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下一步，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很清楚。我总认为，习近平下一步走到宪政民主这一步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提出这种假设的人，一般都是认为，他走向集权，权力足够大了，然后他就具有政治改革的本钱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他既然上台之后折腾这么多事情，到最后他觉得要全身而退，也只好走民主这条道路；从他延长他的权力的角度，也只有这样改制；还有从留名青史的角度……都有。从很多角度看，他都会这么做。
 
但是我的观点是，权力这个东西，是个矢量，不是标量，就是它有个方向。权力不是和物的关系，是和人的关系。权力如果是一杆枪，今天可以拿这个枪打张三，明天可以掉过头打李四；但权力是和人的关系，是一大堆人这种关系。你的权力来自这一堆人际关系，你这种方式就能起作用；你要搞个相反的，在你这儿它就不起作用了。所以说，权力不是万能的，不是任何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相反，你权力越大，到定型的时候，你就越受制于权力本身。你是靠哪些人帮着，执行你的意志，那么那些人的想法，那些人的来历，那些人的种种关系，反过来就决定了你能怎么样行使权力。
 
所以你如果要倒过来，就会发现你的敌人并不因此就喜欢你、就成了你的力量；反过来，你原来的依靠力量呢，这个时候，哪怕不变成你的敌人，至少不可能继续成为你权力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面临这么一个大问题：即便从个人安全来讲，他发现，如果实行民主他风险非常大，大到树了那么多敌人，他怎么有把握一旦实行选举人家都会选自己而不是把自己打倒呢？
 
你看那些独裁者，蒋经国也好，别人也好，他有一条，上台之后做的事，基本上是朝着宽松方向走，不是在树敌，不是朝不断给自己增加更多敌人的方向走。所以在他进行政治开放改革的时候，除了自已原来权力很大之外，另一方面他已经又积累了一定的本钱。没有一个领导人，在上台之后先靠不断地集中权力，以至于成为一个独裁者，而在集中权力的过程中，得罪了各方面的人；然后他摇身一变，回头搞起民主来了。他会认为，一旦搞起民主来风险更大；不搞民主呢，也许还安全一些。如果他权力已经大到这个程度了，完全可以采取别的方式嘛，比如说可以延长自己的任期，或者像邓小平那样，哪怕退了位了，但垂帘听政，实权仍然在自己手里，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我都给他指定了——那同样可以全身而退了嘛，他这么做肯定更容易嘛。
 
相反，如果你要在这个时候来个180度大转弯，要实行宪政民主了，我看他反而会觉得危险莫测：他的敌人，他过去得罪的所有人，这时候都可能冒出来。而他的亲信，他手下的人，那个时候不一定会跟你。所以历史上也没有这个先例。咱们可以总结归纳历史上所有那些以独裁者名义结束独裁的事例，都是这么一个过程：在此之前，执政者执政的曲线基本上还是朝宽松这个方向走，而不是朝不断地强化打击这个方向走的。
 
另外，谈到民主，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在此之前，要使社会矛盾尽量不要尖锐，使它趋于缓和，使社会张力减弱而不是加强。一旦加强了，到头来你会发现越发地不敢丢掉手中的权力。
 
咱们再看现在习近平上来之后，四面出击，树敌非常多——当然这和中国这个体制有很大关系。这个体制是这样的：一个人一旦居于最高位置，那么他的权力似乎就是不受约束的。在毛泽东死了之后，这个制度本身虽然没有能得到改革、得到改进，但是由于先前所造成的巨大弊害，人们对那种权力的强化、权力集中在个人，有高度的警惕，再加上所造成的特殊局面，比如说，“四人帮”垮台，是华国锋下令抓的。华国锋名义上是一人兼具了党政军各种最高权力；但另一方面，他在党内各方面的威望、人脉，显然还不足，他执政后，又不能不依靠或者说重新启用一些所谓“老一代”。而“老一代”，虽然没有最高的权位，但是他们的人脉关系显然要大大胜过华国锋，这么就形成了一种很奇怪的格局，就是，名义上最有权力的人，没有实际上的最大权力；而实际上有最大权力的人，没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名和实是互相分离的，因此无法形成名副其实的独裁权力。邓小平讲，毛死之后他就是核心，他说了算。但是他说这话是“六四”以后才这么讲的，在“六四”之前他没这么讲过，他要是“六四”以前这么讲，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嘛，他不会这么讲。而“六四”以前，事实上他的权力也不是那么大，别的在前台的人物，起先是华，然后是胡，是赵，都占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再加上一大堆元老啊，邓的权力还不是他一个人就说了算。“六四”这事，那显然是他乾纲独断，一个人做出来的，到“六四”之后，胡赵这些人不消说都已经退场了，那些元老已经都认了老邓了——包括陈云，也是在“六四”之后，九二南巡之后，那才算是彻底输诚，权力才集中到邓小平一个人手里来。
 
当时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背景，使得在那种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之内，在旧体制没有变化的情况之下，一时间没有出现这么一个靠着权力机制而发挥独裁作用的人物，那个时候发挥权力影响的，和那个位置之间，就是权和位，是不相称的，是错位的。而到后来，到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从一开始他就得到解决，就像我原来讲的，原来的江胡两个元老的势力互相抵消，当习掌握最高权力的时候，就没有人对他还能有所牵制了。而其他文武百官一看到这个趋势，西瓜偎大边，就都靠到他那边去了，使他的力量得到空前的加强。
 
但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毕竟执政的根基太浅。这个根基太浅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在这种体制之下，你要一级一级爬上去，一直到最高位，在这个过程中间，你是不能拉帮结派的，别说你了，我们知道，过去连太子都不敢拉帮结派，怕他老子看到不放心，何况你。在还没有选定你当接班人之前，你不敢这么干；选定你当接班人之后，你更得小心谨慎，跟各派保持等距离，不能太器重某一些人。但这么一来造成的问题是，等你继位之后，你发现没有一个你信得过的班底，所以一上台搞了那么多小组，每个小组都自己兼任组长——这就是说，习根本没有放得下心的人。而他比较放得下心的人，都是级别太低，我可以把你拉到小组里去，但是你在小组里说话无足轻重，安你当组长也没用，所以必须我习近平亲自来当组长。我来当组长就等于你来当组长，因为在我们小组开个会，如果我不当组长，比如，就叫陈小平来当，那你们这帮人谁也不听他的，陈小平的意见无足轻重。反过来我当组长呢，那陈小平讲什么话，大家全知道，这就是我的意思。哪怕他只是组员，位置排得很后，你们各位级别都比他高，但是组长是我，最后拍板是我，而实际上，我对这个专业不熟，对这个事情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必须要有陈小平来搞，我就信得过他。这么一来，通过自己兼任组长，习的亲信安排在小组中间，哪怕担任不重要的组员，由习近平自己当组长，就使得他的各个亲信，在小组中就占了主导地位了。
 
反过来也就说明，习近平是不得已，不得不这么做。他不像毛，毛在文革中，开一些中央会议的时候干脆自己都不来，就让你们开去，甚至让刘少奇主持开个会，把彭罗陆杨给打倒了。他来都不来，有把握嘛。你这习近平就得事必躬亲，他知道只要他不在那儿，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也说明他权力的薄弱。在现在这种体制下，习可以把按照顺序排在前边的人，以这种理由那种理由把他剔除掉，但是很难把他喜欢的人、他相信的人，从很低的位置提上来。而且他在党内要提拔亲信，他都不知道谁是他的亲信——不像打江山那批人，他们有那种经历、那种交情，就知道谁是谁的人。他只能用他的熟人，他也不敢说熟人在政见上就和他一致。他无非就是很简单地思考：我重用你，就是因为我们原来的这种渊源关系；你也知道这个道理，你自然会效忠于我。他是用这么一种简单逻辑建立起来的。这并不等于他选拔的这个人一定具有很强的能力，而且他们每个人不可能完全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哪怕他忠于你。你希望他具有一定的能力，那他就免不了对各种问题有他一定的看法。他很难断定，他提拔的这些人，是不是就一定能如他的意。连老毛都这样：提拔了一个他不喜欢后来干掉了，又提拔了一个他不喜欢又干掉了，可以想象，习近平对他提拔的人就那么放心？但是相比之下，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那么做。
 
现在，反腐大刀阔斧，走了这么远，确实就是习近平想停也停不下来。你在不断地树敌。这些人，由于体制造成的原因，被清洗的人，很难有效地反抗。像他们最初整肃的，军头也好，封疆大吏也好，都有相当的实力，怎么都没有起来造反的？因为你要地方的人造反，是相当困难的。象薄熙来，出了王立军的事情之后，要去北京开“两会”，你说薄熙来不是傻瓜吗？去北京开两会干嘛，不是明摆着鸿门宴，没好事嘛。你干嘛不在你的重庆、你的西南，你不是说云南的军队跟你挺熟的？那在那儿就拥兵自立吧，扯一杆子。因为去北京肯定是倒霉的事，一定没你的好果子。
 
我想他一定是低估了他去后会遇到的麻烦。但是他绝对不会认为他去北京是好事。他知道麻烦来了嘛，这一点他肯定很清楚地意识到了。但是我觉得，第一、薄熙来那种太子党的张扬，一般的封疆大吏都很忌讳、不可能干、不敢干这些事的，你一个地方官员，和军队的官员去拉关系，这肯定是犯大忌的。但他比较敢这么做，当然仗着他一些特殊的背景，另外他的个性。但他也知道，他的所有这些关系，只有在权力机制之内顺势而为的时候，它是很大的一股力量；如果你要逆势而做，那就完全变了，就靠不住。他可以和那个军长很熟，和那个军区司令特别好，但是，包括那个司令本身，他都完全没有把握，他的手下会听他的指挥。
 
这个和中国过去，比如清末民初那种军阀割据、实力派兴起有很大的差别。中国从来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当中央集权能够正常运作的时候，你地方封疆大吏要独立、要造反，都是非常困难的。当然，过去的交通不方便，过去他不可能频繁地调动司令，所以都使得军事长官和他军队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而你现在，特别是毛掌权后，他很注意调动部队的司令，各个军区的司令，让你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再派个政委，派这个那个，也就是，你一个军官，你哪怕是当地部队的第一把手，你都不知道如果你造反的话，你周围的人，你的政委，你的副司令、副政委，那些人听不听你的。如果那些人你都喊不动，都不听你的，那你怎么还敢搞什么更大的事情呢？这个不像清末，清末的时候，自从太平天国一起来，朝廷发现清兵不起作用，所以朝廷不得不容忍地方势力的兴起，像曾国藩他们这些湘军、淮军就出来了嘛。而且这些湘军淮军都是老乡，彼此都认识，很多部队都是按照原来的一个村一个村编排的，军事长官，他的部队第一是忠于他，最直接听他的使唤，是他的军队。这也就是为什么曾国藩一旦把天平天国平定之后，马上就把他的湘军解散——他知道朝廷看着一定不放心，会给他找麻烦。
 
后来又出了义和团的事，东南这些汉人官员就搞东南自保，不听你朝廷的话。你朝廷中央在和世界各国列强交战，我那边就自保了，公然地对抗中央。而且事后证明，他们对抗对了，中央不得不认这笔账，那么地方势力就更壮了嘛；如果对抗错了，中央赢了，那你这些搞东南自保的一个个就会拿来开刀问斩了，地方你没有实力了么。
 
先有地方武装的兴起，虽然湘军解散了，但是人还在，原来的关系还在，另外，在东南自保、义和团的事，使得当地汉人有了相当大的地方势力，所以在清末时中央的权力已经非常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后来辛亥革命，那是满人、这是汉人，一大堆事，才出现后来所谓军阀割据的局面。也就是说，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国家，要出现军阀割据，你的军队必须是你的军队、听你的。而现在呢，中共这个军队肯定不能说是哪个将军、哪个司令员的军队，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他们要搞割据，可能性非常小。如果他们真要起什么事的话，搞一些阴谋活动，甚至通过正当议程去反对你，这种可能性都要比一个地方拉起了杆子、搞什么造反这种可能性要大的多。
 
这种体制，像文革我们都经历过，哪怕搞得都天怨人怒了，中央领导人的威信还好好地在那儿呆着，没有人敢于去挑战。当然，也有林彪事件这样的。关起门来，既然关系搞得这么紧张，那出事的可能性就很大，出现纰漏的可能性就很大。“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总有一次，不定哪件事出来了，就因为那件事，成了个引爆点，因为整个事情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理论上讲，高度紧张状态，也可以维持下去，如果你每个纰漏都注意到了的话，哪儿出漏洞马上就堵上的话。但是问题是，你攥不住天，有时候难免会出现点事，你没有意识到，你没有料到，就像谁也没有料到会出现个王立军，那整个情况就随之改变了。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习近平的危险是相当相当的大。
 
另外，从习近平个人来说，也确实看不出来——就像他在当储君的时候，访问墨西哥那次讲话，大家马上就觉得这个人，要指望他搞民主那太不可能了。从他说话的那种口气，那种价值取向，那真是和善良的人所希望的相差太远。
 
再说，我想他们这一代人，思想、观念，现在一般人谈到他们的情况，免不了从文革谈起，“红二代”文革时候怎么样受难，然后怎么怎么样走过来。他们很少谈到，80年代，“六四”，这些对他们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因为第一，如果没有“六四”，在“六四”之前我们都知道，在年青人中间，位居前列的，所谓领军人物、年轻官员，可能要接任高位的那些官员，领军人物都是不是“红二代”。是因为“六四”那件事，把平民出身的接班人大多都打下去了，边缘化了。就是在“红二代”中间，在“六四”之前，占据比较高的位置的、当时政坛上比较活跃的一些官员，胡德平、陶斯亮、罗点点、陈昊苏，那时候他们的位置比习近平这些人位置还更高，他们年纪也大一点。也就是说，“红二代”中间思想比较开明的那些人，尽管“六四”没有把他们直接打倒，但是他们被边缘化了，地位变得不重要了。因此，习近平薄熙来是因为由于“六四”才使得“让自家孩子接班”成为一个大趋势，他们才可能接位。经过“六四”负淘汰，使得“红二代”中比较好的人边缘化了，才使得这些在他们那一代人中比较差的人，有机会进入了权力核心。所以谈到“红二代”，不能一概而论，不是“红二代”都是这个样子，“红二代”中间，有很大很大的差别。而习近平这些人，恰恰是“红二代”人中间比较差的这么一些人。再加上前朝积累下来的这些中国的国力，那他们更把他们那种显然是反民主反自由的政治野心给召唤出来。所以你看他，上台之后更多的做的事完全是与我们期待的背道而驰的，完全是相反的事情。
 
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他认为政治改革必大权在握才集权，集权是为了一个好目的，虽然干了些坏事，可那是为了集权嘛，集权是为了做大好事嘛……这个逻辑肯定站不住脚。因为，就算你想集中权力，是为了下一盘很大的棋——为以后你搞所谓“民主改革”，那你也不必去做那些缺德的事吧？没必要做得比前任还更过分吧？有些事显然是做得太过分了，特别是在压制民间自由派这方面，走得太远了。所以就使得他如果要回过头去，基本上就是不可能了。他只有沿着眼下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
 
我想，他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了，他将来转身搞所谓“民主宪政改革”，基本上完全不可能。另外，他也不会出于自身安全的需要，去进行政治改革，因为他完全可以延续前边的例子，使他的权力地位，或者是延长任期，或者是通过垂帘听政等种种方法，来保护自己。他真正的麻烦在于这种四面树敌造成的社会高度紧张，尤其在官员阶层的这种高度紧张，随时可能出现一些不测的危机，这个可能会对他的未来的行动造成很大的影响，包括未来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上，都构成非常大的困难。他到底能够走多远，现在也不清楚，看起来也会有很大的阻力。
 
 
在中國研究院和《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在紐約聯合舉辦《習近平的下一步》研討會上的发言