制失效，而这些因素仅仅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却全然无益于民主化的进程——它们绝不是建立民主政体的有利因素。广而言之，那些使一场革命得以孕育的条件，往往是使民主政府难以立足的条件，那些使一场革命得以成功的因素，往往也是使民主化遭遇挫折的因素。指出这一点，是要特别提醒那些“一革命、便民主”论者和“要民主、必革命”论者，他们以为革命是民主的必由之路、民主是革命的必然结果，这中间的事情，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当然，本节所论无涉必然性，也就是说，革命与民主的分野不是必然的，正如革命与民主的联姻也不是必然的。如果某一场革命刻意促进了民主化或者在不知不觉之中阻碍了民主化，请相信，起决定作用的通常并不是那场革命本身，而是革命之前、之外、之后的其他更深刻、更长久的东西。
三、不要把革命与民主捆绑在一起说事
在韩寒所引起的争论（以及十多年前李泽厚、刘再复先生所发起的“告别革命”的思想交锋）中，出现了一种把革命与民主捆绑在一起说事的论辩思路，有一些观点是以革命未必带来民主而否定革命，另一些观点则以不革命就不可能真正民主而呼吁革命，这两种观点看似对立，其实犯了同一个错误。
革命与民主既然没有什么关系，那就不能以未能实现民主为由而否定革命，也不能随口许下一个民主的空洞承诺而发动革命。让我们这么说吧：就算革命不能实现民主，那又如何呢？革命原本就不是用来实现民主的，它一直是、甚至仅仅是人民反抗暴政的最后手段（即使不能实现民主，甚至有害于实现民主，那也不能放弃人民革命的权利），是人民面对恶政府坏政府万般无奈之后的痛苦选择；就算革命可以实现民主，那又如何呢？民主政治终究要在持续和平、公正、自由、诚信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良好实施，烈火硝烟、你死我活对革命者是常态，对公民、选民来说，则是无奈。
2012年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