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体制学自苏联，但是有一点学得不太像，那就是党军关系。
枪杆子出政权，苏联政权来自一战溃兵，但是苏联很好地避免了军人干政问题。苏联初期的班子格局是列宁为精神领袖，托洛茨基主掌军队，斯大林主掌党务，布哈林主掌行政。列宁去世之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先后被打倒，表面上斯大林集精神领袖、党政军大权为一身，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的，不可能处理那么多事物，斯大林实际是通过党务系统控制军队系统和行政系统。由此牢牢确立党对军、政的绝对领导地位，直到苏联解体。苏联发生过政变，但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
中共体制相对于苏联体制的特殊性在于，党政军三者界限不清晰，人员互相流动，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明显。毛是党政军总揽，周也是党政军兼顾，刘邓结合也是党政军兼顾，靠派系制衡形成脆弱的平衡关系。每一次大的政治变故，都有军人的因素。
拿枪指着别人很威风，被主席台下的枪杆子威胁着则是另一种感受。90年代以来，排除枪威胁党的隐患的做法是逐步降低军人在党务、政务系统的地位，减缓军人晋升速度。这次人大政协会议上，政治局委员中的两名军人被安排在主席台前排最边上，如此安排具有象征性意义，但是军事代表团仍是人数最多的代表团。
党军关系不稳定，表面原因是毛泽东的口号“枪杆子里出政权”造成的，它像魔咒一样笼罩着党政领导，又像蛇果一样诱惑着的野心家。深层次的原因是首长对党务系统的控制力没有信心。
苏联的党务系统脱胎于教士集团，苏联就是把马克思奉为耶稣的宗教国家。欧洲教会领导行政和军队有成熟的经验和显赫的业绩。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罗马教廷主导欧洲长达一千多年。东罗马被穆斯林土耳其灭亡之后，沙俄接过衣钵，成为政教合一国家，不但稳住了阵脚，而且极具扩张性。欧洲的世俗政权在宗教改革之后才抬起头来的，反而显得稚嫩，文官压不住军人，往往变成军事国家，旋起旋灭，极不稳定。
秦汉首创文官体制，至宋代几臻完美，再没有出现军人干政现象。咸丰年间，即便皇庭气如游丝，曾左等人也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倒是清廷急于强国，学习西方，重用李鸿章、袁世凯等军人，不但葬送了大清，也把西方的军国主义病引入中国，导致二十世纪上半页中国生灵涂炭。日本明治维新至二战，犯了同样的错误，日本犯错误情有可原，因为日本的文官系统远不如中国成熟。中国走向军国化，错得不可原谅。
中国人惨别战乱之苦，又迎来西方中世纪政权。教权压倒政权的结果，亦即真理压倒常识，神性压倒人性，神权压倒人权，1949至1976中国人民算是体验过一回，门票无比昂贵。无论官民，再也不愿意重温那梦魇般的生活，所以80年代行政权复苏。
吊诡的是苏联被历史否定，中国反倒在90年代之后努力接回苏联的衣钵。如果不看经济政策，只看政制，90年之后比76年之前还要接近苏联。当然这只是形式上的类似，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已经破产了，党务系统与政务系统缠绕在一起，难分彼此，所以中国已经是准世俗的文官体制社会。
文官政府的困难在于很难令军人效忠，君主制国家的君主起到效忠对象的作用，现代民主国家是以宪法作用军人效忠的对象。而中国目前既无君主，亦无有效宪法，让军队听命于组织而非个人，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仍然是对个人的效忠，维持脆弱的均衡状态，但是有些异动征兆已经显露。薄熙来的嚣张跋扈，跟军队中有支持不无关联。妥善处理党军关系，是政治局时下当务之急，但从长远来看，中国仍需解决军队的效忠对象问题。
共和国，军队应当有可以效忠的宪法，方能避免军队干政，方能令国家领导人睡上安稳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